把冷门领域“炒热”，做别人不做的东西，，这才是一种科学精神

1979-1989年间，李政道、吴瑞（Ray Wu）、William von Eggers Doering和陈省身（Shiing-shen Chern）通过物理、化学、生化、数学四个中美博士生考试与申请项目（China-US PhD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s, CUS-PhD-EA）选派1700余人赴美攻读博士，培养了大批顶尖人才。该系列访谈旨在通过展示这些校友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中国乃至全球发展所做出的集体贡献，彰显这些项目不仅对中国，也对全球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昌增益：我叫昌增益，出生于江西萍乡农村。高中毕业后，我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本科。本科毕业后，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随后被选上参加CUSBEA项目的笔试和面试。1984年我被录取，经过英语培训后，于1985年赴美国贝勒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在该校继续做博士后研究。

1996年我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1998年被提升为正教授，那时我33岁。2003年，我调到北京大学，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现在我担任北京大学跨院系蛋白质科学中心主任。我的研究重点是蛋白质。

墨子沙龙：您是如何与CUSBEA项目结缘的？这个项目对您意味着什么？

昌增益：这个项目的影响是巨大的。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年轻学生毕业后几乎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自费留学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公派项目。而且当时没有托福、没有GRE，没有这些成绩，申请美国学校几乎不可能。所以在那时，CUSBEA项目对最优秀的大学生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我当时报考研究生，被录取后又参加了这个项目的笔试和面试，一路层层筛选。

那时竞争极其激烈，每个人都盯着这个机会。如果没有CUSBEA，就完全没有出国的可能——你必须在国内读研究生，然后依靠这个项目才能走出去。所以在当时，这是唯一的途径。几年之后大家才有了自主选择的空间，但那时一点选择的余地都没有。生物、物理、化学，几个学科都靠这个由教育部组织的大项目。

我觉得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真是一个重要机会。那时还没有完全开放，大家都在国内，把美国想象得非常厉害，所以能够到美国去，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既是一大挑战，也非常有吸引力。

墨子沙龙：您后来为什么选择将蛋白质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具体在做哪些内容？

昌增益：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直接执行者。我们人体基因组编码了大约两万多种蛋白质，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依靠某一种蛋白质或许多蛋白质协同发挥作用。早期对蛋白质的研究都是从体外进行的——像施一公老师、颜宁老师他们，都是把蛋白质纯化出来，在体外解析结构，做各种表征。我们开始也是这么做，但后来我们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直接研究活细胞中的蛋白质。

因为蛋白质的发育和功能是在活的细胞里面实现的，细胞内的环境跟试管中的环境完全不同。我们过去长期研究活细胞中的蛋白质，有了很多新发现——这些现象在体外是看不到的，必须在活细胞里去探究。我们研究在活的细胞里面蛋白质怎么生成、怎么发育功能、怎么调节自身的行为。

墨子沙龙：您怎么看80年代国家派出留学生这一举措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昌增益：我觉得这些在80年代组织的留学生项目贡献非常大。出去的人带回来的不只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学术氛围。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科技突飞猛进，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吸收了世界各国的养分——美国只是其中之一，我们的留学生遍布全球，哪里都有中国学生，甚至朝鲜都有。这种开放的姿态，把一切有益的成果吸收进来，然后为我们所用，这才是发展之道。

墨子沙龙：在当下，您认为中国科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昌增益：科学研究最大的挑战在于，你往往不知道突破点在哪里。我常跟学生讲，学习的最高境界是读到书上没写的、听到他人没讲的。做学问就是这样——你做的东西必须是别人不知道的，但当你把它说出来，大家才发现原来这件事很重要、很有趣。在你点破之前，谁也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中国首先要有优秀的人才队伍和良好的教育体系，要给学生提供一种创新思维的土壤，让他们养成提问的习惯，然后去发现新问题、实现新突破。我讲的是科学——科学是上游，技术是下游。如果你的科学水准很高，技术问题通常不会差到哪里去。技术人才和知识储备到位了，下面自然就好办了。中国把这些方法体系、思维体系、学术体系都学来了，然后我们自己加以创新和提高，对此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墨子沙龙：科学是不可预测的，那研究者该如何选择和坚持自己的方向？

昌增益：科学是不可预测的，你不知道哪里会冒出新东西。2003年国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时，我们提出中国什么领域都要做。你不知道突破会从哪里出来。

我跟学生说，不可预测的重大发现才是真正的重大发现——可以预测的东西意义就不大了。像AlphaFold，它能被预测出来，科学意义可能会被重新审视。我们对科学的兴趣不在于这种可预测的东西，而在于发现一件从没听说过的事，那才重要。

所以科学需要一种氛围的养成，一种思维方式的养成。这不在于具体的知识——知识很容易学，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但提出新的问题、瞄准新的方向，只能靠人的大脑去完成，而且只是少部分人才能看到，然后逐渐壮大，发现一个大家一开始都忽略的大方向。

在科学上，把冷门领域“炒热”才是高手，跟风追热点没什么意义，谁都会做。有些研究者做的东西开始没人理会，发论文很难，拿经费也很难，但突然某一天大家发现它很重要——这才是伟大的科学。以前我们总是跟热点，美国人做这个我也做这个，这不重要。你要去做别人不做的东西，这才是一种科学精神。科学就要在这里突破。

墨子沙龙：您对年轻科研工作者有什么建议？

昌增益：科学研究需要非常全面的素质才能做成功。勤奋努力很重要，能够面对挫折、不气馁、不放弃也非常重要——这种精神年轻人一定要有。科学肯定很好玩，有很多东西要做，尤其是生命科学，如果你有兴趣，肯定值得投入。但路肯定是艰难的，谁也不能保证成功，只有做成功了才知道。做不成功也没关系，只要你努力了，结果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年轻人应该勤奋努力、坚持不懈，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