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爱玉（原创） | 耙耕人生：张明刚素描

耙耕人生

——张明刚素描

文/罗爱玉

鄂北随州，桐柏山南麓。苍茫的群山绵延南下，行至此处放缓了脚步，化作温柔的丘陵与纵横的沟壑。溠水自大仙垛幽深处发源，一路曲折蜿蜒，淌过百余里的山野与村落，汇入涢水，奔赴长江。

吴山镇联申村，就静卧在这片丘陵与河水的温柔褶皱里。早年，杜家仓房这个联申村里的自然村，聚居着十七八户人家，百余口乡亲比邻而居，日子清贫，却因着人烟而有了些许生机与暖意。

温世鹏，这位八十多岁的老村支书，一直住在这里，看着村里一代代人长大、走出、归来。在他漫长的记忆里，最清晰、最难忘的，始终是村北头那个眉眼清亮、秉性坚韧的少年——张明刚。

一

初夏，天还没亮透，露水沉甸甸地挂在草尖上。一个赤脚站在木耙上的孩子，一手攥紧牛绳，一手高扬鞭子，吆喝着“哒哒咧咧”的古老口令耙水田。耕牛欺生，猛地一窜，少年应声摔倒在耙下，锋利的耙齿划过腿肚子，浑浊的水面上顿时漂起一缕殷红。他一骨碌爬起，一声没吭，继续耙着。待到傍晚收工，奇迹发生了——那头欺生的耕牛开始听他的口令，步伐均匀，转弯时甚至回头蹭了蹭他的胳膊。

那一年，父亲已经离世九年。山坡上的坟土还很新，刚冒头的青草遮不住四野空旷的冷清。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的张明刚，是家里的长子。父亲走后，这个还没长大的孩子，便主动顶起家里半个屋梁，替母亲分担风雨，护着年幼的弟弟。

张家的老宅院，门口紧挨着一口堰塘，堰边立着一根电线杆，杆旁那条长石凳，是村里人歇脚闲谈的地方。院子里能摆三四桌酒席，家里做了好吃的，半条湾子都能闻到香。院墙是土夯的，经年雨水冲刷，墙根处冲出一道道沟痕。每到夏天，后山的雨水流下来，堰塘的水漫上来，门口的路便成了烂泥塘，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脚踝。

这处简陋老旧的农家小院，装着张明刚整个少年时代的清贫与坚韧。

从懂事起，他就知道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浸着汗与泪。学费没有着落，他便跟着伙伴们自己想法子。

天色将黑，少年们带着手提灯出发了。每次去深山，要走二三十里崎岖山路。山路两旁是密不透风的灌木丛，夜里常有野猪和豺狼的叫声从幽深处传来，瘆得人头皮发麻。他们不敢停，手提灯光微弱，照不出几步远。到了山上，摸黑砍柴、捆柴。山风从桐柏山垭口灌下来，吹得人骨头缝里都是凉的。

有一回，实在寻不着歇脚处，几个人钻进养蜂人遗弃的草棚，棚子四面漏风，顶上漏雨，旁边就是一片老坟地。夜半雨大起来，顺着草棚的缝隙滴在脸上，谁也顾不上怕鬼了，只蜷在角落里，捱着，等着天亮。

去十几里外的四方山拉石灰，砍柴，扯秧……但凡能挣几毛钱的活计，他一样没落下，夜里被冻醒或被蚊子咬醒是常事。几十斤的木柴压在十几岁的肩膀上，山路坑洼不平，碎石硌着赤脚板，走着走着脚底磨出血泡，腿抽筋，疼得蹲在路边，半晌起不来。一担柴挑到集镇上，换来的，只有两三块钱。

那年夏天，在山上砍柴，天色骤变，暴雨如注，倾盆而下。山洪从四面沟壑中咆哮着涌来，水位转眼没过膝盖。他们手拉手往高处撤，一个小伙伴脚下一滑，差点被激流卷走，张明刚死死攥住他的胳膊不松手，拼尽全力将人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雨停之后，辛苦砍来的木柴尽被洪水冲去，几个人空手下山，一路无言，将满心的无奈与饥饿藏于心间。

但这些苦，张明刚从不在母亲面前吐露一个字。他知道，母亲心里比他更苦。那个冬天，他的棉鞋破了底，露出脚后跟的冻疮。母亲半夜起来，把自己一件旧棉袄的袖子拆了，赶在天亮前给他缝了一双新棉鞋。次日清晨，他穿上，一句话没说，扛起锄头出了门。走到河堰边，蹲下身，鼻尖发酸，好一会才站起来。

二

从南边进村的路旁，草木掩映着一座普通的合葬墓，长眠着张明刚的父母。没有精致的碑刻，没有繁复的修饰，这座墓和周边寻常坟茔别无二致，安静地伫立在山野之间，见证着日出日落、风来雨去。

张明刚的父亲叫张广炳。他走得早，一九七〇年农历十月十四，风硬得像碎石子，刮过桐柏山南麓的村庄。六岁的张明刚披麻戴孝，双手捧着一个瓦盆，走在送葬队伍最前头。他太小了，瓦盆沉沉的，有些抱不住。身后八个汉子抬着一口黑色的木匣子，脚步沉重，把泥泞的路踩出一个个深坑。

父亲走了。留下一个家——年迈的外公外婆，几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姐姐已出嫁，最小的弟弟出生还不满八十天。这个家，从此要靠他母亲一人，用双肩扛起。

母亲的名字，村里人已经很少有人能准确叫出了，平日里总是亲热地比着自家孩子叫。只记得她一米七的个子，走路带风，性情温润宽厚，一辈子极少跟人红脸。在温世鹏的记忆里，张母为人耿直坦荡，没有半点私心。邻里小孩玩耍拌了嘴，只要牵扯到自家孩子，她永远先责罚自家儿女。她帮全湾邻里缝衣裳、纳鞋底，手艺在方圆十里家喻户晓；谁家来了客、摆了宴，她放下自家的活计便过去帮厨；家里仅剩一点吃食，先让着登门的客人；若是断了粮，有亲友到访，她宁可四处借粮也要体面招待。整个湾子的人提起她，都会竖起大拇指。

最艰难的那几年，家中没有半点积蓄，一家人全靠生产队分发的口粮勉强度日。白天，她和村民一样下地挣工分，辛苦劳作一整天；深夜她还守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纺线织布，常常熬至鸡叫。有年冬天，村里集中挖树槽植树。寒冬腊月，土地冻得铁硬，一镐下去只崩出拳头大的白印。正常农户两三天就能完工的活计，她一个人干了整整五天，手脚并用，膝盖跪在冻土上，一寸一寸往前蹭。她的手掌缠满布条——布条被血水与泥浆浸透，冻成硬邦邦的“铁手套”，攥住铁锹把时吱吱作响，像砂纸在打磨生铁。生产队长看不过去，要给她减任务，她头也不抬，闷声说：“我男人走了，工分不能少。孩子要吃饭。”数十年间，她从未向村里、向政府诉过一次苦，未开口求过一次帮扶。几个孩子就这样被她一个一个拉扯大。

许多年后，张明刚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一个布包，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姐弟们小学时用过的每一张奖状，边角都已经泛黄。

三

上了学，日子还是紧巴巴的，但张明刚的天分，却像山涧的清泉，再贫瘠的砂石也挡不住它汩汩而出。

启蒙恩师杜老师为人忠厚朴实，对待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在他眼中，张明刚是最特别的孩子。别的同学反复诵读几遍才能熟记的课文，他通读一遍就能牢牢记住。天赋之外，最难得的是他远超同龄人的自律。

同窗邱泽兵、温恒林至今还记得——下课铃响了，别人往外跑，他把当天的功课温习完了才起身；周末回家干完农活，晚上在煤油灯下还要看几页书。那时买一盏煤油灯、添一勺煤油，都是要再三掂量的事。能省一点是一点，他常常借着灶膛里跳动的火光看书。灶膛里的光一明一灭，映在书页上忽明忽暗，他便跟着那光，一行一行地读，一字一字地嚼，仿佛要把每一个字都咽进肚子里去。

有一年冬天出奇地冷，教室里没有炉子，窗户上糊的纸破了洞，北风灌进来，冻得孩子们双手红肿。张明刚坐在靠窗的位置，手上生满了冻疮，握笔都困难。杜老师看在眼里，把自己的棉手套拆了，给他缝了一副半截手套，露着手指头好写字。后来，张明刚回乡，专程去探望杜老师。老师老了，背驼了，却依旧清晰记得那个寒冬里靠窗苦读的倔强少年。

初中毕业那年，农村分田到户了。十五岁的张明刚，纵然心里千般不舍，也只能放下书本，回家种那分得的十二亩半水田和旱地。

他学会了耙耕。学会了和耕牛较劲，学会了和土地较劲——也学会了在无声中咬紧牙关，把每一件农事做到极致。

真正的成长，往往不在书声琅琅的教室，而在独自面对生活的荒野时，那颗不肯低下的头颅。

张明刚也有过快要撑不住的时刻。

一九八三年隆冬，是他入伍后的第二个冬天。东北边境的雪下了三天三夜，哨所外的积雪漫过了窗户的下沿。那晚他站后半夜的哨，气温接近零下四十摄氏度。下岗后他钻进温暖的被窝，身体哆嗦了一小会才止住。天亮后，他接到母亲写来的信，信纸折了三折，字迹歪斜——母亲的手指已经伸不直了，风湿缠了她整个冬天，却还在信里说：“家里都好，你不用挂念。”

他攥着那封信，坐在炕沿上，第一次没有立刻回信。就那么坐着，望着窗外的雪，望了很久。头深深低垂，脊背微微颤抖了一下。那天上午他没有出操——这是他军旅生涯中唯一一次“违规”。班长找到他时，他已经把信折好塞进贴身口袋，正往脚上缠绑腿，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班长，我没事。走吧。”

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那一刻我忽然害怕了。怕母亲等不到我回去的那一天，怕我拼尽全力也赶不上她老去的速度。”——这是他数十年日记中，极少见的、近乎脆弱的句子。从那天以后，他再也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操练。

四

作为军人，最大的荣耀莫过于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张明刚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一九八七年，是张明刚当兵第五年。这一年，军委命令他所在的沈阳军区，抽调骨干官兵，组建精锐之师，赴西南战场轮战。听到消息，他二话不说，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主动请缨。不久，他被批准编入成都军区第十三侦察大队，奔赴云南边境作战。

老山前线，猫耳洞。洞内温度四十摄氏度，空气里弥漫着腐肉与火药混合的腥臭，密不透风的坑道像一只闷烧的陶罐，把人身上的每一滴水分都蒸出来，又混着汗水淌下去。炮弹炸开的声响闷沉地传进来，震得耳膜发胀，碎石簌簌从洞顶落下，砸在钢盔上当当响。

他手中握着一支铅笔，在膝盖上的日记本里一行一行地写着。字很小，挤在一起，却一笔一划。排长探头进来催他转移，他头也不抬：“请再给我五分钟。”排长急了：“你不要命了？”他这才抬起头，脸上全是汗水和泥土混成的泥痕，眼睛却很亮：“排长，这些字，是这群兄弟拿命换来的凭证，我得写完。”

洞里的温度太高，日记本的纸页被汗水洇得发软，墨迹洇开了一小片，他用手背压住洇湿的地方，等字迹干了，再翻下一页。那天晚上，他从猫耳洞里爬出来换岗，身上的衣服能拧出水，贴在后背的那片布已经磨破了，露出被汗水泡得发白的皮肤。他靠着战壕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半截铅笔，在烟盒背面又补了几行字——他怕白天记下的那些人名，被炮火震得忘了。后来他才知道，就在炮弹炸响的那一刻，右侧阵地有一名战友被弹片击中，没能抢救过来。那天的日记里，他在战友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小小的圈，没写别的字——多年后，这些浸着硝烟的文字，成为《军履回望》中最滚烫的章节。

那次战斗中，他负责采写的一篇战地通讯被《解放军报》刊发。稿子见报那天，他正和战友们在阵地上抢修工事。通讯员把报纸递过来时，他的手还在流血。他看了标题，继续干活。后来那篇稿子被大队当作“鼓舞士气的战地教材”，印发到各连排。他只在日记里写了一行字：“稿子上了报，兄弟们的名字被人记住了。”

此后数十年，从东北边关到西域戈壁，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农家子弟的本能——双脚要踩实地面，双眼要看准前方。少年时在田里扶犁，青年时在哨位握枪，中年时伏案执笔——脚下踩着的，始终是同一片土地。

其实，参军之路，并非坦途。公社和大队干部第一次讨论征兵名单时，考虑到他家严重缺劳动力，不同意放行。母亲得知后，挨个去找村干部、公社干部。她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只会一遍一遍地恳求：“我这辈子没求过人。这一回，我求你们——让娃走。家里还有我，他二弟也长大了。天大的困难，我们自己扛，不给组织添麻烦。”一个失去丈夫多年的农村妇女，站在干部面前，双手粗糙，声音不高，却说得无比坚定。那份倔强和恳切，像秋雨渗进干裂的田垄，渗进每一个人的心里。最终，温书记和其他干部都点了头。

离家前一天，母亲在灶台边煮了最后一顿早饭。她没多说话，只是在灶膛的火光里，静静地看着儿子。张明刚不敢抬头——怕看见母亲眼里的不舍，更怕自己忍不住哭出声来。次日清晨，他背上行囊，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从此，故乡在身后，家国在前方。

他给家里写信，也给村里写信。

信封上的字写得工工整整，像铅印的一样，收信人有时写“联申村党支部”，有时直接写“温世鹏收”。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温世鹏把它们按年份收好。

温世鹏每次拆开信，里面从没有说苦。信纸上问的是：村里收成好不好？乡亲们有没有难处？谁家盖了新房子？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学？问完了村里的事，才简短地提一句自己立了功、受了奖。他把荣耀藏在最后，把牵挂写在最前。

一九八八年，他从云南老山前线寄回一封长信。那封信是在战地写就的，信纸上似乎还残留着硝烟味，带着猫耳洞里潮湿的水渍。他写了戍边日常，写了猫耳洞的艰苦，写了战友们在炮火中的勇敢，也写了自己要为部队争光。

那年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温世鹏当众读了这封战地家书。全场党员静静聆听，不少人低头擦拭眼角。一纸薄薄家书，跨越千山万水，把边关的家国情怀，深深根植在了故乡的土地上，根植在了乡亲们的心底。

战后，张明刚带着沉甸甸的荣誉和破格提干的身份，从西南战场归建东北部队。后来，他从沈阳调到北京，从北京派往新疆，又从新疆回京任职，职务越来越高，信里的字却始终问着同一件事：村里的堰塘修了没有，石凳旁的老树还在不在，村上有没有需要他帮忙宣传报道的好人好事？过了几年，有了电话，信渐渐少了。但每次回乡，他必然登门拜访温世鹏。老书记说：“他进门先敬礼——不是摆架子，是规矩。然后坐下来，一五一十汇报自己在部队干了什么、到了哪里。”后来他身居高位，却毫无架子，一辈子从未凭借特殊身份，为自己、为家乡谋取过任何额外待遇。

即便后来晋升将军、退休归乡，再见老书记，他依旧是那句质朴诚恳的“老书记好”。在温世鹏眼中，六十岁的将军与十五岁的少年之间，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霜与征尘，却又像是只隔了个昨天——“没变，明刚还是那个明刚。”

五

从边防战士到共和国将军，这条路张明刚走了三十五年。由于工作需要，他的岗位不断变动着，从基层部队主官、各级机关干部到军委机关部门领导、部队领导。每个岗位他都干得扎实，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但这些履历上的数字，他从不在信里跟母亲和老书记提起。

二〇一八年春天，张明刚回乡探亲。在此之前，他已挤身于共和国将军之列，但回到村里，还是穿着便装、见人就递烟的那个年轻人。他挨家挨户走了一遍，问庄稼、问收成、问孩子上学。走到哪家，哪家的老人就拉着他的手，眼里闪着泪光：“明刚回来了，回来了就好。”

那天晚上，他找到温世鹏，问村里还有没有特别困难的人家。温世鹏列了一份名单。第二天一早，张明刚揣着一沓装有现金的信封，按着名单一家一家找过去。那些人家，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是病残在床，有的是孩子多劳力少。他进门也不多坐，把信封轻轻放在桌上—— “拿着，给娃买点书，买点肉。”

温世鹏说，他给了联申村与邱河村合并后的大村子的十几户人家，每家一千，一分不少。而那些年，他自己在部队过得并不宽裕。

这件事村里很少有人知道。张明刚不让说。温世鹏憋了这么多年，这次采访才第一次说出来。

温世鹏喃喃道：“不管在外头当多大的官，他还是咱村里的那个娃。”

张明刚一直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

二〇二二年十月，《军履回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五十五万字，一百八十三篇文章。问世不久，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便亲自为他写书评，称赞其“以真诚、笃实之心书写着从乡村少年到边防战士，到共和国将军的生动、奋进之路”。

张明刚在后记中写道，回顾我这六十年，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耙耕。

从田间的木耙，到战场的钢枪，再到手中的笔——他始终在以不同的方式，犁开命运的冻土，播下希望的种子。

次年春天，一万余本《军履回望——张明刚自选集》，从首都北京发往全国各地千余所高中。书里面，有张明刚的亲笔签名。张明刚说：“小时候曾为一支铅笔发愁的滋味，我记得太深。书能送孩子们一程，但路还要靠他们自己走。”

那个曾为作业本发愁的寒门少年，如今将自己熬过的苦，化作了照亮他人的光。

这光，也照见了生他养他的土地。张明刚筹划着将自己的藏书赠给故乡，他和随州图书馆正积极对接此事。

他的家乡湖北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编钟古乐之乡。这片土地似乎天然懂得一种古老的生命哲学：真正的乐章，从来不是一声定音，而是以千年万次的敲击，教人听懂什么叫“不疾不徐，绵绵不绝”。张明刚的人生，恰如那编钟的律动——每一步都踏得沉，每一声都敲得实，回响在这片土地的沟壑与山梁之间。

近年来的清明，张明刚总要回到故乡。伫立在父母坟前，山野清风拂面，蒙蒙烟雨笼罩故土。母亲灯下缝补的身影，父亲长眠的那面山坡，一幕幕，涌上心头，漫过眼眶。

他在《雨中的思念》中写道：“清明的雨是思念的雨……杏花烟雨年复一年，思念化作春泥，铭记长成青山。”

桐柏山南麓，溠水岸边，联申村那十二亩半田地还在。只是当年那个少年，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

从乡村少年到共和国将军，这条路他走了许多年。他走得足够远，远到许多人在《军履回望》的书页间才能读到他的名字。但他却走不出那片水田的倒影。

二〇二六年春天，张明刚再次回乡。车停在村口，他执意步行进村。路过那片已流转给种粮大户的稻田，他站住了。蹲下身，抓一把泥土，在掌心攥了攥，又松开，任土粒从指缝间漏下去。

温世鹏站在不远处，看着他的背影。鬓角斑白的将军，蹲在田埂上的姿势，和四十多年前那个赤脚扶耙的少年一模一样。

“走吧，温书记。”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声音很轻，“回家。”

作者简介： 罗爱玉，女，7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随州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曾都区作协主席。有诗文发表于《诗刊》《星星》《长江文艺》《绿风》《诗潮》《扬子江》《北京文学》《诗歌月刊》《草堂》等报刊。曾在诗刊社、星星诗刊等举办的全国诗赛中获奖三十余次。著有诗集《青青玉米地》《我想送你半个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