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和鲁奖“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舆情分析和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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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燕志华

这段时间，青年作家蒋方舟，和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苏州“外卖诗人”王计兵成为热点人物。

他们的成长背景和网民评价，是非常不一样的 。前者是所谓功成名就的成功者，属于社会的中高阶层；后者属于刚刚获得关注的“草根阶层”，生活和作品都特别接地气。

结合当下的网络心理，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谈谈是有价值启示的。

1、“老派名人”遭遇挑战性围观

蒋方舟虽然依然年轻，但是在今天的网民看来，属于“老派名人”。

就是父母或者家里人利用圈子、人脉等资源，把她们扶持上马，然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一路包装，成为名人。

这在今天更为注重公平、经常改造职场的年轻一代看来，“老派名人”更多是资源垄断时代的产物，因此具有某种“原罪”。

在清华大学肖鹰教授举报蒋方舟之后，一股网络深层的群体情绪，如同潮汐一样开始了暗流涌动，这是一种巨大的能量。肖鹰教授或许深刻理解了网络舆情的原理，知道如何引爆一场关于名人的舆情。这使得这场举报，形成了举报者、对手和网民合力推动的局面。

蒋方舟或许从未真正获得网民欢心。因为她的人生，从头到尾都是“漂浮”在上空的，活在普通网民的头顶。她更多活跃在一个脱离百姓生活的文化圈层。她是被这个文化圈子捧出来，然后继续活跃在这个圈层里。她的生活、文字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那个圈层。

无论是进入清华大学、还是刚毕业就成为知名杂志的副主编，再以作家身份进军商业领域和综艺舞台。她年纪轻轻就平步青云，是因为起点就在“青云”。

当然她并不属于特别高阶的阶层，如果她属于金字塔塔尖阶层，和网民隔着数个层级，反倒安全了。但是文化圈层属于网民踮踮脚就能看得到的阶层，因此经常会遭到网民的围观和议论。

她的公众形象近年来变得岌岌可危，主要在于爱国立场问题。在中美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对抗之后，她曾在日本的游记使其爱国立场显得可疑。她过去的年轻文字和开放态度，受到更多的严苛审视。

在文凭事件发生后，人大第一次通报之后，几乎算是涉险过关了。但是在第二次通报之后，意味着官方实锤了，网民奔走相告的背后，是庆祝又一个传统名人的倒下。

接下来关于贾浅浅的通报，是校方调查、网民期待的共同结果。两人接连被撤销学位，构成了传统名人被审视、被挑战、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2、正在接连出现的社会网络现象

其实中国过去数十年的网络舆情历程，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抗争、挑战社会权威的连续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中国社会。中央自上而下的改革政策，和舆情自下而上的倒逼力量，合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持续进步。

但是近年来，网民群体似乎正从利益抗争，更多走向挑战权威。我的观察是，网民中的年轻人群体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富有激情，表达热烈，更加注重维护权益和社会公平，更加认可自己的群体价值观，并以之为武器，希望改造社会。

为此他们更多挑战那些已经功成名就，却有些可疑的社会名人。作为导演的冯小刚票房扑街，蒋、贾两位女士学位被撤销，已经构成了一种连续性的社会现象。

3、网络“众神的黄昏”

其实不光是蒋方舟和贾浅浅，更多的知识分子和网络大V，在接受网民群体这样的意识形态审视，乃至审查。

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从新媒体的变迁角度来看。新媒体的变迁，不仅是个技术迭代的问题，还往往是平台型的政治人心整体性转向的问题。

比如，在小红书近几年崛起之后，就成为年轻人舆论和舆情酝酿的大本营。“老派名人”或者一些老登，常常成为小红书讨论、非议的焦点。

蒋方舟在2008年进入清华大学的时候，正处于微博走上历史舞台的前夜，依然处于传统媒体时代。她家庭的资源圈子，无论是新概念作文大赛、通过出书等方式成名，再被清华大学降分录取，然后又借助名气行走江湖，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无非都是一个关于权力和资源垄断的故事。

在今天年轻人更多聚集在小红书、豆瓣等舆论场的时候，那些属于传统媒体时代、被垄断资源包装的名人，都被打上聚光灯，被重新细细打量。一旦涉及到权力运作的痕迹，成名本身就显得可疑了。

更重要的是，在年轻人和网民群体开始审视蒋方舟和贾浅浅这样的名人之外，更多的微博大V也在遭受审视。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特殊现象：那些当年的微博大V，尤其是有过大尺度言论的微博大V，正在今天遭遇网民系统性的清算。

这意味着，微博大V在今天是天然具有风险的。因为当年微博大V的崛起，更多是以批判性的言论，剑指体制内的领导干部和腐败现象，以及对于党史、国史的另类解读获得大量粉丝围观的。

但是在2018年，在特朗普对于华为极限施压之后，终于引爆了中国网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大爆发，爱国立场和民族立场成为网民检验名人是否“政治正确”、是否值得尊敬的最主要标准。微博大V当年“恨国”“反体制”的一些大尺度言论，遭遇了今天集体转向的网络心理的反噬。就是说，当年吸引网民的“蜜糖”，成为今天引发网民厌弃的“砒霜”。网民群体心理历史性的反转，必将在中国网络舆论场留下历史的印记。其成果之一，或许就是曾经的微博大V，一个个“落马”了。

这种对于微博大V的“反攻倒算”，包含着年轻一代“弑神”的快意，以及对于“老派名人”垄断资源导致不公平的极端不满。尤其在今天就业不景气，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生也难以找到满意工作的时候，对于资源垄断和社会不公的不满、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变得更为强烈。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蒋方舟、贾浅浅被网民攻击，不应仅仅从个体的痛苦和个人的得失来解读，而应该从她所代表的“老派名人”的群体角度、乃至一个时代视角进行解读。

4、网络群体情绪投下巨大阴影

上面我所谈的，实际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网络特征。网络舆情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其负面性，也正在放大。

经过过去数十年的网络舆情的洗礼，中国社会留下了各种被舆情改造过的社会印记，如同冰川过境。比如：地方对于网民和舆情更为敬畏；权力和资源慢慢在围绕服务大众而展开；网络舆论和公共舆论走到社会历史舞台的中心，等等。

但是网络舆情带来的后果，并非都是正面积极的，它有巨大的负面性，给社会和网络投射了巨大的阴影。

最显著的一点，是网络的群体情绪正在达到一个空前的气势、空前的规模，并且越来越高昂、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

网络群体情绪并不是群体本身，而是群体的衍生物。如果说线下群体是有具体形状和能量属性的“大酒缸”，网络群体则是巨大的酿造窖池，具有相对稳定的菌群和发酵环境，那么网络群体情绪，就是窖池上方挥发的酒精，易燃易爆。

网络群体情绪往往是情绪化、非理性的，裹挟着民意、舆论、愤怒和复杂诉求，在网络空间游荡。在某个舆情事件爆发的时候，它挟风雷滚滚而来，“黑云压城城欲摧”，给地方带来难以承受之重。它是一股巨大的能量，如高空雷电，如深海暗流。它一旦爆发，给地方留下的伤痕，数年难以恢复，乃至成为群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社会和网络能做的，就是尽快顺应它、满足它。

如果对于网络群体情绪进行简单概括，那就是容易愤怒和爆发的婴儿，特别具有反抗性和逆反性。抵触权力、抵制权威、追求绝对公平。这使得传统的社会治理、网络治理，面临巨大的挑战。

你如果要对抗它，它会带来难以承受的网络压力；你如果顺应它，但是又常常不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舆情暴发的第一时间发出通报，往往是社会各方和网络群体情绪达成和解的第一步。

5、如何“接住”群体情绪是个挑战

如何安全地“接住”这样的网络群体情绪，是今天的网络治理面临的挑战性话题。

“接住”这样的网络群体情绪，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供情绪价值。舆情爆发后，快速调查、给出真相、严肃问责、惩前毖后，有态度、有举措、有温情，就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但是网络治理需要考虑的是，这样一直被动地进行情绪安抚、提供情绪价值，往往会导致消极的、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可能鼓励和怂恿群体情绪的再次爆发。从现实看，虽然每次舆情爆发后，调查严肃进行、通报及时发出，但是下一个网络舆情的爆发，几乎没有停下脚步。通报似乎仅仅对于平息个案有效，但是对于网络治理，缺乏长远效果。

什么样的网络治理，才能产生长效治理之功？这才是今天值得好好思考的。

从现实看，网络的群体情绪具有自己的情绪需求和利益需求，它根据自己的爱好，在每个时期都选出了自己的代言人，也就是自己喜欢支持的意见领袖。这些代言人包括：

司马南，具有纯粹的爱国者人设，宣称保护国有资产的神圣性，受到了群体情绪的认可；

刀郎，唱出了普通网民的悲欢和不屈，其人生又遭遇过强者的打压，受到了群体情绪的同情；

张雪峰，出身寒门，其直播为寒门子弟的人生出路提供了很多建议，是低收入网民的福音；

王宝强，草根出身，经过奋斗获得成功，也曾遭遇爱情背叛，其经历让网民看到了自己的梦想和生活；

董宇辉，同样是奋斗成功的草根出身，有才华而不失朴实本色，成为官方和网民都关注的“代言人”等。

此外，还有非常多的抖音大V，他们追求成为网民的“嘴替”，收获大量的粉丝。

上面的代言人几乎都是出身草根，或者打造草根人设，或者迎合了网民情绪需求，提供巨大的情绪价值。

但是问题在于，上述网民群体选出的”代言人”，和官方网络治理的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或者有的代言人本身就具有风险。更不要说非常多的抖音大V，他们粉丝众多，又刻意追求流量，风险常常成倍放大。

6、“外卖诗人”王计兵骑着电动车带来了机遇

找到官方和网民群体都认可、都接受的网络“代言人”，具有网络治理的价值，也具有提升社会理性的价值。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外卖骑手”王计兵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诗歌奖。一位外卖骑手写诗，写进了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

这是“新大众文艺”提出之后，第一位获奖的“草根”诗人。

人民网提出，“随着新大众文艺蔚然成风，普通人不再只是‘被看见’，而可以成为人生的记录者、时代的创作者”。

《中国青年报》报道指出，“本届鲁奖被舆论视为新大众文艺的里程碑”。与王计兵一同获得提名的，还有同样出身基层的钻工诗人张二棍、网络作家南派三叔等人。

以新大众文艺的提出，来部分地承接网络民生民主的强烈诉求，并希望这样的草根诗人和来自基层的新一代成功者，能够成为网民的“代言人”。这成为一种新的尝试，也承载着一种新的希望。

作为权威评奖风向标的鲁奖，推出“外卖诗人”作为获奖者，反映了评奖组织者的某种时代焦虑，但是也开始进行有益的尝试。

王计兵奔波于生活、情怀之间，是大众的一员，又受到官方的认可，就这样不经意间走进了网民和官方的视野，成为双方都接受的“候选人”。

从现实看，鲁奖只是宣布了获奖者王计兵的名字，没有附加任何的背景介绍，但是在新闻的报道中，媒体将其冠以“外卖诗人”进行了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媒体更关注其“外卖员”的社会身份标签，而将“诗人”作为第二身份。这是源于新闻报道本身具有简单“贴标签”的倾向，但是最终的结果，却营造了鲁奖、媒体和舆论的“合谋”现象，最终放大了王计兵的社会影响力，更有利于网络顺利接受王计兵作为代言人。

7、未来启示

我的看法是，接下来网络治理或将受此启示，将沿循这种方法，推出更多有利于网民群体接受和认可的社会楷模，乃至社会偶像。

官方力争通过自己的“推荐”，成为网民的“代言人”，这样，架起双方都基本认可的“文化桥梁”，缓解冲突，达成和解，最终构建一个多方共建共享的网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框架格局。

作者简介：

1. 燕志华 博士

2.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具体参阅百度百科）

17. 的再解读

26. 教育舆情

41. “亮证女”事件：更好的通报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