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一看到“加大逆周期调节”，就觉得是要放大招、搞强刺激了

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通常每个季度之初举行一次，全年一共4次。

这一座谈会之所以受关注，不单是因为哪些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有机会成为紫光阁的座上宾本身就是个看点，更是因为它兼有着为即将召开的讨论经济工作的政治局会议（主要是4月底、7月底、12月初这三场政治局会议）进行政策摸底、同步业内看法、提前向社会吹风的功能。

因此，于每年4月、7月、10月举行的这三场经济形势和企业家座谈会也就具有了观测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走势的风向标意义。

而刚刚于7月13号举行的本次经济形势和企业家座谈会，之所以在最近几天里频繁受到坊间热议，乃是因为会议通稿中使用了一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这就让许多人浮想联翩了——

首先，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今年的宏观政策时说的还是“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即“逆周期”与“跨周期”两手抓两手硬。

野望谷之前分析过：

所谓“逆周期”，就好比是给一个突然生病的人打针吃药，特点是用短期的量大剂猛把汹涌而来的病魔给击退，像是减税降费、放水搞刺激这些“休养生息型措施”、“对冲型措施”就属于逆周期调节；

所谓“跨周期”，就好比是让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强身健体，特点是用长周期的润物细无声来从根本上重塑体能、调节机理，像是供给侧改革、新质生产力这些“动能转换型措施”、“健康矫正型措施”就属于跨周期调节。

如果既提“逆周期”又提“跨周期”，那就表示既要顾当下、又要顾长远；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此时我们就要分析重心到底在哪一边了，而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边际改动”。

假如之前是单纯的“逆周期”，后来变成了“逆周期”与“跨周期”并重，那么此时被边际改动了的变量提法就是“跨周期”；也就是说，“跨周期”的重要性上升了，“逆周期”尽管仍然存在，但已经把头等位置让渡给了“跨周期”。

结合前两年的背景来看，当下只要是“逆周期”与“跨周期”两手抓，那就表示强刺激的对冲型措施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逆周期调节工具有可能会被从工具箱拎出来，但一定是稳慎的、逐步的，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会拎出来，不到确有必要时也不会拎出来。

然而这次的座谈会却只提了“逆周期”、没提“跨周期”，那么道理就很显然了，即今年后半年尤其是三季度应以强刺激、对冲型的“逆周期”措施为主，至于旨在长期培育的“跨周期”便可以暂时放一放了。

其次，如果参考历史经验来看，这种只提“逆周期”、不提“跨周期”的表述方法上一次出现，还要追溯到2024年下半年。在2024年7月、9月、12月的三场讨论经济工作的政治局会议上，国家都是只强调了“逆周期”，而未提及“跨周期”。

想必大家都不会忘记，2024年下半年正是处在“924一揽子新政”出台、国家推出一系列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政策的窗口期，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就是发生在那段窗口期。

好了，既然这一次座谈会同样是只提“逆周期”、未提“跨周期”，那么照常理说就应该参照2024年下半年的历史经验，因此人们对于新一轮强刺激和大放水多一些期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除了上面这两点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刚刚公布的上半年GDP数据。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按不变价格计算，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4.7%，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5.0%，二季度则下探到了4.3%。

这里野望谷想多说一句：

很多人对GDP这项宏观经济指标有个误解，那就是喜欢用GDP的增速与自身收入或财富的增速做比较，从而得出宏观经济“热”但微观体感“冷”的结论，并常常用这一“温差”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表达情绪本身无可厚非，但这么做的问题在于找错了对象：

GDP的意义本就不在于反映微观体感，而在于衡量全社会总体的经济活跃程度，尤其是生产端的经济活跃程度、特别是物质创造能力；同时由于我们更关注“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数据，因此物价变动因素通常也是要剔除考虑的。

一直以来，国家都对GDP会设定一个阶段性的量化目标值，这就是政策“给自己制定的任务”：

如果GDP实际增速达到了目标值，那么下一步宏观政策就会趋于稳健；

如果GDP实际增速没达到目标值，那么下一步宏观政策就会趋于积极；

如果GDP实际增速远远超出了目标值，那么下一步宏观政策就会进行调控；

如果GDP实际增速距离目标值相去甚远，那么下一步宏观政策就会加大刺激。

因此，GDP的最大作用是在于指导下一步宏观经济决策，当然这是相对国家而言的；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观察GDP的最大意义在于预测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将往何处去，包括路径选择、松紧变化、节奏快慢、力度强弱等等，以便指导自己下一步的投资决策，这与自身的“体感”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言归正传。在7月13号的座谈会上，除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表述值得关注：

比如，对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会议说的是“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更好地趋利避害”，警示性的味道非常明显；

这跟今年4月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的“经济运行起步有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等乐观性表述，截然不同。

再比如，本次座谈会在向与会者呼吁时说的是“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隐约之中带有一种由守转攻的转折性意味；

这跟今年4月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的“要进一步提高宏观政策实施效能，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等维持性思路的提法，亦截然不同。

如果把上述官方表述同刚刚公布的二季度GDP数据结合到一起来看，似乎新一轮以强刺激、对冲型举措为主的逆周期调节就更好理解了，甚至是呼之欲出了。

——然而这真的是事实的全部吗？

另外就在这几天，外资投行野村和高盛不约而同地双双认为，接下来我们不会有新一轮大力度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出台。

——那么野村和高盛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他们的信心又来自哪里呢？

答案还得从命题中寻找。若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在当下宏观政策语境中的含义，我们还得原汁原味地看看前几天这场座谈会的通稿究竟是怎么说的。

野望谷从中提炼出了以下几个关键词：

一是“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

这次座谈会在谈到对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也就是说，尽管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或不足，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我们正在走入“高质量发展轨道”，而这一点恰恰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握的“整体”所在。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呢？高质量发展其实说的就是产业结构问题，就是新旧动能转换问题，就是怎么从传统的靠出口和投资拉动、靠金融基建房地产扛把子的旧经济形态，转向未来的靠硬科技和高技术拉动、让新质生产力行业成为中流砥柱的新经济形态的问题。

对国家来说，高质量发展事关大局、事关未来、事关长远。从某种程度上讲，高质量发展问题要比经济总量问题更加重要，人工智能、芯片半导体、新能源、高端设备制造这些等新质生产力行业发展地好不好要比GDP增速高不高更加重要，这也是“破除唯GDP论”的应有之义。

你看，这次座谈会在谈到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期望时，就是第一句先强调了“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然后才在第二句提出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也就是说，“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优先级是被摆在“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之后的，眼下短期的逆周期调节不能对抗长期的跨周期培育；

更何况，“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这句话中的“保持”与“定力”两个词其实已经把意思表达地再明白不过了，全年重“质”为主、重“量”其次、求“稳”为主、求“进”其次这一既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不会有大的改变。

二是“用好用足存量政策”。

在本次座谈会的通稿中，“用好用足存量政策”这句话是紧随“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之后出现的。

这其实就已经十分清晰地表明，接下来采取逆周期调节措施的首选并不是推出什么新的一揽子刺激政策，而是要先把业已确定了的各种“存量政策”给“用好”、“用足”再说。

那么业已确定了的各种“存量政策”是否都已“用好”、“用足”了呢？显然没有。

比如，今年初两会上确定的4.4万亿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上半年只发行了大约2.1万亿额度，发行进度尚落后于时间进度，这就是一项可以“用好”“用足”的“存量政策”；

再比如，今年初两会上安排的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眼下使用进度也没有达到时间进度，这亦是一项可以“用好”“用足”的“存量政策”。

三是“预研储备增量政策”。

在本次座谈会的通稿中，“预研储备增量政策”这句话是被放置在了“用好用足存量政策”之后的，而“增量政策”才是对应于坊间热议的新一揽子强刺激政策的载体所在。

这其实就已经十分清晰地表明：

首先，“增量政策”的考虑优先级是在“存量政策”之后的，如果“存量政策”都还没有被“用好”“用足”，那么暂时也就不存在立即上马“增量政策”的必要性；

其次，即便是要出台“增量政策”，眼下也只是处于“预研”的状态、属于“储备”的内容，且不要说这些“增量政策”何时出台了，哪怕是采取什么“增量政策”、采取多大力度的“增量政策”都还需要“预研”呢。

除了本次座谈会通稿的表述之外，野望谷认为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在7月15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也是一个十分有力的佐证。

第一，在谈到今年上半年同比4.7%的GDP增速时，国家统计局负责人明确定性这一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众所周知，国家对于今年的GDP增速目标，史上首次下调到了4.5%到5%这么一个区间值。今年初两会报告对此解释地非常清楚：

之所以把GDP增速目标设定为4.5%到5%，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空间，为后期更好发展打牢基础”，也是让“经济增长目标同2035年远景目标总体衔接，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基本吻合，实现这个目标具备有利条件”。

也就是说，像去年那样的“迎难而上、奋发有为”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了，今年的GDP目标设定旨在着眼长期、着眼打基础、着眼优质量、着眼调结构，而不是只追求速度、只追求总量；通过让渡部分GDP增长的短期代价来换取在质量、结构、效益上的长期培育就是合乎逻辑的，也是有必要的，这也同前面说的“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的意思一脉相承。

因此，尽管二季度GDP增速仅有4.3%，但考虑到上半年美伊冲突及国际油价暴涨等黑天鹅事件带来的冲击高峰已经度过，考虑到中美双边关系已经阶段性回暖，考虑到去年下半年GDP的相对低基数后，我们完成全年GDP增速4.5%到5%的目标还是难度不大的，这也正是统计局说“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底气所在。

第二，在谈到对上年经济的看法时，国家统计局负责人特别强调“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比如“上半年我国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

所谓“经济向新向优”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其实是一致的，指的都是新旧动能转换、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些问题。

统计局在谈论GDP时尤其强调“经济向新向优”，其实就是在引导人们不要只关注GDP增速的总量指标，而更要关注新动能、新科技贡献的结构性指标，这也呼应了野望谷前面说的以“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居首的定位。

就像统计局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虽然二季度GDP增速只有4.3%，但是“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0%，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这些新质生产力领域的进展和突破才是我们更加看重的。

除了国家统计局的表态之外，央行的表态同样值得关注。

也是在7月15号这天，央行开展了总量为14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向市场净投放5000亿元，这不仅是一次加量叙做，而且创下了央行自该工具推出以来单次操作规模新高的纪录。

然而就当外界对于央行的货币政策会否发生调整猜测不一的时候，央行副行长却在7月15日新闻发布会上给人们泼了一盆冷水，他说：

“人民银行会统筹考虑多种因素变化，合理安排公开市场操作的品种和规模，有时回笼，有时投放……某一次的操作量多少是服务于流动性总量调控的需要，不宜根据单次操作量的多少来判断央行的政策取向。”

显然，央行负责人对于外界揣度货币政策会否转向的声音，明确给出了“不宜过度解读”的回应。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前面说的座谈会是7月13号召开的，但这场新闻发布会是7月15号举行的，中间过去了两天时间；

然而对于7月13号座谈会上说的“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到了7月15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和央行负责人却都说的是“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多了“跨周期”三个字。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就说明，我们尽管打算在三季度多采取一些逆周期调节措施，但也不会因此就暂时放弃掉跨周期调节，眼下依然是逆周期与跨周期两手抓两手硬的总思路，这跟2024年下半年只提逆周期、不提跨周期的提法是不一样的——这或许才是国家统计局和人民银行希望传递出的信号。

因此，我们也就不必一看到“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就开始自我脑补式地幻想接下来国家会不会放什么大招、搞什么强刺激。而这个看法，恰好也是野村、高盛等国际投行的最新结论：

按照野村的观点，首先，这一年来央行屡屡谈及要让商业银行保持合理的净息差水平，可眼下商业银行过低的净息差局面仍未真正扭转，显然这已构成了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实质性阻力；

其次，以各种价格补贴为主的消费刺激政策，尽管能够在短期内拉动一波购物高潮，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提升人们的消费欲望，这类刺激政策不仅后遗症很大、脉冲效应明显，而且持续运用之后的边际效应也会衰减；

再次，若想大规模振兴投资，那势必又要回到“铁公基”的老路上，且不说基建投资的低回报率已是今非昔比，即使基建投资从商业逻辑上可行，它与这两年来国家强调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要求也是相悖的。

高盛还进一步指出，考虑到上半年出口数据的强大韧性、出口商品和出口目的地国家的结构变优，以及房地产投资对GDP的直接拖累正在逐年收窄之后，下半年我们出台新一轮强刺激政策的可能性并不高。

当然了，没有“大招”不代表没有“招”。

毕竟这场座谈会还是提出了接下来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毕竟国家统计局负责人也明确说了“在落实好既定存量政策的基础上，有必要再出台一些增量政策”、“增量政策必须加力，而且宜早不宜晚”，因此该有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还是不会缺席的，只是我们不应对此抱有一种“要放大招了”之类的预期。

结合今年初两会报告对全年4.5%到5%的GDP增速目标，提出了“各地区要结合实际，通过扎实工作争取好的结果”这一要求；

再联想到7月13日刚刚发布的史上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中，提出了到2030年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这一要求，这就意味着从现在起社零总额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需要达到3.7%，而今年上半年社零总额实际增长率仅有2.7%、其中商品零售额实际增长率仅才1.1%；

因此，下半年尤其是三季度“适度”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也应该是基本确定的；

只是这个“加大力度”主要是相对上半年而言的，不是针对2024年而言的，所以野望谷才说是“适度”。

至于逆周期调节的重心将会放在何处，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以“六张网”为主的投资、消费品以旧换新、“投资于人”、服务消费、“一老一小”、增发国债用于房地产收储——可见，这些做法基本上都没有超出今年初两会上确定的“存量政策”范畴。

最后，野望谷还想提醒朋友们的一点是，我们对宏观政策的分析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因为近两年来国家对“预期管理”的理解和手段其实正在悄悄提高。

就在前几天，《人民日报》以大版面刊发了一篇题为《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在既往着眼实现供需平衡的基本目标基础上，加入预期引导目标，形成‘供需平衡+预期引导’的宏观调控目标配置……宏观经济调控要在这两个方面同时着力”的观点。

而这篇文章的作者高培勇，正是曾在去年赴紫光阁授课的老师，那次专题学习的主题就是“加强预期管理，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

具体到“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这件事上来说，我们既不能一听到“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就觉得是国家要放大招了，也不能一听到“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就觉得是不是又在给我画饼了，因为不论你向左想、还是向右想，都有可能与决策者的真实心思发生背离。

预期管理本质上就是一种心理干预，它的精髓就在于一方面改变了你的预期，另一方面又让你觉察不到自己被改变了预期，而当你感觉到顿悟了之后又会立刻产生自我怀疑；

换句话说，你预判了他，他反过来也预判了你预判了他，你反过来再次预判了他预判了你预判了他，他又反过来再次预判了你预判了他预判了你预判了他，谁能够在这场关于预判的博弈中不被对方扰乱心智，谁就能占据预期管理的主动权。

在这方面，格林斯潘、伯南克、鲍威尔这连续三任美联储主席都是预期管理的大师。而从2024年开始，类似这样的画面也开始在我们这里悄然浮现。

因此，不管我们对“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作出何种预判，最终都有可能与事实结果不符，更何况在此过程中还会发生许多我们眼下预料不到的新情况。

所以说，比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思考问题和看待世界的方法论，以及能够在实践中持续收集信息并获取新知、持续精进这套方法论、持续修正自己的观点的本领——这才是野望谷希望带给朋友们的真正价值。

信息来源：《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财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