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检查点药物出现前,晚期肿瘤治疗大多是多争取几个月;
免疫治疗换了逻辑,不直接杀癌细胞,而是把被肿瘤抑制的免疫系统重新解放出来。
临床很快发现,解放的免疫系统并不总是受控。有人打完几针后出现结肠炎,皮疹、瘙痒或大疱;还有人突然气短,CT上冒出大片磨玻璃影。
最麻烦的是少数神经、心肌和骨骼肌毒性。患者前几天可能只是觉得没力气,接下来就出现吞咽困难、呼吸肌无力和心肌损伤,病情进展快得不给留反应时间。
这些问题有个统一的名字,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也就是ir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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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免疫检查点,人体刹车
把PD-1和CTLA-4定义成肿瘤靶点不准确,他们不是癌细胞专属分子,而属于免疫系统正常负反馈机制。
免疫反应一旦启动,总要有办法收回来,否则感染过去了,T细胞还在满世界追着抗原打,人体根本扛不住。
肿瘤很聪明,劫持了这套刹车系统。
肿瘤细胞或周围免疫细胞表达PD-L1,与T细胞上的PD-1结合,抑制 T 细胞的攻击反应。原本用于保护正常组织的刹车,被肿瘤拿来自保了。
免疫治疗本意是把肿瘤借的刹车拆掉,但麻烦也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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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药物 不知道哪一个T细胞准备打肿瘤,哪一个可能去攻击自身组织 ,所以irAE难以完全避免。
抗肿瘤免疫需要更强的T细胞活性,自身耐受需要限制这股活性。
两边争的是同一套免疫资源,想把油门踩深,又要求车不偏离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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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机制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自身反应T细胞被重新放出来。
人体原本就可能存在低频自身反应性克隆,平时被PD-1、CTLA-4和Treg等按住,免疫结疗解除了封印,某些克隆开始扩增,进入组织并释放IFN-γ、TNF等炎症介质。
对肿瘤细胞来说,抗原只有一部分是突变的新抗原,另一些则是异常高表达或错误表达的自身蛋白。
如果被识别的肿瘤抗原也存在于正常组织里,攻击肿瘤的T细胞就可能发生交叉识别。
T细胞激活后,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其他髓系细胞会被招募过来。
IL-6、TNF、IFN-γ、IL-17等信号持续放大炎症,内皮屏障和上皮屏障受到破坏,更多抗原暴露,新的免疫细胞继续进入。
这也是为什么某些难治性irAE可以用anti-TNF、IL-6 receptor blockade或者JAK抑制思路处理。
患者原本的免疫生态,年龄、遗传背景、既往感染、自身免疫病、肿瘤负荷、基础器官损伤、用药史和肠道菌群,都会改变反应阈值。
其实可以把免疫治疗理解成一次强烈的免疫扰动。
药物是外力,患者原来免疫状态决定了这次扰动往哪走。有人获得强而持久的抗肿瘤免疫,有人疗效一般却出现重度毒性,也有人同时获得疗效和irAE。
02
有副反应,是不是意味有效果
不少研究发现,发生某些irAE的患者,ORR、PFS或OS看起来更好。
这并非空穴来风。
免疫系统的充分激活既可能产生更强的抗肿瘤作用,也可能增加自身组织损伤。
但从看到相关性到实锤还很远。
典型的是患者要活得足够久、治疗得足够久,才有机会出现irAE,于是irAE组天然混入了更多治疗时间较长的人。后续生存更好,未必和毒性信号有关系。
还不能把所有irAE一概而论,轻度皮疹、甲状腺功能减退和暴发性心肌炎,临床意义完全不同。
适应证和药物方案也存在差异,某一种癌、某一种方案里的相关性,不能跨场景理解。
某些irAE可以被看作免疫激活的伴随信号,但不是有疗效的金标准,更不能为了保住想象中的疗效,拖着重度毒性不处理。
临床上偶尔会遇到患者好不容易对免疫治疗有反应,一旦用激素,担心把疗效压没,于是治疗升级犹豫不决。
出发点可以理解,却容易耽误时间。严重肺炎、心肌炎或神经毒性进展起来,先保住器官功能才有后面的故事。
03
激素会不会把肿瘤免疫同时干掉
答案不是简单的会或不会。
糖皮质激素确实会广泛影响免疫反应。降低炎症因子表达,改变淋巴细胞活化和迁移,也会影响组织修复与代谢。
说它对抗肿瘤免疫完全没有影响,不符合基本药理。
可临床数据解释要看场景。
因发生irAE而使用激素,此时患者往往已经产生免疫激活,及时控制毒性未必会把已有的抗肿瘤反应完全清零。
剂量和时间也重要,短期控制与长期高剂量激素,生物学影响不一样。激素敏感的irAE和反复复燃、需要多轮加药的irAE,也不能混在一起看。
部分临床前研究甚至提示,抑制某些炎症通路可能在降低毒性的同时保留或改善抗肿瘤免疫。
04
有没有办法提前预测
治疗前把高风险患者找出来是最好的办法。
这些年候选biomarker不少。
基础细胞因子、自身抗体、HLA基因型、外周血免疫细胞比例、TCR多样性、肠道菌群和代谢物等都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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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临床上,却少有指标能单独决定用不用ICI。
原因不难理解,irAE的终点不止一个。
预测皮疹与预测心肌炎不是同一道题。任何级别irAE、Grade 3以上毒性和特定器官毒性,也需要不同模型。
把各种结局混起来,样本量看着大了,生物学信号反而稀释。
很多研究样本量小,事件数更小。研究者同时筛几十上百个因子,很容易找到一个看起来显著的组合。换个中心、换个癌种,结果就不一定复现。
胖猫认为,irAE预测大概率不会靠一个王炸biomarker解决。
更现实的是多层风险模型,先用治疗方案、既往自身免疫病和基础器官功能做临床分层,再叠加少数经过验证的免疫指标,治疗早期继续看动态变化。
05
都是免疫检查点,闯的祸不同
行业常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当成一个大类,谈疗效时按靶点拆,谈安全性时却经常合在一起算。
CTLA-4与PD-1处在免疫反应的不同位置。
CTLA-4更多影响T细胞初始激活,阻断后容易带来更广泛的克隆扩增。PD-1通路更多限制已经进入外周组织的免疫反应。
两者都可能造成irAE,器官分布、发生时间和严重程度却不完全一样。
从临床经验看,CTLA-4单药的毒性负担常高于PD-1或PD-L1单药,结肠炎和垂体炎等事件更受关注。
PD-1抑制剂总体更容易耐受,但它绝不等于温和。肺炎、甲状腺炎、皮肤反应和少见的心肌或神经毒性,照样可能发生。
PD-L1抗体与PD-1抗体在受体配体作用范围上存在差别,真实毒性谱也可能有细微区别,不过跨试验直接比较要很谨慎。
如果CTLA-4与PD-1联合使用,也不是两个单药风险简单相加。
联合阻断同时影响T细胞启动和外周效应,任何级别irAE及高级别毒性通常都会明显增加。
免疫系统存在反馈和阈值。两个作用点一起动,可能释放过去没有暴露出来的克隆,也可能改变细胞迁移和细胞因子网络,最后冒出新的严重表型。
06
本来就是自免,能不能用免疫治疗
早期关键试验往往排除了活动性自身免疫病患者。
原因很好理解,一个免疫耐受有缺口的人,再阻断PD-1或CTLA-4,理论上可能让原有疾病复燃,也可能出现新的irAE。
但临床肿瘤患者里有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炎症性肠病或其他自身免疫病的人并不少。
如果一刀切,不给用未免就太可惜了!
某些晚期肿瘤患者,免疫治疗可能最有机会带来持久获益。因为一个多年稳定、只需低强度治疗的自身免疫病,就把这条路完全堵死,风险收益账不一定算得过来。
所以自身免疫病能不能用免疫治疗要拆开看。
患者的疾病情况,比如是否活动,伤过哪个器官,用药情况等;同时要评估拟用药物在这个癌种里能带来多大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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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类似问题就是irAE控制后,还能不能重新用药。
患者irAE被激素或其他治疗压下来了。影像上肿瘤还在缩,患者也很想继续,如果永久停药,可能失去后续获益。
重新给药则要承担毒性复发或出现新irAE的风险。
这要看上次毒性的严重程度以及是怎么控制好的。
如果停药后很快缓解,短期激素就能顺利减量,说明炎症相对可控。
若患者需要多种免疫抑制剂,激素减量反复复燃,或者留下明显器官功能损害,再次刺激同一套免疫系统就要慎之又慎。
肿瘤端的收益也必须进入计算。
患者已经达到深度缓解,停药后可能仍有持续效应,此时为追求并不确定的增量获益重新冒险,未必划算。
反过来,如果肿瘤仍在进展边缘,其他治疗选择有限,风险容忍度可能不同。
07
临床研究不好搞
irAE研究最大的限制是临床问题很急,研究材料却很碎。
重症病例不多,分散在不同科室。
患者一旦出现肺炎或脑炎,第一目标当然是抢救,很难按科研计划准点采血、做组织活检。
等到治疗开始后再取样,看到的又混入了激素和其他免疫抑制剂的影响。结果就是论文不少,真正能拼成因果链的研究不多。
另一缺口是对照组。
拿发生irAE的患者与健康人比较,很容易找到一堆差异,却不一定与毒性特异相关。
合适的对照是接受同样ICI、癌种和治疗线次接近,但没有发生相应毒性的患者。
最好还能加入有相似症状、最终诊断为感染或肿瘤进展的人。这样才有机会找到能辅助鉴别诊断的信号。
终点定义也该收紧。
任何irAE、重度irAE和器官特异性irAE不是一回事。
研究想预测什么,就按什么设计。
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机会,患者基数大,真实世界治疗方案复杂,PD-1类药物使用广。
如果能建立标准化的跨学科队列,那就牛掰了!
遗憾的是很多中心的irAE数据仍散在病历、药物警戒报告和不同科室电脑里。
大家都说真实世界数据是金矿,矿石不分层、不标注,挖出来还是一堆石头。
08
机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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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疗改变肿瘤学,因为它没继续围着癌细胞本身打转,而是调用了人体最强大、也最难控制的武器。
但 下一代免疫治疗的核心竞争不只是更高的ORR。
把疗效与毒性的相关性拆开才是王道,才能有更大的剂量空间、联合空间和商业空间。
对研发团队,优先级应该从免疫激活是否更强转向肿瘤内外药效是否分离。条件激活、局部递送和肿瘤抗原共定位是值得看好的方向。
免疫治疗未来的进步,不是继续把油门踩到底。
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踩,哪些患者能踩,以及出弯时还能不能把车稳稳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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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文用于生物医药研发与产业交流,不构成患者诊疗建议。具体irAE诊断和治疗应依据临床指南,并由相关专科团队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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