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这组照片的时间跨度，几乎涵盖了抗战的全过程。它们记录了失败与挫折，也记录了坚持与反击。最重要的是，它们记录了一个民族在最危难的时刻，是如何一步步站起来、走下去的。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答案。
1932年，北平，张学良接待国联调查团，最左侧的张学良头戴前进帽、身穿长款风衣，姿态从容；正中的于凤至身披黑色毛领大衣、头戴绒帽，端庄得体；右二的黄蕙兰身着毛领套装；其余外籍男士均着大衣礼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主持公道，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1932年1月，国联组建以英国代表李顿为团长的五国调查团，赴中日两国及中国东北实地调查冲突真相，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全程陪同参与。
调查团后续发布的《李顿报告书》，确认了日本发动侵略、扶植伪满洲国的事实，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但国联并未出台有效制裁日本的实质措施。日本随后直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报告书最终沦为一纸空文，也成为近代“弱国无外交”最典型的注脚之一。
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中国著名战地摄影师王小亭俯身扶住架在三脚架上的手提式电影摄影机，正专注捕捉前线战况，神态沉着从容。
他身旁的两名中国士兵头戴德式M35钢盔，身着制式军装，依托掩体持枪瞄准，这是淞沪会战中参战的中央军德械师精锐。
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正面会战，也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战地摄影群体。包括王小亭在内的中外记者，不顾生命危险穿梭于火线与难民区，用镜头留存了日军的侵略暴行与中国军民的抵抗，他们的影像既是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据。
抗战时期，于日伪统治下的上海，一名抗日爱国志士被押赴处决的临刑瞬间，他双眼被白布蒙住，身着中式长衫，胸前挂有身份标识牌，双手被反绑于身后，嘴角带有血迹，身姿挺直，直面即将到来的死亡。
他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名便衣人员牢牢控制，大概率是汪伪76号特工或日本宪兵队的便衣人员。左侧，一名日军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刺刀直指志士方向，现场戒备森严，充满肃杀之气。
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与汉奸仆从在乡村执行清乡、搜捕行动的现场，三名少女神情紧绷凝重，面露惶恐无助之色，明显处于被控制的状态。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因兵力不足、战线过长，在沦陷区大力扶持伪政权，发展伪军与基层汉奸队伍。这类下乡行动中，本地汉奸负责带路、指认村民、摊派征粮，日军负责武力威慑，是日军“以华制华”统治策略最微观的体现。
这类照片最初大多由日军随军记者、宣抚班拍摄，原本用于日方“治安强化”的宣传，美化其殖民行动。
1938年，华北抗日根据地，一位八路军战士、一个“儿童团”成员、一位手持“盒子炮”的小八路，站在简陋的茅草围墙前，笑容灿烂地向镜头展示他们的武器——大刀、长枪、驳壳枪。
1940年9月，百团大战中榆社攻坚战胜利后，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陈赓（左）与参谋长周希汉（右）站在被炸毁的日军碉堡前，笑容灿烂。
为什么他们“打扮得像鬼子”？原来，他们身上穿的全是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战利品。周希汉身上那件厚实的日军大衣，正是攻克榆社后缴获的战利品。陈赓笑得叉腰，周希汉神情洒脱，背后两位战士也笑得合不拢嘴。
1944年，陕甘宁边区延安，一名普通边区民兵，头裹陕北白羊肚毛巾，身着厚实的粗布棉袄，衣料陈旧磨白，他右手紧攥一把宽刃大刀，锃亮的刀刃斜倚在肩头，脸上带着质朴爽朗的笑容，神态从容松弛，全无战乱之下的愁苦萎靡，鲜活传递出根据地军民乐观坚韧的精神气质。
这把简陋的大刀，正是当年敌后武装装备水平的真实缩影，抗战时期八路军正规军的枪械弹药都极度紧缺，民兵更是几乎没有制式武器，大多依靠大刀、长矛、土枪、土雷等自制简陋装备参战。即便装备落后，他们依然构成了敌后抗战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兵民是胜利之本”最直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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