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一堂灯火传真理 不逐浮名意自安
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整理图书资料，最怕触到旧稿。一叠摞在角落的稿纸，边缘泛出茶色，是守东兄二十几年前应我之约写下的《中国历史上的私有财产权》。翻开，钢笔字安静地躺着，忽然跳出太史公的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墨迹洇在发黄的纸面上，像从千年外渡水而来，带着竹简的潮气。我怔住。守东兄抄这句，怕不只是为论文作注。他这半辈子，恰在“利来利往”的人间，走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守东兄个子不高，眯缝着眼。他是豫东平原上的农家子弟，一九八一年考入法大。那时法律系还在学院路的老楼里，窗外的合欢树高过四层，红绒花的清香随风飘进教室。他坐在那里读书，一读四年。毕业后考取法制史研究生，再留校任教，三十余载竟未离开过那片校园。我有时想，一个人在同个地方待这样久，要么随波逐流地熬，要么心里有根定海神针。
一九八六年，守东兄在校刊发表《法大四大才女》，写巫昌祯、薛梅卿、严端、孙丙珠四位先生。文章传开，口耳之间渐渐成了“四大美女教授”。后来他跟我提起，只是摇头笑：“本是论学问，怎么传成了容貌。”彼时年轻，笔下已有不媚俗的耿直。写薛梅卿先生治宋刑统，说她是“故纸堆里点灯的人”；写严端先生讲刑诉，说“她的逻辑比刀锋还利”。句子至今读来，仍虎虎有生气。他写人，不写眉眼衣裳，只写筋骨气韵。（延伸阅读：）
一九九九年，朱勇教授任法律系主任，组织大家赴澳大利亚考察。五天光景，我与守东兄同室。每晚归来，旁舍鼾声四起，我们这间总亮着灯。他正翻译卡多佐传记，考夫曼的原著厚如砖石。他趴在桌上，一边翻字典一边写，有时为一个法律概念推敲到后半夜。他说，考夫曼写卡多佐用了四十一年，自己译这本书，也得下点真功夫。同去的王涌兄也爱来串门，三人泡茶，聊宪政，聊普通法精神。最有趣是逛旧书店。悉尼僻静街上，有家堆满打折英文书的铺子，守东兄一头扎进去，像农人进了麦田。他替我挑了几本英国大宪章的小册子，自己抱回一摞法哲学论著，付钱时眉开眼笑，如获至宝。
二OO一年，《卡多佐传》在法律出版社问世，学界震动。书评人说，这本书让美国最伟大的法官在中国复活了。此后他又与邓正来、李静冰诸君合译《法律、立法与自由》，每出一本必签名送我。那些书如今立在书柜中层，书脊已有磨损，是被人反复抽出，又轻轻放回。
他的课堂，更是法大一景。讲法制史从来不照本宣科，总在古代制度、律令、礼法间开凿一条通向当下的暗河，让学生意识到历史不是死去的文字，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的生命。二OO二年，他获评法大首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大教师”，领奖时只说一句：“是学生们抬举我。”
真正让守东兄名播海内的，是《传统中国法叙事》。这书不堆砌术语，不罗列派系，只安安静静讲“礼”怎样长成“法”，“习惯”怎样凝为“典章”。安守濂先生叹道:“这是用文学笔法写法律史。”梁治平先生说得更恳切:“守东把中国人的情理法，写进了世界法律文明的谱系。”守东兄自己却说，不过是把老先生们讲的，用自己的话再说一遍。他谦逊如一株田埂上的稗草，风来弯腰，雨过又直起。
去年秋天，守东兄荣休。会上青风献诗，我至今记得：
半生杏坛守清寒，不逐浮名意自安。
法史深耕通今古，儒心独抱见宽宽。
一堂灯火传真理，数卷译文辨异端。
此日解缨尘世远，松风伴酒尽余欢。
青风是他的夫人，在宪法所教书，也是我的弟子兼同事。二人极爱孩子，四十多岁才得一女，视若掌上明珠。我常见守东兄骑小电动车，后座载着扎羊角辫的女儿，在暮色里穿过校园。他骑得不快，女儿搂着他的腰唱儿歌，他便跟着哼，浑然不似翻译过哈耶克的人。
而今的老校区，已没了合欢树。水泥丛林里，我收起那叠稿纸，太史公的话仍在眼前晃动。天下人熙熙攘攘，为利奔波，这没有错。可总得有人，在利来利往的洪流中站成一根界碑，不为虚名折腰，只向真理驻足。他译的书，写的文，教过的学生，都成了碑上的刻痕。风会磨平石头，却磨不平那些曾经照亮人心的光。
夜色渐浓，我仿佛又看见那辆小电动车拐过路灯，后座的小女孩举着棉花糖，守东兄回过头来笑。那笑容里，有农人对土地的虔诚，有学者对真理的痴情，还有一个父亲对女儿最柔软的牵挂。这人间的至情，原比什么虚名都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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