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邓煜创造历史：中国科技会大爆发？杨振宁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7月23日，中国青年数学家王虹、邓煜荣获2026年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丘成桐先生在1982年荣获菲尔兹奖，是第一个获奖的华人。王虹、邓煜两人的获奖，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此时此刻，不免让人想起杨振宁先生在30多年前的预言：“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时间回到30年前，如果有人说“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估计许多对中国科学现状有所了解的人是不会相信。但如果说这话的人是现代华人世界最杰出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时，恐怕令人吃惊。

30年前的中国，尽管实施改革开放已经10多年，经济社会面貌正在快速发生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但总体上仍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十分依赖从海外引进的技术，工业品的质量普遍偏低，科技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然而正是在当时许多人因中西方的巨大发展差距而缺乏信心的时候，长期在美国从事研究的杨振宁对中国科技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持“绝对乐观”的态度。3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工业和科技领域的全方位进步，正让杨振宁的预测成为现实。

30年前，杨振宁在《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文中梳理和分析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杨振宁认为，从1400年开始，中国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到了1600年，中国抗拒引入西方思想，甚至在骄傲心理的作用下简单以为西方的学问原来是自古中国传去的，一度提出“西学中源”；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举步维艰地引入现代科学；1900年后，中国开始急速引进现代科学，但涉及科学的人数仍然不多，涉及科学的层面仍然不多，缺乏工业基础支持研究与发展，连年的战祸导致研究工作缺乏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1950年新中国建立之后，现代科学终于在中国“本土化”，中国开始加入国际科技竞赛。

在30年前的杨振宁看来，历史长流必然有长远因素，有四个因素对21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一是人口众多的中国拥有千百万极聪明的青年。二是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重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有利于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三是对科技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四是1978年起，中国经济猛进，在21世纪必会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之一。

杨振宁写道：“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将会有政治问题……意识形态的危机，贫富不均的危机，外交危机等等。不错，无可避免很多这类问题都会发生。但是试看一下20世纪的中国：两次大革命、军阀混战、日本入侵、朝鲜战争、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大危机。可是这些危机没有一个阻止了中国在这个世纪科技上的卓越飞跃。为什么？因为做科学工作其实并不困难。必要的条件只是上面所讲的四项，可以概括为才干、纪律、决心与经济支援。中国在这个世纪已经具备了前三项条件，到了下一个世纪将四者俱备。所以我的结论是，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诚如斯言，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中国工业和科技快速发展，时至今日，中国被英国《经济学人》称为科学超级大国，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应用科学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

杨振宁在30年前的预测是着眼于长远因素，关注的是以50乃至100年为时间尺度的趋势。这确实是有道理，他当年的预言已经得到证实，他说的才干、纪律、决心与经济支援因素，在今后仍会成立。某种程度上讲，科技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存在密切关联。中国现代化起步晚，刚开始充满坎坷，1949年才实现主权独立和统一，1978年才大幅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把科学技术视作第一生产力，下大力气发展现代科学教育，但所幸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意味着积累多年的中国科技事业有望在今后量变引起质变。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明传统和抱负的国家，曾经的发展水平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直到15世纪、16世纪左右才开始逐渐落后。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强烈刺激下，中国人开始懂得科技在现代世界的关键意义。中国错过第一次科技革命，在第二次科技革命时国家内忧外患，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之初国家被极左政治严重拖累，改革开放后才迅速引入和学习西方科技成果。现在中国是有史以来距离科技革命最近一次，能否在以AI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抓住机遇，直接关乎国运。

杨振宁说的四个因素仍旧在起作用，但如果希望能尽可能创造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环境，还可以继续努力。一是继续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既让经济进步成为科技发展的后盾，又让科技进步的成果公平惠及全民。二是改进教育和科学体系，在打击腐败、打破学术小圈子的同时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公平、开放、包容、人尽其才的环境。假以时日，多年以来一直在努力赶超的中国相信会迎来科技大爆发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