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历了什么

1969年6月，我初中没有读完，从上海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直至1978年初考入复旦大学，下乡整整8年多。毛主席为什么叫我们知识青年、红卫兵去农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在当时我们是不知道的。事情过了很多年后，我们才渐渐琢磨出来毛主席的目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初步取得一些成绩后头脑发热，以为经济建设与军事战争一样，打几个大仗就可以实现总路线的钢、粮食的产量，原来计划要20年完成的总路线，后来没有到10年就宣布完成了，搞了激进的“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食堂，人民公社，违背了经济规律。

到50年代末，人祸加天灾，全国经济面临危机，农村很多县不能完成农副产品征购任务，农民没有粮食吃，饿死了不少人，城市农副产品的供应要发票证来解决。工业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很多商品的生产指标实现不了，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毛主席不得不承认经济计划的失败，不得已从一线退到二线，把全国经济的领导权交给了刘少奇、邓小平。

60年代中，刘邓对经济治理整顿，调整发展的速度、目标，实行有利于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政策，仅仅几年就使经济好转。毛主席不希望影响他的权力，要设法夺回权力，但刘邓在一线形成了很强的政府势力，很难插进。毛就以瘫痪政府机构的办法，让红卫兵冲击政府，让刘邓招架不住，失去对文革控制权，还让红卫兵批斗刘少奇、邓小平，后来把刘邓抓捕了。

毛主席利用红卫兵达到了政治目的，但多年以来文革中不抓经济，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慢，生产没有有效调整，许多行业完不成任务，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也不能给青年提供就业机会。青年要有工作做、有饭吃，城市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那就得安排他们到农村去。当时农村的经济情况并不好，知青去了农村等于与农民抢饭吃。

还有“再教育”，广大贫下中农自己都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知青如何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毛主席为知青画了一幅漂亮的图画，但农民、知青都把它当作一句诱人的空话。

响应号召并非自愿

红卫兵运动高潮过后，毛主席觉得我们这些娃娃已没有政治可用之处了，而我们随着年龄长大需要就业吃饭。那时经济凋弊学生无业可就，只有安排我们到农村与农民伯伯分一口饭吃。于是就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

我从同学那里听到学校要我们报名上山下乡，我才十八岁实在不愿意离开上海亲人。我这一届学生留上海的比例很低，大部分都要上山下乡的，而我上一届的一个哥哥已留下上海做工人，我不可能再留在上海。如果我不想走，母亲单位和街道就会给母亲办学习班，再想不通就会停发工资。但我还是不想离开上海，在学校通知大家返校报名的那天，我与一帮合得来的同学一起商量好了，大家不返校去电影院看电影。

同学一起看完了电影，也逛了街，直到晚上11时多了，我想学校再不会找我们报名了，就各自散了回家。我刚走到家门口，却从暗角里闪出一个人影，对我大声喊：“别跑了，回校报名去！”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班主任老师。没办法了我只得像被抓了俘虏那样，被押送去了学校。

半夜时分的学校森严壁垒，门口由工宣队老师傅把门，学生只有报了名才能回家睡觉。在我的那个班上，班主任老师讲了学生上山下乡的几个途径，要么去江西、云南、内蒙等地插队落户，要么就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还是不想报名，从教室里逃了出去，找到一间无人的黑教室，在课桌上睡下了。正睡得迷迷糊糊时，几道闪亮的手电筒光射来，我被工宣队发现躲在这里不报名，又被抓去了报名现场。一个18岁的小孩就这样被搞到深更半夜， 不报名就不能回家睡觉；实在太睏了没办法了，我只得一咬牙，就报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寻思好在兵团有工资拿，有饭吃，不用再由父母来抚养。

我到派出所去迁户口前，我一个表哥说：“你不要迁户口，你户口迁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不迁户口怎么行？我还是心一硬，去派出所迁了户口。

转眼就到了出发去黑龙江的那天，临出门前，我母亲哭肿了双眼。我父亲远在四川工作。我自己虽然年少也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什么，立马觉得胸前一阵疼痛。那时我才知道所谓心痛是真有的。我母亲历来不到火车站送行，我父亲出门三十年母亲从来没有到火车站送过，就是怕看车站送行那种刺激的场面。我兄弟到火车站送，那年月每天都有专列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火车一开恸哭的景象天天都有。只有少数人是自愿下乡的，大多数人都是被迫报名的。上海多少知青离开家乡时的热泪洒在铁路老北站的铁轨旁。

上山下乡，有着崇高的名义，有人说在此期间还培养出了“一代天骄”，不少人成了当下的高官。再崇高的事业也不可以违背人的意愿，以反人性的方式来推广。当着几百万中学生正面临着学习知识的大好年华，却强迫他们离开学校、课堂，去接受本来已经食不果腹、知识不足的农民的所谓“再教育”，虚度光阴，大多数人成了荒废的一代！

冰天雪地苦难历程

我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兵团3师28团，在三江平原离苏联边境60公里的一个县。在北大荒当一个农工是分外苦难的。在我们下乡的头二年，就遭遇了一场10多年少有的涝灾。那一年连下了半个多月的雨，刚要收割的麦子全都泡在了水里，水有人的齐膝深。康拜因下不了地，全靠人工用镰刀来割。在水里割了一个多月的麦子，脚全让水泡白了。我起初还有一双雨靴穿，没多久就被镰刀割破了，漏了水不能穿了，只能穿一双球鞋下地，脚全泡坏了。滋味更不好受的是一受水灾，荒地上长起了吓人的蚊子，麦田里的蚊虫一群群地向干活的人袭来，劈头盖脸地叮得人们招架不住。大家只得披一块布下地，把脑袋全蒙上。但天气热得很，蒙着布常是一头汗。人在地里割麦子，后背上常停了一大片蚊子，足足有几十只之多，就在那里吸血，好不骇人！

冬天我们还要去野外“打冻方”、修水利。夏天，北大荒好多草甸子里积满了水，机车无法开荒。只有到了冬天上冻时，用推土机、人工挖出沟来，春天开化时好将积水排走，机车才能翻地、开荒。“打冻方”就是人工用镐将冻土刨下来，再用铁锹将下面未冻的土挖出沟来。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下“打冻方”是一件重体力劳动。

在这样的气候里野外劳动，感觉眼睫毛每眨一下都像粘住，在野外出了汗不多久就结成冰。人们要挥动大镐，出力刨冻土，难免要出汗，当停下来休息时身上又会结起冰来。这一冷一热的滋味十分不好受，也容易冻出病来。吃饭也在野外，队上用马车、牛车将饭送到工地上来，人们在严寒中就餐，吃得快的还好，动作慢的一边啃馒头一边就冻上了。

冬天脱谷也不是一件轻松的农活。在涝灾年头，麦收时康拜因不能收割，麦子就用人来收割，用小堆堆在地里，再拆小堆在地头上堆成大堆。当冬天上冻时康拜因才能开进地头去脱谷，那时就得用人工拆开大堆往康拜因里喂。这常是打夜班来干，在夜里寒冷中人脱谷一忙起来，身上出汗衣服就湿透了，待到停下来时后背上的湿衣服就冻上了，冷冰冰的溻在身上，比什么都难受。

知青刚来队上的那一年还睡过羊圈。那时场里抽调部分劳力上北部修水利。我队去了30多人，但那里没有宿舍，临时把大家安排到了羊圈。房顶是斜坡的草顶，床是草铺的木架子，临时安了火炉，也还挡不住冬天的严寒。大家干了一天活就睡在草铺上，晚上室内滴水成冰，冷得睡不着，尤其是头露在外面冻得很，只得戴着毛皮帽子睡。有时实在冻得睡不着，有人爬起来跑几圈，身上暖和了再去睡。

兵团只能种粮食，别的不能随便种，除了饭可以放开肚皮吃外，其他副食品可就紧张了。当时有句流传全兵团的顺口溜：“从萝北到汤原，北大荒人爱喝汤”。一年到头吃的蔬菜就是白菜、罗卜、土豆，冬天的汤全是萝卜丝汤，上面飘一点油花，有时打几个鸡蛋。队上的大师傅有这样的本事，他可以把鸡蛋打得稀稀的，当罗卜汤开锅时用勺搅得飞快地转，这时把鸡蛋汁像一根细线般漏下去，这样鸡蛋在汤里不是一块一块的，而是一根根细得不能再细的鸡蛋丝。喝汤的人能看到汤里有鸡蛋，却怎么也捞不到。猪肉就更难见到了，只有在农忙时为了让农工出力干活，队里才会杀几头猪。这时各个组可用洗脸盆去打满满一盆猪肉，大家才放开肚子来撑一下。我在上海时是不吃肥猪肉的，在农场一个月吃不到一次猪肉，当大开荤时也就顾不得肥瘦了，能吃到肉就不错了。

恋爱对象竟被轰走

在下乡的队上不准知青谈恋爱。人们总不能不结婚，不结婚没有后代，农场就会后继无人。队里规定青年之间可以结婚，但不能谈恋爱。队上也许是考虑知青谈恋爱会占用很多的时间，也许就会没有精力很好地劳动。为此对知青谈恋爱很为反感，领导提倡的是不准谈恋爱，但可以介绍对象、随后结婚、生孩子。

这样年轻人只得偷偷谈恋爱，不让别人知道，更害怕领导知道。人们在私底下偷吃禁果的事常有发生，但这类事一旦暴露出来，就会像犯了大罪一般。这一来，农场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同一天下乡来的同学、老乡，男女之间却不敢说话，怕被人议论是谈恋爱，男女之间一说话不少人都会脸红。异性这件事是越禁止接触，越容易引起人的遐想。

连队曾发生了“轰走对象”的事件。队上有北京来的姓严的三姐妹，大姐严菊个子最高挑，长得相貌、模样也最好。她过去中学时谈了一个对象，在几百里外的一个农场工作，那时要调动到一起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严菊一直没有找到这个门路。有年开春，她的对象来了一封信，说是向农场请假要来看望，严菊收到信后天天都在盼对象。

那日一早，她对象赶了几百里路到了队上。严菊早得了消息，在队的大路口守望着，远远地出现了对象的身影，她的心全提了起来。她向对象身边跑去，企望早早投入分隔了很久的情人怀抱。谁知这时节一下子在路边冒出了几十号人，全向他俩涌来了。原来有人得知了消息，向队上打了小报告，队上就安排人埋伏在这里。内中有人是暗恋严菊的，听说她的旧恋人前来看望心里酸溜溜的，他们不想让外农场的人摘走这朵队花；更多人则是队上鼓动来的。

这一帮人围着这一对情侣起哄，齐声大喊叫：“呵，呵，滚回去，滚回去……”

“你们这是干什么？”严菊用手护她的对象，不解地大声问道。

众人杂乱地喊道：“不准谈对象”、“谈对象是资产阶级行为”。

她对象也厉声道：“不要乱来，哪有不能看对象的？”

有了解他们出身的人说：“别忘了你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别搞小资情调的谈情说爱。”

她对象问：“无产阶级就不谈对象了，那怎么结婚？”

“别污蔑无产阶级！革命者为革命而结婚，为革命生儿育女，就是不搞资产阶级的谈情说爱。”

“这真是奇了、怪了！哪有这种道理？”

这时有人煽风点火：“轰他走！把这资产阶级的谈情说爱者轰走！”

于是大家对这两人又推又搡，大声起哄，闹得她对象脸涨得通红，终于顶不住了，只得眼巴巴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女友，含泪走了。严菊两眼噙着泪回队里去了。这一夜，她整整哭了一宵，湿了枕头的一大片。她实在不明白为何对象远道来看望她，会被人们撵走了。

荒唐年代就有这样荒唐的事情，极左年代就有这样极左的事情！

棒打鸳鸯亡命天涯

我们队上的卫生员叫马春林，是个退伍军人。他人长得不高，但浓眉大眼，很精神，也有文艺细胞，多才多艺，吹拉弹唱都会一点。队上的人是凡有点头疼脑热、伤风感冒的，都到卫生室看病、开药，这卫生室就成了全队的公众场所、热闹地儿。人们下地干活回来后，很多人聚在那里聊天、说笑……

有一位上海女青年发了高烧，好几天都要到马春林的卫生室看病、打针、开病假条，两人关系就熟了。后来她还有几瓶针剂没打完,但病假已经用完了，马春林就提出到田里给她打针。在干活的田里，女青年觉得当着众人的面打针有点不好意思,就到半人多高的高粱地里去。一来二去的,这两人就有了情意，在高粱地里有了苟且行为。 这在马春林完全是青春的躁动，使他做了大胆的举止,而这女青年是初从城市来到农村,需要充实自己空虚的灵魂。

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次,队上一个小伙子到高粱地里小解,撞见了这两人。随后他向队干部汇报了这件事。那个“兴无灭资”的年代,这样的举止被看作是犯了天条。在一次全队大会上,马春林懵里懵懂地坐着听会,冷不防队长宣布“把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分子抓起来”,几个人将他胳膊反拧,用绳索捆了起来。他被囚禁在一间杂屋里,日夜有人看守。马春林脑子里盘旋的是自己的名誉完了,但又寻思他们是两相情愿。但他有口也辩不清，在队上的囚禁房关了很久，思来想去一个冒险的念头涌上了他的心头:到黑龙江的那边去寻找出路!

那是12月的一个冬夜,滴水成冰。马春林假装有尿,看守迷迷糊糊地把他放出屋来。他乘看守不注意出门就跑了,待到看守发现人已经跑没有踪影了。看守这才大声叫起来,我们从酣睡中醒来，匆忙穿上衣服去追。马春林在部队是边防兵，很有反侦查的能力，他跑出门外去在沟里躲了一下，等我们追远了，他返身去队上食堂,摸黑装了一袋子馒头,再跑了。他知道在这样的冬天如果没有吃的东西带着，是会饿死的。后来马春林越过冰冻的黑龙江江面，跑去了苏联境内。他当兵就在这一带边境，熟悉边防部队的巡逻规律。

此后五年没有马春林的消息。他父母住在团部，有一天晚上，有人敲他父母家门，他父母开门一看，原来是儿子马春林回来了。父母问他：“这么多年你去哪里了？”他说：“我从苏联跑回来的。”父母吓死了，哭着说：“原来你去苏联当特务了，这可完了，你回来也是死路一条！”马春林说：“不会的，我这样的人对国家有用，我会有回家来的一天。”

马春林父母向团部公安局报告了此事，公安局就来人把马春林抓走了。后来听说北京公安部来人把马春林押走了，可能他还有情报的价值。此后再没有马春林的消息。那上海女青年也在返城的大潮中回了上海。

反对拆信文书自杀

我们连队的文书是上海青年小方，她负责给连干部搞文字材料，还有收发全连的书信。那时由于上海青年小金性格倔强，喜欢顶撞领导，指导员就通知小方：以后凡是小金的来信都不能直接交给他本人，要交给连干部。那时连队干部对不可靠的人，可以拆看他们的信件，还说是“便于了解思想情况”。可是有一次小方不忍心扣押小金的信，把信直接给了小金，被指导员知道了。

那天，指导员问文书：“小方，你是不是把小金的信直接给了他啦？”

小方迟疑地说：“没这回事啊。”

“有人看到了，你还想隐瞒。”

“谁看到了？”

“我还不能告诉你是谁看到的，你自己要老实说。”

方菲有点心中无底了，但还是不承认，说：“金子家最近没有来信。”

指导员见她还不认账，厉色道：“你对组织不老实，我现在通知你，你不要再当文书了，整理一下东西，明天就交待工作，下地劳动去！”说完指导员就走了。

方菲立时愣住了。她被撸了，不当文书了。对当文书她并不很恋栈。文书在许多人的眼中是一个很好的工作，至少可以不下地劳动。不当文书她明天起就得同农工一样，扛锄头、拿镰刀下地干农活去。她不怕干农活，甚至还比较喜欢这样的劳作。她被撸了，队部不会有什么说法的，大家会怎么看这件事，会以为她犯了错误。如果队上当众说清了，她是因为私自给了小金家信，大家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队上决不会解释这件事，会让她不明不白的。那么大家什么说法都会有，甚至可能会认为她的品质有问题。

这个刚过24岁的青年，正处于一种青春的苦闷迷茫时期。她的灵魂是如此的洁白无暇，她不愿自己受一点玷污。她自己不明白为何近来时常处于忧郁中，不知缘故地情绪低落。下乡六、七年了，她一点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有的人有门路走了，有了出路了，而她自己没有这样的门路。父母也说只有靠她自己，但她的出路在哪里？而现在她又受了队上这样的处理，她只不过是把小金的信给了他，这又算什么错误呢？她想不通了。

第二天，当指导员带了新的文书到队部来接小方工作时，却不见人影。指导员心里有点纳闷，这个人去了哪里？有许一时想不开到邻队的同学那里串门去，但她胆子也太大了竟没有请假，等她回来再处理。指导员叫人撬了文件柜、抽屉的锁头，把队的公章、文件、资料等，统统叫新文书管起来了。他也没有再细想这件事。

过了一天，队里还是没见到小方踪影。又过了几天，还是发现不了小方，连队才感到不对头了，让全队到处找方菲。人们去了队的每一个角落，家属区、场院、马号、地头，就是没有小方的影子。后来人们见到马号后的高粱地里有狗常蹿来蹿去的，忙得很，不知有什么东西让这些狗这么忙乎。有人走进高粱地里看到：一具女尸倒在地下，身上血淋淋的，有几只野狗正围着尸体转，眼睛都是通红通红的，像疯了一样。尸体的一半已叫狗啃了，露出了白生生的骨头……

私拆信件是违反人性的事，因此一个女性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唱样板戏险遭批斗

我们班上有一个原国民党军官徐同元，还是个师参谋长，那时60多岁了。他原来是在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因为中苏边境形势紧张了，就把这些紧靠边境的劳改犯清到我们兵团来了。他的两个儿子也跟他到我们连队干活。那时我们称这样的劳改犯叫“大劳改”，我们自己就是“二劳改”。老徐与我们一样下地干活，但他要挑我们喝水的水桶，以他的年纪走十几里地那是够呛的。凡是最重、最脏、最危险的活儿，都是他干的。连队的厕所粪满了，就要他去掏。那时我们觉得自己“二劳改”怎么地也比“大劳改”要地位高些。

那天，老徐吃完了饭，正坐在炕上哼起了京剧。解放前他听京戏久了也会来上两段。他会唱《空城计》、《打渔杀家》等老戏，但在这个时候他不敢唱这些个玩艺儿，只有哼哼红火的京剧样板戏才保险。这时节，他正哼到《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的唱段：“几天来摸敌情收获不小，细分析把作战计划反复推敲……”。

我边手洗着衣服，边听着京剧，正想着这小子唱得还真一板一眼的。忽听门一响，就见班长老姜拉门踱了进来，他听见老徐唱气不打一处来。

老姜板脸吼了一声：“你唱的是啥？”

老徐正唱得来劲，道：“革命样板戏呗。”

“这是你该唱的？”

“这不是学习嘛，唱样板戏也有罪吗？”

老姜大声道：“这是你学的东西？摸敌情，你摸谁的敌情呢？”

老徐一时张口结舌。老姜又说：“你这是用心不良！”

我不由自主地说：“别乱唱嘛，革命样板戏是革命人唱的，你瞎掺乎啥呀？”

老徐知趣地顺势下台阶：“对了，是我昏了头了，不该乱唱。”

老姜道：“以后老实点，别乱唱。要不批斗你！”

老徐忙点头称是。老姜出了门，老徐对我说：“多谢你，亏得你一句话帮了忙，可见咱们……。”

我见他套近乎太过份了，说：“谁跟你‘咱们’，别说你胖就喘上了。”

老徐见话不对路也就不吱声了。

我不由好奇地问：“你当过国民党军官？”

老徐一愣，道：“那是旧社会里的事，没什么光彩的。”

过了好久，他又忿忿不平地说：“但我们后来起义了，在北京守城时我们是傅作义的部下，跟傅将军一起起义了，北京和平解放了。我们将功赎罪刚解放时还被编入解放军行列。后来又追究我们过去的罪行。也难怪，后来傅将军也受到批判了，我们是他的部下还能好吗？”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这“二劳改”同情起“大劳改”了。后来我纳闷自己的“阶级立场”为何如此不坚定？

装病返城尿炕多年

这天，农工都准备着下地干活，却见哈尔滨青年刘大个从四班的大门外出来，嘴里不停地嘟嚷着：“哈哈，老子不干了，开溜喽！”正当大伙惊诧之际，只见他回身返屋里，抱出一条上面满是像地图样的尿迹、正发散一股浓浓的尿骚味的棉被，朝门前的一条小沟渠里一丢，如疯了一样地叫唤起来：“老子不干喽！老子返城喽！”

正要下地的人们被刘大个的举动闹得摸不着头脑。我便一手拉住了刘大个，问道：“你小子真的要走啦？连被子都不要啦？”刘大个瞪圆了眼开了腔：“你还不信咋的？老子就是要走喽！”我说：“你事先也没打个招呼。”“这事儿能先露馅吗？”

“办的是哪门子手续？”这时节一大帮人都围了上来。刘大个瞅瞅大家伙儿，得意地说：“病退呗。”围着的人群中有人明知故问：“啥病？”刘大个一时红了脖梗子没说出话来。有人起哄道：“还不是尿炕病！”

刘大个更是语塞。队上的人都知道他有个尿炕的毛病，不知怎么搞的挺大个子却还像小孩一样，隔三岔五地晚上睡睡觉就尿上了，整日价往屋外的绳子上晒被子。有人就爱拿他这个毛病挖苦他，自然也没有女青年看上他，他二十五六岁了还没个女朋友。眼下在大家伙的笑声中，他窘得憋了一口气，好半天却吐出了一句让众人吃惊的话：“今儿个我老实告诉大家，这些年来我的尿床都是装的，假的！”周遭的人听到这句话全都傻眼了，个个泥塑木雕一般。这事太出人意料了，众人一时脑子都转不过来弯了。

刘大个见事情说开了，干脆全抖落出来：“都是为的返城，为了有今天这一天，我、我、我他妈的往被上尿了多少回啊！我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整日价身上臭哄哄的不说，有谁瞧得起我？挺老大个小伙子了还往炕上尿尿。我哪里还像个人哪？可为的是返城，我什么都忍了。这地方哪是人呆的？为返城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

说罢刘大个像小孩一样蹲地下嚎啕大哭起来。刘大个竟然这么多年的尿炕病全都是装出来的，大家一点都没成想到。他的话一时勾起了众知青的思乡病。刘大个可以走了，可我们还得在这个苦难地方呆下去，不知何时是个头。大家的心头一时凄凉起来，没有人吭气，全场都哑了。

下乡潮落人心所向

一转眼八年过去了，团里的知青走了不少人。有干部家庭把子女弄去当兵的，有爹妈退休去接班的，也有真病、假病办病退的，没有招儿的人就只能在兵团耗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那天听说团部来了新电影，那时看电影可是个大事，各连队的人都赶去团部看电影。乘汽车、拖拉机、马车赶去团部的都有。电影就在团部广场上放映。这天放映的是南斯拉夫电影《桥》，讲的是南斯拉夫二战时的反法西斯故事。当故事中出现外国电影中常有的男女亲吻的景头时，放映员就伸手挡一下镜头。大家立马发出一声不满的起哄声，但也知道这是上面规定的。

电影终于近了尾声，工程师把自己亲手建造的桥炸掉了，他无限感叹地说：“这真是一座好桥呵！”人们见电影结束了，正要四下散去，只见一个高大的人影蹦上了放映台。是一个北京青年。那人对着大喇叭喊开了：“大家不要走，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从北京得到了消息，中央同意知青返城啦！”

哇，这时全场知青全骚动起来了，终于等来了返城的这一天。有人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蒙圈了，大声对着台上的北京青年叫道：“所有的知青都能返城吗？不要调令了吗？不要办病退了吗？”那人答道：“是的，一个都不落，所有的知青全都可以返城了。为了抓紧时间办手续，大家不要回队了，今夜就去团部办公楼。”

这上千人的洪流一起向场部大楼涌去。黑暗中大家都把随身带的手电筒全打开了，无数个小星星一样的灯光汇成了一条灯光的巨流，照亮了前行的路。就在这样的一个瞬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成了历史了，多少人盼了多少年的返城突然就变成了现实。终于可以脱离这个苦难的地方了，终于可以回到自己朝思梦想的家乡了。这上千人被这个消息剌激得亢奋起来了，这个情绪的洪流不可阻挡地把团部办公楼包围了，上千个嗓子发出了：“返城、返城、返城”的吼声。

团部大楼的灯亮了，团长出现在了大楼门口，他声嘶力竭地对知青说：“知青们，大家不要着急，中央已下了文件，大家都可以办返城。但手续要一个队一个队办，大家先回去，等队上把手续报上来，我们再一个个审批。早晚大家都可以返城。”

全场知青都喊起来了：“不行，今晚就办”，“马上办，有什么不可以的”，“不要再拖了”。团长只得说：“好，好，连夜办。”人流立马涌向办公楼内。只见女办事员手拿一大叠表格，大家拥挤着抢开了。填写完后，大家又都抢着盖章，直把手持公章的女办事员挤得东倒西歪的。有人说：“干脆不如把公章挂到大楼门口，大家自己盖更快啦！”

这枚公章就这样被用绳子拴着、挂在了大楼门口，知青们争先恐后地用它在填写完的表上用力盖上去。有人盖了章还不相信这是真的，忍不住掐自己一下，才知这真的不是梦。有个知青盖完章后，看着这个表“哇”一声大哭起来，说：“盼返城，盼返城，今天终于盼来了，可是晚了，我父母都不在了。”还有一个知青盖完章后，一眼瞅见了在一旁的人事科长，他上去就要揍科长，吓得科长赶紧溜了。那知青说：“去年我来了病退手续，给这小子送了不少礼，他还嫌少就是没给办，今儿个老子不怕他了。”

这上千人直闹到快天亮了才办完了返城手续，四下里散去。后来的几天里，各连队的知青都忙着清理杂物，打行李，托运东西，很快就纷纷乘火车离开了这块洒下青春血泪的黑土地。在他们住过的地方只留下了一堆堆的破箱子、旧衣服、破鞋烂袜……

上山下乡潮起潮落，最后留下的是知青难以忘怀的苦涩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