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重磅 |《血迹、粉末与残渣：刑事专家是如何解释科学证据的？》[美]贝丝·A.贝琪 著

作 者 简 介

贝丝·A.贝琪（Beth A. Bechky）

纽约大学西摩·米尔斯坦伦理学、公司治理与战略讲席教授。作为一名组织人类学研究者，她致力于探究职业实践与新兴技术在职场中的持续互动关系。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组织人类学家贝丝·A.贝琪教授的著作。本书以刑事专家为研究对象，深入实验室与庭审现场，考察他们如何跨越科学世界、刑事司法与公共领域的边界来解释证据。第一部分记录了他们在DNA分型、枪弹检验等领域的工作。坚守科学严谨性、将专业术语转译为法官与陪审员可理解的语言、回应公众对法庭科学的期待这三重压力，催生出了“预期文化”。第二部分研究了这种文化，即专家在分析证据时会主动预期外界质疑，将其内化到报告撰写和检测流程中。这种集体共识，体现了他们以中立立场转述实验发现，而不越界进行司法裁决的职业定位。第三部分剖析刑事专家遭遇的结构性困境。庭审对抗迫使专家作出“匹配与否”的论断并阐明科学原理。当DNA技术因其客观性优势而取得更充足的资源后，枪弹痕迹比对、毒物检测等依赖主观经验的领域陷入了认同危机。模仿DNA技术的“客观性”并非出路，在数据与技术占据优势地位的背景下，刑事专家的语境化解读能力与多元技术协同才是厘清证据意义、维系专业权威的关键。本书是一部关于法庭科学的民族志杰作，其超越法庭科学领域的深刻洞察力，也为所有面临技术冲击的专业领域提供了镜鉴。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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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蒂娜（Tina）曾是一位DNA分析专家，后来成为一名凶杀案刑警。当她在一个全州范围的刑事专家会议上，向拥挤的听众做全体报告时，她讲述了自己经手的第一桩悬案。她强调，对于此类案件的侦破，法庭科学证据是至关重要的：

那时我刚被提拔，去和凶杀案组的精英们共事。在第一个月，我就被分配到了一件悬疑案。那是一起性侵案件。当时我已加入警队，不再穿白色的实验工作服，而是穿蓝色制服。今天我想说的是，对于警探而言，从你们这些“实验鼠”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多么重要！“不要有所隐瞒——快给我们！”

蒂娜边在屏幕上展示一张脸部的双侧照片，边解释本案的背景：

这场不法活动的主角是“巨雷”（Big Thunder）。据两位应召女郎所说，当时的情况是，她们正步行去提供有偿性服务，突然这个家伙从树后跳了出来。两个女孩先遇到了一号嫌疑人，同意发生性关系；然后二号嫌疑人，也就是“巨雷”，从树后跳了出来。他们对两个女孩有轻微的殴打行为，从她们身上搜到了钱，然后把她们带到旅馆房间并强奸了她们。在去旅馆的路上，他们在拖车停车场接到了第三名施暴者。两位受害人遭到多次强奸、殴打。三名嫌疑人拿走了她们的身份证和手机。她们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警察在调查本案的过程中，追踪了从两位女性的手机拨出的电话，并且询问了一位拖车司机。这位司机指认了前两名嫌疑人。侦查人员对这两名嫌疑人很熟悉，他们曾因之前的一次袭击行为和酒后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被逮捕过。侦查人员找到了他们，并采集了他们的DNA样本，以便与两位受害女性提供的强奸证据比对。

蒂娜在她的报告中，展示了一张由罪证实验室制作的DNA图谱表，然后引领听众逐行浏览鉴定结果：

对被害人提供的证据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在阴道拭子和避孕套上有精液，在颈部拭子上有（唾液里的）淀粉酶。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信息，其中包括几个拭子上的DNA混合物。阴道拭子上的图谱与二号嫌疑人“巨雷”完全吻合；其中一份DNA混合物与一号嫌疑人部分吻合。我们还从某些拭子和一个避孕套上得到了一些未能比对的图谱。

尽管警方无法确定三号嫌疑人的身份，地区检察官仍决定继续起诉已在押的两名嫌犯——在此类情况下，这是很典型的做法。但本案不太寻常的是在一年后的初审阶段发生的事情。当其中一位被害人向地区检察官讲述他们在拖车停车场接到的第三名嫌疑人时，她认为，这个人看起来可能是二号嫌疑人“巨雷”的弟弟。地区检察官听到这一点后，决定去调查第三名加害者是否有可能与“巨雷”有关系——第三名加害者正是从避孕套和某些拭子上得到的DNA的未知来源。

鉴于蒂娜曾是DNA分析专家，警长让蒂娜用她的法庭科学专业知识去调查这件旧案的详情。蒂娜从DNA着手做起。她是这样讲述的：

我研究了这些DNA报告，并做了一份家族DNA评估。我将“巨雷”的DNA图谱和那份来源未知的DNA图谱进行了比较，结果看起来极具家族性：它们的六个基因座相匹配，并且其余的基因座有共享等位基因。另外，档案里的笔录有被害人关于第三名加害者的描述；我们的资料库里有一份报告，显示三名嫌犯都喝醉了，行为鲁莽，还互相打了起来。

蒂娜所做的家族DNA评估，对于证实关于第三名嫌疑人的猜测至关重要。而且这也为蒂娜提供了证据，以便继续追查他。她说：

我做了些外勤工作，找到了他的驾驶执照，并在海军陆战部队追踪到他的下落——他哥哥被逮捕之后，他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我向法官展示了本案中的“高度相似性”证据，然后法官签署了逮捕令。

我从他身上取得了DNA样本，把他的DNA拭子交给实验室；被害人也从供辨认的照片里将他指认了出来。然后，我从实验室拿到了确认报告。在法庭上，他被要求回答问题。

蒂娜的工作使司法系统得以将三名嫌犯全部定罪。此外，她利用自己的法庭科学知识侦破棘手案件且找到危险嫌疑人的成功经历，促使她将家族DNA分析作为解决自己负责的悬案的常规做法。

在犯罪现场收集的法庭科学证据，例如DNA、指纹、子弹等，是侦查人员寻找嫌疑人的关键工具。像蒂娜所讲述的这种故事，是很常见的。在一个登上媒体头条的案件中，即2018年针对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和一些唐纳德·特朗普的著名批评者的（未遂）爆炸包裹事件，在一个包裹上发现的一枚指纹，以及在另外两个包裹内的装置上发现的DNA样本，为执法人员快速锁定和逮捕嫌疑人提供了所需的线索。不像上述案件那么引人注目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得益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发起的一项资助倡议，数千个积案中的强奸证据被重新做了分析。迄今为止有64起案件据此得出了有罪判决。法庭科学证据助推了侦查活动，将嫌疑人和罪行联系起来，而且为那些被错误监禁的人平反。

罪证实验室里的工作对于实现刑事司法正义至关重要。因此，这项工作利害攸关，不容忽视。一些关于是否剥夺生命的问题，取决于根据法庭科学证据而提出的主张。然而，这些证据和分析证据的人，并不总是对的。实验室出现差错和存在渎职的事件确实发生过，其影响波及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法庭科学证据出现的问题，可能侵蚀司法公正，浪费纳税人的钱，并且破坏公众的信任。

想想安妮·杜可汗（Annie Dookhan）的工作丑闻吧。她是马萨诸塞州一家州立毒品实验室的化学分析师。2013年，针对多项关于她在处理毒品证据的工作中篡改证据和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杜可汗做了有罪答辩。她承认“捏造实验数据”，在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测试的情况下鉴定毒品。杜可汗还用已知的毒品污染证据样本，在测试前混同案件证据，并且伪造其他刑事专家和技术人员的签名。

杜可汗的非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实验室的声誉，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检控方、辩护方和陪审团都依赖法庭科学的工作成果，所以她的罪行让整个马萨诸塞州司法系统都震动了。她在实验室任职期间，处理过数千起毒品案件。她的罪行被确定后，几乎是马上，就由一个特别法庭着手审理根据她经手的证据提出的定罪质疑的案件。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裁定，应重审数千起案件。根据一位辩护律师的说法，许多人因为证据被污染而被监禁多年，那些“应该被长期监禁的人却正在外面散步”。最终，该州超过两万起毒品案件的有罪判决被撤销。

在分析或解释证据时出错，也会导致错误监禁和个体伤害。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由于指纹鉴定环节出错，布兰登·梅菲尔德（Brandon Mayfield）被认为与2004年马德里通勤列车爆炸案有关，而在俄勒冈州被监禁。2006年，美国政府就梅菲尔德所遭受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创伤向他正式道歉，并支付了200万美元赔偿金。DNA鉴定也会出错。阿曼达·诺克斯（Amanda Knox）因被指控参与谋杀舍友而在意大利被监禁，但四年后平反获释。这是一个DNA鉴定出错的例子。为她的辩护团队工作的遗传学专家说，在用作定罪证据的刀子上发现的DNA数量“非常少”，可能是在无辜的情况下留在那里的。这些案件中的每一个都表明，法庭科学证据不是黑白分明的东西，而是复杂的科学知识的产物——这些科学知识被卷入了高风险的法律纷争之中。

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案件，表明了法庭科学工作的重要性：因为这项工作将嫌疑人和犯罪联系起来，所以它执掌生杀大权，这就使得其准确性和专业性极为重要。然而，媒体讲述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法庭科学家们所做的工作的真实性质。诸如决断的侦探、幕后的英雄等此类媒体形象，尽管非常吸引人，但没有反映出罪证实验室里实际发生的事情。

法庭科学家的工作比媒体曝光的形象，一方面更加平实，另一方面也更加严苛。对法庭科学证据的分析是高度技术性的，需要在实验台上付出艰苦的努力。与此同时，法庭科学家是在法院和执法机构组成的系统之内，根据侦查人员和检察官的要求对证据进行评估。法庭科学是为司法服务的，这就意味着它会因为科学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而变得复杂。这项科学工作与这个系统中的其他部分交织在一起；如果不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就无法真正地思考法庭科学。在这本书中，我将描述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如何导致了法庭科学家工作中的紧张局面，以及它们对整体的刑事司法产生了何种影响。

内容来源：第三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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