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县委大院》的徐刘蔚，与唱着我《一无所有》的王健林

【一】

2026年7月10日，徐刘蔚被免去了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职务，改任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仅仅不到一周后的7月16日，徐刘蔚就受到了贵州省纪委监委的审查调查。

这位32岁就成了“娃娃县长”的徐刘蔚，由于曾跟昔日首富王健林有过一段精彩过招而被人们所铭记。那会儿还是2014年，身为万达集团董事长的王健林前往贵州省丹寨县进行“包县扶贫”，时任丹寨县县长的徐刘蔚率队迎候。

在一场有许多人参加的项目推进会上，徐刘蔚代表丹寨县提出：万达在这里所有的投资利润都不带走，税收上交给当地，产生的利润全部注入万达基金，和县政府共同来监管！

坐在对面的王健林听后，立即提出了质疑：你那费劲巴拉地搞利润，还不如我干脆拉倒、什么也不搞，我每年固定给你五个亿，然后你自己去分得了！

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县长，一个是老来气味觉深稳、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首富，脾气刚硬的两个人在会议现场针尖对麦芒，似有一种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之势。尽管这场对弈以双方握手言和、各取所需而告终，但现场的参会者还是把它用手机完整记录了下来。

但意想不到的是，到了12年后的今天，两个人竟然双双沦落到了让人唏嘘的境地。

尽管都是靠地产生意起家的，尽管都挥金如土煮鹤焚琴，尽管都对足球和演艺情有独钟，尽管都荣膺过“首富”的名号，但王健林和许家印终究还是两种人：王健林虽说也为人高调，但毕竟没有许家印那么浮夸，而这也是造成两个人命运分野的根本所在。

王健林将自己的经商哲学总结为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意思就是多跟政府、跟组织打交道，少跟官员、跟个人打交道。所以当许家印在艳阳高照的南方搭建起纸醉金迷的恒大歌舞团时，王健林却在大雪纷飞的北国深情地嘶吼着“我一无所有”。

【二】

湖北省黄冈市下面有一个红安县。红安县过去叫黄安县，由于是黄麻起义和红四方面军的发源地，黄安县在革命战争年代诞生了200多位将军，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将军县”，“黄安县”也因此改名为了“红安县”。

在早年由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中，曾有一位“戴墨镜的将军”叫徐斌洲。

1931年、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成立的那一年，年仅19岁、入伍仅一年的徐斌洲被任命为了红34团政治处主任。而这个团的团长，就是来自隔壁麻城县的许世友。

在一次战斗中，徐斌洲身负重伤，永远失去了一只眼睛，从此便与墨镜终生为伴。但好在许世友对他不离不弃，两人从湖北一路辗转到了山东。后来两人还都去过抗美援朝的战场，许世友任兵团司令，徐斌洲任军政委。

在1955年的授衔中，徐斌洲被授予了中将军衔。此后，徐斌洲历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顾问等职，1995年按正部级待遇离休。

徐斌洲的爱人叫韩豁，两人的结合经历十分传奇。

那是在40年代初的抗战时期，当时徐斌洲正在山东省清河军区任职，韩豁则是清河区清西地委妇女委员会主任。

韩豁的父亲叫韩复达。韩复达早年曾与蒋介石同批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在日留学期间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留日回国后，韩复达担任过袁世凯军政府陆军部的参谋，后做了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首任军械处处长、高级参谋、副官处处长，还当过上海中南银行总稽核，并跟李宗仁关系友好。

韩复达是一位坚定的反蒋人士，他的主张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弟弟、也就是韩豁的叔父、冯玉祥麾下的“十三太保”之首、曾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韩复榘既以“儒将”自居，又以“暴力剿匪”而闻名，他这种矛盾的人设在莫言小说《红高粱》中就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尽管叔父韩复榘是国民党高官，但韩豁那会儿却跟中共地下党走得很近，她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还曾以在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做医务工作为掩护、秘密向国军士兵进行宣传动员，并把韩复榘给她的生活费全都资助给了解放区。

虽说韩复榘一开始树的是“反冯投蒋”的旗帜，但后来的山东省却事实上成为了韩复榘的独立王国，这就让韩蒋二人的猜忌日深。1938年1月，蒋介石以韩复榘面对侵华日军“不发一枪”为由，将他军法处决。

同样是在1938年1月，韩豁加入了共产党。六年后的1944年，韩豁与徐斌洲结为了夫妻。

解放后，韩豁做过多个岗位，70年代末她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的任上退休，而这个北京医学院就是今天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

1982年，徐斌洲与韩豁有了一个孙子，他的名字叫徐刘蔚。

【三】

巧合的是，革命战争年代同在红四方面军里的还有一位基层军官，他的名字叫王义全。

王义全是1933年参军的，那会儿徐斌洲已经是一名团级干部了。长征期间，王义全曾任红31军93师下面的一名连长，而徐斌洲恰好也在这期间担任过红31军93师下面的279团政治处主任。

抗战爆发后，徐斌洲奔赴了山东前线，王义全则留在了陕西大后方。解放后，王义全从事起了垦山伐木的工作，先后辗转于陕西、四川的高山密林之中。后来国家在四川省组建了大金县森林工业局，王义全就携家带口搬到了大金县，并担任大金县森林工业局副局长。

这期间，王义全生下了一名儿子，他的名字叫王建林，王建林的“林”就是取自森林的“林”。

王建林年轻时以职工子弟的身份进入了金川县（大金县）营林处工作，直到70年代参军入伍时，王建林才给自己改名“王健林”。按照王健林自己的说法，他参军入伍乃是受到了电影《林海雪原》的启发。

巧合的是，王健林后来遇到了一个名字里同样带有“林”字的人，她就是王健林的妻子林宁。

林宁的父亲叫林连章。林连章也是一位老革命，他曾在1955年授衔中获颁上校军衔，后来又晋升为大校军衔。林连章读书期间曾跟韩豁一样，都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也曾跟徐斌洲一样，都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读过书，毕业后也都留校工作过。

后来，林连章做到了华东工程学院副院长，这个华东工程学院就是今天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

【四】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2014年，经历过炮火连天战争岁月的老一辈人都已不在，他们的子辈和孙辈逐渐成为了这个社会的砥柱中坚。

这一年是王健林蝉联中国首富的第二个年头，他把万达的商业帝国版图拓展到了世界各地。王健林先是同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谈笑风生，后又受到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热情款待，期间还与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共同畅想了体育的未来。

而同一时期的徐刘蔚也已拥有了9年工作履历。200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后，徐刘蔚就进入了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几年时间就做到了贵州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副处长。

2012年，徐刘蔚主动申请下沉基层，他被委派到了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的丹寨县，历任丹寨县委常委、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2014年初，年仅32岁的徐刘蔚担任了丹寨县县长。

由于徐刘蔚人年轻，又生着一副娃娃脸，谈吐之间尚有一种稚气未脱的感觉，所以人们便叫他“娃娃县长”。

彼时的丹寨县还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穷，丹寨更穷。这个总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17万多人的山区小县，2014年的GDP仅有21亿多元，还不如东部大城市里一个发达社区创造的GDP多；人均GDP仅有3万多元，仅相当于贵州全省平均水平的六成。

徐刘蔚曾回忆说：“调到丹寨的第一年，我把全县走了一遍，所看到的一切让我连续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在徐刘蔚的招商引资和积极奔走下，丹寨县的税收收入史上首次突破了4亿元大关，然而4亿元恐怕还不及东部大城市里一座万达广场一个月的营业额。

2014年，国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明确倡导民营企业扶贫以及深化定点扶贫工作。

受此号召，阿里、腾讯、京东、恒大、万达纷纷出台了声势浩大的扶贫行动计划。马云宣布阿里巴巴成立脱贫基金并表示将为此投入100亿元，刘强东在老家宿迁建了一个京东客服中心以解决当地就业，王健林和许家印则都把目光投到了西部省份贵州。

在当年的这几位巨贾中，王健林投入的钱或许不是最多的，但他投入的思考和感情大约是最真切的。

2014年全国社会扶贫工作座谈会期间，作为与会者之一的王健林主动找到时任国家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提议说：万达想尝试“企业包县，整体脱贫”，毕竟“中国有成千上万家企业，（但）贫困县还不到600个”，所以这事儿对于万达这等体量巨大的航母级企业来说并不难。

王健林的提议让刘永富眼前一亮，两人一拍即合。也就是从这一刻起，王健林与徐刘蔚——这两位同出于红四方面军31军93师的革命后代子弟的世纪相会便被埋下了伏笔。

【五】

看过电视剧《县委大院》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剧中胡歌扮演的光明县县长梅晓歌为了争取扶贫资金，偷摸使招拦路截下了省里的郭厅长，千方百计请郭厅长到光明县考察一番的桥段。而现实中类似的故事也曾发生过，时任丹寨县县长的徐刘蔚就是这样进入了首富王健林视野的。

在王健林与刘永富初步取得共识之后，国家扶贫办就把贵州和甘肃推荐给了王健林，王健林选择了贵州。

2014年9月，由万达集团党委书记高茜和国家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副司长周宏文率领的调研组赶往贵州，对这8个候选县进行考察。但这8个县里并不包括丹寨县，因为丹寨一开始并不在贵州省扶贫办推荐的8个候选扶贫对象县之列。

徐刘蔚得知消息后，立即动用了自己早前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时积攒下来的人脉关系，向省扶贫办的领导恳求能协调调研组顺道来丹寨走一遭。不仅如此，徐刘蔚还派人到邻县地界上现场截住了调研组，这才迫使高茜和周宏文一行临时调整了行程。

调研组抵达丹寨后，徐刘蔚亲自陪同他们深入丹寨的黑毛猪养殖基地、蓝莓种植园、苗族吊脚楼，一路鞍前马后。

另一边，时任丹寨县委书记侯美传则召集工作人员连夜加班赶写材料，第二天一早就开车送到了已经离开丹寨去往其他县考察的调研组手中。

在得到了万达的初步认可后，丹寨县又紧锣密鼓筹备起了进京赴万达总部对接交流的事宜。侯美传让人购买了15套关于万达集团的书，分发给县里涉及扶贫工作的相关部门，让他们从中熟悉并弄清楚万达的工作方式、核心资源，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一定要按照万达集团的习惯套路来准备PPT汇报材料。

一切就绪后，侯美传亲自率队乘火车进京，一行人准备的文件资料和特色农产品足足装满了两大纸箱子。或许是仍觉心中不安，大家躺在火车的卧铺上迟迟无法入眠，于是他们索性起身集中到了餐车里，又热火朝天地讨论和修改起了汇报材料。

在随后于北京万达总部举行的汇报会上，王健林亲自拍板确定了对丹寨县的扶贫意向。

后来王健林对此解释说，万达之所以选择丹寨县作为扶贫对象，原因有三：一是丹寨县的交通还算方便，二是丹寨县有自己的特色产业，三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丹寨县的领导积极、有干劲”。

【六】

2014年12月，王健林莅临丹寨县考察。丹寨为此特地做了一番精心筹备，但凡王健林所到之处纷纷树起了“万达改变丹寨”、“万达助丹寨腾飞”之类的红色标语，处处是一派欢歌笑语气焰升腾的热闹景象。

在万达与丹寨的扶贫对接协议签署仪式上，王健林敲定了总额为10亿元的扶贫计划，并放出豪言说：“我们的目标是用5年时间，使丹寨人均收入翻番，实现整县脱贫”。

紧接着，万达集团与丹寨县举行了第一次项目对接工作会议。也就是在这场会议上，王健林与时任丹寨县县长徐刘蔚发生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番经典交锋。

当时，徐刘蔚对着万达一众人说：

“能不能这样？咱们产业就做产业，但是咱们明确一个原则：

万达在这里所有投资的产业，所有利润都不带走，这个税收上交给当地，所有的利润全部注入我们万达基金，和县政府共同来监管，每年提出资金使用计划，报总部审批。

（基金）在前几年也可以采用普惠性的（方式），大家都分钱，也可以分一两年试一试，看看效果。”

坐在对面的王健林一时有些错愕，他先是盯着徐刘蔚看了一会儿，稍作迟疑后咳了一嗓子，然后回应说：

“就是……我们来投资的这个部分……说穿了就是利润吧，就是这一部分它怎么转移支付的问题。

我们搞了20年对口帮扶工作，也采取过多种方式，就是经常情况下我们帮助的一些对象，（虽然）有了人均收入（的提高），但是呢没有实现普惠。你一算，人均（收入提高到了）一万多，但是绝对贫困户减少的比例不大，一万人（贫困户）也就减少了两千，那我们的想法呢是（既然人均收入）从五千（提高）到一万，（那么）贫困户就应该从一万人（减少）到只剩一两千人。

所以我们提出来，这次扶贫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说把人均收入提上去了，你五万三千（人）贫困户最后还剩四万人，那我们这个扶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说要整利润，那费劲巴拉再（通过）养猪搞利润，还不如我干脆拉倒、什么也不搞，我每年固定给你五个亿，然后你自己去分得了。我的人累得吭哧吭哧的，（其实）对我们来讲，五个亿很简单，我们自己稍微节约点成本，弄个什么措施一下子就出来了……不用搞这个（利润）。

眼见的不一定就是实的，我跟你讲，就按我说的那个就行。你们还有什么要跟我交流沟通的吗？”

咽了一口茶后，王健林又语重心长地对坐在对面的徐刘蔚说：

“（你们）提太多（要求）也不好，你也别提太多了！”

徐刘蔚见状赶紧打圆场：

“（我们）先把这个做了，我也不要太贪了，（否则）到时你又要批评我了……”

王健林听后摆出一副教育人的架势，回复道：

“你呀……不是我批评你，我跟你说，我有这个善心，你也不要觉得我们的钱就是自己印出来的，你这样做不妥。”

坐在旁边的其他万达高官赶紧把话接过来，劝徐刘蔚说：

“（如果）这几个事儿你能折腾明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识趣的徐刘蔚不再重申自己的要求，适时结束了这场对话：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王健林）董事长，感谢万达。（王董事长）是咱们丹寨最大的恩人哪！”

王健林听了赶紧摆手：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们可不是奔着这个（来的）……”

就这样，在一片坦诚友好、欢快轻松、热情洋溢的氛围中，王健林与徐刘蔚就万达集团对丹寨县的扶贫对接事宜达成了一致。第二天，王健林一行在徐刘蔚等人的陪同下，于丹寨县一连走访考察了8处地点。

【七】

实话实说，那几年万达对丹寨县的扶贫力度着实不算小，投入金额上或许不及恒大，但在落地执行上却要比恒大聚焦得多。

王健林一开始确定的出资金额是10亿元，没过两年就增加到了14亿元，后来又增加到了16亿元。万达在丹寨建起了万达旅游小镇，建起了万达职业技术学院，建起了丹寨扶贫产业基金。

万达还成立了由集团高级副总裁牵头的扶贫领导小组，选派了一批高管到丹寨挂职担任县乡两级领导职务，并对他们在薪资待遇、职务晋升上予以优待。万达还邀请了一大批国内顶尖专家学者，先后十余次到丹寨现场支招。据说万达内部光是针对丹寨的扶贫项目PPT，一年之内就做了56版。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王健林至少10次前往丹寨实地考察，开了不下10次专题工作会，他直言“这已经超过我在任何一个万达项目上花的时间”。

后来，丹寨还成为了国家审计署的定点帮扶县。

2019年，贵州省政府宣布丹寨县正式脱贫摘帽，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实现脱贫目标。

在2020年9月于丹寨万达旅游小镇举行的“丹寨论坛”上，时任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对万达集团的扶贫行动大加赞赏，称万达集团开创了“企业包县、整县脱贫”的“丹寨模式”。

时任丹寨县县长徐刘蔚也因此荣誉等身，他先是在2020年获得了“贵州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后又在2021年被授予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紧接着，徐刘蔚在2021年越过县委书记这一层级，直接由丹寨县县长晋升为了毕节市副市长，之后又陆续担任了贵州省文旅厅副厅长、省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

另一边，王健林也获得了“全国社会扶贫先进个人”、“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等多项表彰。王健林的荣誉挂满了办公室里的整面墙，这些细节都被主持人鲁豫的镜头给精准捕捉了下来。

不过，彼时王健林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大约还他面对鲁豫时轻描淡写说出的“小目标论”：

“（年轻人）想做世界最大、想做首富这是对的，（这是）奋斗的方向。但是最好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它一个亿！”

镜头前的鲁豫遏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她赶紧插问道：

“这是你当初的第一个目标吗？先有一栋楼，或者我先赚一个亿？”

王健林想了想说：

“那个时候一栋楼可能还不止一个亿……”

【八】

2014年万达与丹寨对接之前，王健林曾说：“2020年正式退休之后，不排除我去承包一个贫困县，专门进行扶贫”。

转眼到了2026年，王健林的身影又开始活跃在了贵州、新疆、福建的农村山野地头间，他依然还是逢人就讲自己的文旅产业梦，依然想着把丹寨万达文旅小镇的模式复制到任何能看到一点儿山水的地方，并强调这才是万达的“看家本领”。

只不过物是人非，昔日那个脸庞宽厚、面色红润、额头饱满、梳着一头中分黑发、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意气风发的王健林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身形瘦削、面容枯槁、满脸褶皱、头发杂乱、可强撑着也要把腰杆给挺直的形象，恍惚间已有了一副悲壮的样子。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过去几年里的万达，那只能是“断臂求生”。

一些曾经熙熙攘攘的万达广场变得门可罗雀无人问津，过去三年万达集团被迫出售了超过80座万达广场、回笼资金数百亿元，可这相对于万达集团整体超过6000亿元（2026年初数据）的总负债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万达酒店、万达影业、快钱金融相继易主，万达商管也因为上市对赌条款的压迫而无奈失去了控制权，苏宁、永辉这些曾经的合作伙伴纷纷将万达诉诸公堂，王健林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的传闻时不时就会被人炒起，那位曾经一呼百应的首富现如今也尝到了四面楚歌的滋味。

唯一还能带给王健林安慰的，恐怕只有他那位被从小宠到了大的公子了。

就在前不久，还有人拍到王思聪带着他的女朋友懒懒出现在了英国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现场，俩人的座位位于观赛位置最佳的VIP座席区，这片区域一张座位的票价就在六位数以上。时不时出没于伦敦高档商场为女友肆意刷卡的王思聪，看起来依然是那样的潇洒和松弛，似乎万达的兴衰荣辱与他并无多少关系。

也许只有留意到王思聪眉眼间的些许疲态，人们才能将他同那位年逾七旬、穿着一双球鞋在贵州的田间地头上默默行走、再无气球横幅相迎也无人群列队相送的王健林给联系起来。

回想2016年的万达集团年会，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群星璀璨。酒过三巡，王健林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登台，深情演唱了一首《一无所有》，他用撕心裂肺的歌声演绎出了什么叫做“只剩财富”的空虚。

十年之后的2026年，万达集团再无年会。此时的王健林或许真正体会到了“一无所有”的涵义，然而他再无机会走到舞台中央高歌一曲了。

电视剧《县委大院》里的县长梅晓歌最终收获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可现实版《县委大院》里的县长徐刘蔚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

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参考资料：中国企业家杂志、中国慈善家杂志、观察者网、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财经观察、包邮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