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我的外公李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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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

老正按：今天介绍党的一大代表李汉俊。这是一篇由李汉俊的外孙甘子九所撰写的文章。

李汉俊（1890年4月-1927年12月17日），原名李书诗，字人杰，号汉俊，湖北潜江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

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创办《劳动界》周刊，并赴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上海小组代表。

1922年回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后因意见分歧，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赴上海任教。后回武汉，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年仅37岁。

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把李汉俊称之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评价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

“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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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15位出席者（党史权威排列）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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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李汉俊

来源：百年潮2013年01期

作者：甘子九

原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是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一大批仁人志士为党的成立作出过重要贡献, 李汉俊即是其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 会址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 (现兴业路76号) 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 会场陈设简朴, 但气氛庄重。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更感性地了解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贡献的李汉俊, 本刊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纪念馆的帮助下, 特刊登李汉俊之外孙甘子久先生在纪念外国语学社成立90周年座谈会上回忆外公的文章。这既是对革命先辈的纪念, 也是我们今日不忘历史、续写辉煌的动力。

从避谈外公到因外公而自豪

我的外公李汉俊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 两个妻子都姓陈。前妻生育了两个孩子, 即我的舅舅李声簧和母亲李声馥。1927年舅舅不到14岁就参加了共青团, 1929年加入共产党, 1975年在北京去世, 他有一个女儿在国外生活;我的母亲李声馥有5个孩子, 我是老大, 母亲2007年10月在武汉去世。外婆在生育了我母亲后不久就去世了, 1923年外公在武汉续弦, 继外婆叫陈静珠, 她生了一个女孩。

20世纪50年代, 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 在父母的言谈之中, 了解到我的长辈里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但是父母好像不太愿意过多地谈论他。我读高中的时候, 从父母和来访亲友的聊天中, 了解到我的外公是早期的共产党员, 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可是后来他犯了右倾的错误。

当时我母亲和姨妈共同珍藏着一张《烈属证》, 上面有毛泽东的签名, 证号是第11号 (全国的排号) 。

此后我在上海、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写文章介绍外公李汉俊在中国共产党创建阶段的重大贡献。文章发表以后, 也由此结识了很多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我们的家庭成员也在各种报刊上更多地了解了外公, 我们都以有这样的先辈自豪, 我的母亲和父亲更是如此。

外公李汉俊是我母亲永久的话题。2007年8月, 在母亲去世前两个月, 有一次和我谈到外公, 她老人家竟激动得老泪纵横, 口里只是说:“爸爸死得太惨了, 爸爸死得太惨了!”我只好以革命总是要有牺牲来安慰她。

写进历史的外公

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步, 于是我有了深入了解外公生前革命活动的强烈愿望。

我很好奇地在当时的各类书籍中寻找他的历史踪迹,但是我失望了, 当时有关书籍中对他的记载非常少, 即使有一点记载, 也只是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他是一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甚至有的书里无中生有地说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 因为右倾的观点和一大的参加者刘仁静的“左”倾都受到毛泽东的批驳。

看了这些书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幸好那个时候, 武汉市还有一些和外公同时代的有过交往的人健在, 外公生前的学生就更多了。我到武汉采访了还健在的外公的学生和同事, 努力搜集有关外公的点点滴滴。有的老年人见到我激动万分, 拉着我的手, 眼睛里闪着泪花。那个时候我40岁左右, 他们都说我像我的外公。

20世纪80年代我专门致书向在北京工作的一大代表刘仁静请教。在我以后的多次搬迁中, 刘仁静的回复信件丢失了, 但是他回复的大意我还记得。大意是:

1、在一大的时候, “你的外公已经是国内知名的学者, 而我还是北京的一名大学生”, 我不可能在会上和他发生争执, 当时大家来自全国各地, 彼此之间很和睦。

2、我不记得毛主席在会上有很多的言论。

3、你的外公是个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学者, 大家还是很尊重他的。

20世纪80年代初, 我曾经到广州拜访已故的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 (外公当年的学生) 。袁溥之对我说, 1927年她在武汉担任共产党在湖北的省委委员, 他们曾经事先征求李汉俊的意见, 在省委的会上一致同意恢复李汉俊的党籍, 但后来由于张国焘等人的反对, 没有成功。

再后来, 我阅读了一些前辈的回忆录, 比如曾经担任文化部部长的文学家茅盾先生的回忆, 就更加明白了外公的为人。茅盾先生写道：“现在年轻的一代, 乃至中年的一代, 大概不知道李汉俊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在1921年至1922年, 同他有较多的工作关系, 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他是湖北人, 中学时代就在日本, 直至大学毕业, 学的是工科。日文很好, 自不待言, 甚至日本人也很惊佩, 又通英、德、法三国文字, 德文说得极流利。此与他学工科有关, 法文、英文能读能译……他自奉甚俭, 除香烟瘾特大外, 别无嗜好, 衣服朴素, 像个乡下佬, 乍见时谁也想不到他是通晓几国文字的留学生。”

“李汉俊绝顶聪明, 他是投身革命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相当高……他从没搞过文学, 但给《小说月报》写的稿子, 介绍欧洲文学运动, 简明扼要, 博得《小说月报》读者的欢迎。”

“他任湖北省教育厅长时, 自奉简朴如故, 毫无官气, 实心办事, 努力想为乡梓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

代表陈独秀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包惠僧说：“那时他 (李汉俊) 主持湖北省的教育事业, 不辞疲劳, 为鄂人所知。”

即使是反对外公恢复党籍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接着我又去拜访李汉俊。他也是学者型的人物, 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 对于马克思经济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 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 但态度雍容, 喜怒不形于色。”

武汉市参事室参事傅光培老先生 (现已去世多年, 他的父亲傅慈祥因发动1900年庚子事变而遇难) , 20世纪80年代我与他交往比较多, 他曾经对我说：你的外公衣着不太讲究, 说话很有知识分子的风度。

1923年在武昌国立师范大学学习的赵春珊, 在1980年2月10日的《长江日报》 (中共武汉市委的机关报) 上发表文章《“二七”忆往》。他说, 在1923年, “二七”大罢工之前, 李汉俊动员他们学生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有的代表就拉着别人跳起舞来, 为工人代表能在郑州聚会而高兴。我们的李汉俊教授, 平日不苟言笑, 这时也跳起舞来了。”

他在另外的文章中写道:“李先生的寓所, 除卧室一大间外, 有一书房, 满架皆日、英文书籍。李先生每日工作除了在学校课堂讲书外, 其余时间, 多在书房内编写讲义, 主编讲义:一为社会学、一为唯物史观, 作为师大的教材。”

1922年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的夏之栩 (新中国成立后, 她曾经担任过国务院轻工业部副部长) , 在读书的时候曾得到过我外公的帮助。她写道:“以后, 我听说李汉俊又回到武汉, 并参加了北伐, 最后听说他被军阀杀害了, 大家觉得十分可惜, 我一直是很怀念他的。”

生活中的外公

我外公牺牲的时候, 母亲已经快10岁了, 她对父亲的回忆主要是生活方面的。母亲说, 外公对子女要求很严。“那个时候家里吃饭的人很多, 有父亲的同事, 有父亲的学生, 经常开两桌饭。有一次装饭的大木甑放在饭桌上, 我想盛饭够不着, 这时候有位客人过来想帮我盛饭, 可是父亲阻止客人说, 小孩子要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然后要我搬个小板凳自己站在小板凳上盛饭。”外公这种“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精神影响了母亲一生。我母亲年幼丧母, 10岁丧父, 可是她一生自立自强, 性格刚强。

我18岁那年因生病在家休养, 经常到继外婆 (陈静珠) 家, 有一次我问她, 外公做了那么大的事情, 可是家里为什么这么穷, 有人说他和您结婚的时候, 穿的西装还是借他哥哥李书城的。外婆告诉我说, 你外公交往的人多, 家里吃饭的人多, 他还经常在经济上资助学生 (这点后来在他学生的回忆录里得到印证, 他们说在学生闹学潮的时候, 李汉俊教授在经济上经常资助他们) , 所以家里基本没有积蓄。

外公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 他通过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 更直接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觉得, 那个时候, 我外公, 还有像他那样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 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研究以及追求是积极的, 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来苛求他们, 我们应该以一种历史的、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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