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一百多年前的呐喊，至今仍在回响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

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他们手中举着白色标语，上面用毛笔写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有人跳上临时搭起的台子，挥舞手臂，大声疾呼。围观的市民越聚越多，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广场上空。随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进发，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运动就此爆发。

这就是五四运动。

这场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满以为能在和会上收回被德国强占的山东权益。毕竟中国也是战胜国，派出了十几万华工奔赴欧洲战场，有两万多人埋骨他乡。如今战争打赢了，青岛该还给我们了吧？

但结果让所有中国人寒了心。列强根本不把中国当战胜国看。日本代表在和会上拿出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以及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山东问题换文》，声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当转交给日本。英法两国早已私下答应支持日本的要求，以换取日本在地中海进行反潜护航的配合。美国总统威尔逊虽然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倡导民族自决，但在日本的强硬态度和英法的压力下，最终选择了妥协。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悲愤。

中国作为战胜国，竟然落得如此下场。明明是战胜国，却要像战败国一样被宰割。1919年5月初，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徵祥从巴黎发回密电，确认山东权益将归属日本。时任外交委员会事务长的林长民得到消息后，连夜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沉痛宣告“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5月3日晚，北京大学和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点，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等十三所院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挠，汇集天安门前。他们手持各色旗帜，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学生们散发传单，登台演讲，历数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集会结束后，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试图向各国使馆递交请愿书，但遭到军警拦截。

愤怒的学生改道直奔赵家楼——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

曹汝霖是“二十一条”谈判的主要参与者，被学生们视为亲日派的头号代表。学生们冲进曹宅，没有找到曹汝霖，却撞见了正在曹宅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们将章宗祥痛打一顿，随后放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这场“火烧赵家楼”的行动，把五四运动推向了高潮。

大批军警闻讯赶来，当场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但这些学生的被捕非但没有平息事态，反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声援浪潮。第二天，北京各院校学生集体罢课。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罢课浪潮迅速蔓延至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骨干中，有一个叫周恩来的青年，他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在天津的重要组织者。

运动真正出现质变，是在6月初。

6月3日、4日，北洋政府在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两天之内抓捕上千人，北大校舍一度被军警包围。高压手段没能压制住反抗，反而激怒了另一个更强大的力量——上海工人率先罢工，声援学生。纺织厂、机器厂、铁路工人、码头工人，相继走上街头。紧接着，上海商界宣布罢市。这就是著名的“三罢”斗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短短几天，这场原本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扩展为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群众性爱国运动。

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给北洋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各地纷纷来电要求释放学生、罢免国贼。在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

6月10日，北洋政府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6月28日，是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的签字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收到了来自国内各界雪片般的抗议电报，要求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和约上签字。陆徵祥等代表最终做出决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五四运动的胜利，虽然没能直接收回山东权益，但它开创了一个先例：中国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斗争，改变政府的决策。

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从此，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拯救民族的新出路。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两年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有不少人都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再看这八个字，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弱国，但五四精神所蕴含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永远不会过时。

五四运动过去一百多年了。当年在天安门前振臂高呼的学生，后来有人成了作家，有人成了教育家，有人牺牲在革命的道路上。他们喊出的那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至今仍在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