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温岭新县长上任，进城就丧胆，发现满城是活捉自己的标语

当晚，四人开会，金洪教、李芝楚介绍了从上海撤退回乡后，找寻地方党组织的情况，以及温岭的革命形势。

二人介绍，温岭形势很好，四乡的游击队很活跃，发展很快，但在反动堡垒中心的县城，反动势力还相当顽固，至今尚无有党的组织。二人通过蔡海南与椒南工委取得联系，并遵照上海党的纪律，在不暴露上海党身份的情况下，金洪教又在椒南参加了党。

他们的直接领导人是椒南工委的徐德。与椒南工委的联系，基本上半月一次。金洪教传达有5次，晋承河去请示汇报有4次。

此时，温岭城关广大群众看到大好形势，渴望解放。但如何依靠群众，从斗争中培养骨干，壮大革命力量，为解放温岭作准备是当务之急。

县中、县师是温岭两大学府，是青年集中地。晋承河在县中，王伯敏、赵瑞禾在县师，通过个别交谈串连，培养了一些积极分子。在此基础上，大家共同商量研究，决定在县中、县师成立读书会，吸收师生中积极分子参加，给以革命教育。县中由晋承河负责，县师由五伯敏负责。

县中读书会成立于1949年3月，略早于县师，定名“花山读书会”。

读书会拟有章程，目的是将师生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教育，宣传党的政策，进而团结广大师生进行革命斗争。“花山读书会”的负责人是晋承河、杜培桂、李银豪、徐作会（均系青年教师）。对象是师生中的积极分子，重点是高中学生。

报社设在县中后山的“九老⾐”，排版由李银豪负责，刻印和插画先由林鹤轩，后由张式昭负责，一直办到1949年7、8月份停刊。

国民党反动报纸封锁消息，广大群众不能及时了解革命形势的发展，“花山读书会”以筹款所得，买了一台收音机，放在附近农民家里，由晋承河、杜培桂组织骨干分子收听记录新华社消息，交由“花山报”转载，一直到温岭解放。

其中，陈曼声捐了一百五十斤谷，张吾新捐了二块银洋，赵瑞禾捐了二块银洋，叶圣根捐了一块银洋，陈茂友捐了一块银洋。募捐所得，一部分给了“浙东通讯”，一部分给了“花山读书会”，作为购买收音机和出版“花山报”费用。

“花山读书会”是我党领导的公开的群众性组织，成立时只有30多人，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举行讲座时旁听师生更多。

读书会通过座谈会等活动，发动了群众，培养了骨干。仅1949年5月间，就有张玉香、吴福生、叶祥土等一批学生去浙南参军。温岭一解放，赵光清、朱冰冬、林耀秋等一大批学生参加政府工作，张吾新等一批学生参军。在日后斗争中，多数同志入团入党，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

1949年4月份，读书会还以成员为核心，组织学生以“春游雁荡”为名参观浙南老解放区。青年学生通过自身所见所闻，增强了对蒋介石必然要灭亡的认识，树立了革命必然要胜利的信心。返校时，浙南游击队用船将学生送至江厦。

城关地下党还做了不少小学教师方面的工作。

她主要是谈自己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上海的工人运动，三大战役的胜利，以及揭露国民党的反动腐败等。这些老师对此很感兴趣，经常来她家玩。

这样就逐步消除了其顾虑，提高了认识。老师们懂得一点，就向家里人宣传一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肖泉村小学教师陈奕平家里只有一个寡母与年幼弟弟，他不顾家庭困难，脱产参加桥下工作队。其母唯恐包办婚姻不成，将其骗回家中反锁起来，他还是趁空跑到黄岩参加革命。

城关区第一次批斗徐子琪时，徐的亲侄女徐玉娟，平时慑于徐的“威风”，见到他怕得要命，在这次会上她大胆带头揭发徐的罪行，使与会者大受震动，纷纷起来斗争，对开好这次斗争会起到了推动作用。

“七一”前城关区建团时，叶晓春、罗霄雯等不少同志第一批就入了团，不少人以后入了党。

城关地下党还做了工人、农民及其他方面工作。

店员叶圣根是个孤儿，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长到12岁就当学徒，人很机灵，经过教育培养成为地下党的秘密通讯员，常为地下党送通知、叫人。解放后，他第一批参加解放军。雇农农黄四妹，住祠堂，母亲要饭，自己帮工，经教育后，成为该村清匪反霸斗争的骨干。

社会上的失业青年大部分没有读书，也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苦闷彷徨在十字街口，是我方与敌人争夺的对象。

城关青年党的负责人林某，大肆宣传青年党是第三党派，既反对国民党也不赞成共产党，主张自由、平等、博爱，参加该党可以帮助解决工作间题，欺骗青年参加其组织，壮大反革命的力量。

陈某，家里生活穷苦，靠老母摆小摊维生，年近30，生活无着，娶不起老婆，没有办法卖过二次壮丁，但都逃回来，无所事事。别人叫他是兵痞子，自已却十分苦恼。

此时，我军兵临江左，温岭统治阶级内部，迫于形势也出现了分化的迹象。王伯敏、晋承河根据浙南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和平解放温岭。

王伯敏是县师教师，身份好，又机灵，有晋见之门。他和晋承河多次通过绅士争取卢伯炎起义。从1949年3月起，经过多次谈判，与卢初步达成和平解放温岭的协议。

基本内容有：（1）放下武器，保存好枪械弹药，等待接收；（2）保管封存好县政府的一切档案资料，不得转移或烧毁；（3）不得迫害从事革命活动的进步人士（对这条，卢伯炎答应尽力，但国民党另有特务系统，无法控制）；（4）只要做到上述三条，保证人身安全，解放后按党的统战政策对待。

但协议达成不久，卢被撤换，由反动的水警局局长童葆照接任，策反工作无果。

童葆照接任温岭伪县长前，椒南工委已有指示，要大家提高警惕，保护好群众。根据这一指示，城关地下党做了坚壁清野工作，同时召开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上级指示，要大家提高警惕，遵守革命纪律保护好群众，团结起来，对童葆照开展斗争，打击其反动气焰。

因此，当童葆照骑马进城，反动气焰不可一世时，地下党发动骨干分子在县中和城关大街小巷散发并张贴了“活捉童葆照，解放全温岭”“童葆照到温岭之时，就是他灭亡之日”等传单和标语，给其当头一棒。

童葆照来温后，带来五百多名水警队，还在城关四周大修碉堡，妄图顽抗。浙南游击队对此早有准备，于5月28日，武装解放了温岭县城。

5月27日晚，王伯敏传达浙南游击队决定28、29日解放温岭的战斗部署，并带来一捆纸，要大家书写欢迎标语，同时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张贴标语欢迎。

天刚亮，地下党组织青年学生一队队上街欢迎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进城。全城人民涌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解放。

此后，县委分配她任城关区农筹会副主任（主任是区委书记李廷新）。她在县区委领导下与同志们一起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进行清匪反霸巩固政权的斗争。

1950年2月，她接上海党组织通知，离开温岭去上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