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潜行：缉毒卧底在阿富汗的生死夺命局 （1）

所有的场景与对话，均已尽可能忠实还原。然而，历经三十载岁月的沉淀与成熟——或许有人会说，我的旅程尚远未终结——我逐渐意识到，那些曾经历的惊险事件与冒险，有时难免因饱受震荡的头脑、过度纵情奔波的辛劳，以及目睹诸多优秀的同僚先我一步归于寂灭，而在记忆里留下些许模糊的痕迹。有朝一日，我也将随他们而去。在那之前，我必须坦言：这是一场狂野的征途，一场盛大的欢宴，以此致谢所有曾让我毕生之所成——亦包括我的缉毒局职业生涯——得以实现的人们。

--- 爱德华·福里斯 (Edward Follis)

序章

喀布尔绑架案

任务：国家随员，GS-15级

派驻地点：阿富汗，喀布尔

目标：哈吉·朱马·汗毒品恐怖组织

日期：机密

我对所有流血事件负有全责。在我的任何特工或线人在行动中——即便是离开美国大使馆安全区的日常外出——若发生任何不测，责任都在我一人身上。

至2006年初，我已担任国家随员，是美国缉毒局的一名高级成员，级别为GS-15——按军衔折算，相当于上校军衔。但我始终坚持做我一直以来做的事：街头实战。1名GS-15级官员，在战区驾驶陆地巡洋舰，携带M4卡宾枪和格洛克9毫米手枪，在阿富汗最危险、最无法无天的地区执行卧底行动，这简直是闻所未闻。我在缉毒局总部的上级们，每每读到我的团队从喀布尔发回的电报、电子邮件和“6号报告”时，常常颇为不满。

说实话，那是我唯一懂得的做事方式。我从来都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领导。无论是在洛杉矶、埃尔帕索、曼谷、特拉维夫、开罗，还是在喀布尔，我始终都是一名街头特工。

正因如此，洛杉矶分局的缉毒局同僚们开始叫我“卡斯特”。管他什么胜算，我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他们送了我一张卡斯特将军在小大角战役前几周拍摄的老照片——这是警察之间典型的黑色幽默。那张肖像就挂在我办公桌上方。

我们在喀布尔的大使馆是一片庞大的建筑群 --- 外围防务交由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士兵负责，他们是安全和反恐事务的专家。整个使馆区耗资8.8亿美元，被厚实的堡垒式高墙环绕。与巴格达不同，喀布尔没有“绿区”。在那道高耸的混凝土墙之外，从来没有真正的安全。每天都有叛乱袭击发生。我住在紧挨大使官邸楼下的一间小公寓里，大多数早晨都会被爆炸声震醒。2006年9月斋月开始后，我们连续60天遭受炸弹袭击。

每次驱车驶出大使馆，你都是自杀式汽车炸弹（车载简易爆炸装置）的目标。我有一辆银灰色金属漆的陆地巡洋舰，配有三级装甲，但它绝无法承受正面直接命中。若身处十字路口，你必须时刻警惕那些车载简易爆炸装置。甚至更原始的手段：在拥挤的街头行乞的人群中，可能有个孩子将手榴弹滚到你车底 --- 来不及做最后的祈祷，一切就结束了。

位于喀布尔的美国大使馆

那是一个晴朗的六月清晨，群山环抱的喀布尔盆地已隐隐昭示着前方燥热、污浊的午后。我正坐在办公桌前，顶着卡斯特冷峻的目光，突然接到组长迈克·马萨克（Mike Marsac）的电话，他正在执行我们日常的一起卧底行动。

我批准了一次行动：派遣我的调查助理塔里克和一名代号“007”的阿富汗线人深入虎穴，以1.5万美元购买3公斤海洛因。我们的目标是某条较小支线的毒贩组织，但我凭直觉认为，成功渗透进去后，或许能让我们更加接近全球最大的鸦片与海洛因集团的核心，以及那位传说中的首领——神秘的海吉·朱马·汗（Haji Juma Khan）。

这本应是一次例行采购；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此类行动已操作过数百次。但此刻，我听到马萨克在电话里气喘吁吁，显然惊恐万状：“埃德，他们人没了！”

“谁？”

“塔里克和007。他们刚刚被人掳走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详情 --- 他们就是在街上被直接劫走的。”

“迈克，我们的人现在在哪？”

“不知道。”

“该死”。残酷的现实如骤起的山地沙尘暴般刺痛着我：行动已经泄密。我们在街道两端部署了监视小组、DEA（美国缉毒局）特工以及一支来自CNPA（阿富汗禁毒警察）的队伍，他们都蛰伏在伪装车辆内。然而，不知何故，行动期间我们遭到了背叛。

两辆紧凑型轿车：一辆老旧的红色丰田卡罗拉和一辆灰色本田思域 --- 以精准的几何方位呼啸而至。卡罗拉斜停在我们的潜伏车辆前方，思域则紧贴后方堵住退路，可谓插翅难逃。据马萨克描述，4名阿富汗人将塔里克和007扯出车外，拖进他们自己的车里，随后干净利落地逃之夭夭。整个过程不到90秒。速度之快，令我们的监视人员根本来不及赶到现场。塔里克和007就此消失。这种“合围”战术的速度让我明白了一点：掠走我们的人，必定是训练有素的情报特工。

喀布尔街头

马萨克问道：“我们究竟是在跟谁打交道？”

我说道：“这手法太教科书级别了。这帮人绝对是克格勃（KGB）调教出来的。”

我立刻给兰利那边（指CIA总部）和阿富汗国内情报机构 --- 国家安全局（NDS）打了一通电话。事实上，我是在与同一多头怪物的两个脑袋通话：尽管NDS是阿富汗政府旗下的独立部门，但在幕后操纵阿富汗情报机器的，却是我们的情报人员。

我对着摩托罗拉对讲机大吼：“听着，我刚失去了两名部下！”

我对着摩托罗拉对讲机大吼。我对着摩托罗拉对讲机大吼。

回应我的是一系列矢口否认。其中一名带有美国中西部口音的特工反复强调：“我们今天确实有行动，但与缉毒无关”。她话还没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一个由阿富汗情报官员组成的叛变团体。这些NDS特工曾在莫斯科的大学和苏军基地接受苏联训练，如今已投身于自己的“副业”。当然，所谓的“副业”，就是黑吃黑，洗劫真正毒贩的毒品。他们必定一直在监视我和我手下的动向，误以为我们的卧底 --- 塔里克和007是真正的海洛因毒贩。这从侧面证明了我们的伪装技术和卧底技巧有多么逼真，以至于我们看起来与真实的阿富汗贩毒组织毫无二致。

该叛变小组策划了一场胆大包天的劫案：绑架塔里克和007，劫走毒品和购毒赃款，随后将这3公斤海洛因转手以纯利售出。在阿富汗的荒漠中，死几个海洛因毒贩，谁会来追查呢？

特工们不予配合，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我叫上了我在喀布尔的得力干将，特别探员布拉德·蒂尔尼。布拉德在加入缉毒局之前，曾在塔尔萨担任美国法警。蒂尔尼53岁，身材高大，有着浓密的棕色头发，是那种真正的“警察中的警察”，一个能让你托付性命的人。事实上，就在不久之前，我就曾把命交给他。蒂尔尼曾与我一起在曼谷驻扎过三年半，期间我致力于渗透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贩毒叛乱组织——掸邦联合军。有意思的是，驻阿富汗的许多探员，要么曾跟我一起在泰国共事，要么曾跟我一起在埃尔帕索打击墨西哥贩毒集团。仿佛所有散落的骑士、主教和战车，又重新齐聚一堂，为了最后一场棋局。

“带上家伙”。蒂尔尼点了点头。我们腰间都别着一把标准配置的格洛克17手枪，同时检查了M4卡宾枪的弹匣 --- 这是美军标准M16突击步枪的缩短版，更适合在狭窄的城市空间内使用。当然，还有我那把别在背后的冷钢博伊刀。我们把M4挂在肩上，冲到外面，上了我的陆地巡洋舰。

出发前，我给负责缉毒事务的内政部副部长穆罕默德·达乌德将军（Mohammad Duad Duad）打了个电话。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和穆罕默德成了密友。在斋月期间遭遇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时，我们曾一起在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里跪地祈祷——一个是虔诚的穆斯林，一个是基督徒。穆罕默德是塔吉克人，一位令人敬仰的圣战者，曾英勇抗击苏联入侵者。事实上，他曾担任传奇人物“潘杰希尔雄狮” --- 被誉为“阿富汗民主之父”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将军的幕僚长。马苏德于2001年9月11日前夕被基地组织暗杀。达乌德现在是一位三星中将，声望极高，是阿富汗极少数廉洁正直、无可指摘的高级将领之一。

我说道：“将军，我有两个手下失踪了 --- 被绑架了。”

他问道：“是谁，埃德？”

我告诉了他。“但是没人说实话。国家安全局的人都发誓说不是他们干的。

达乌德将军和我用两部手机联络，组织了一次拉网式搜捕。如果我的手下是被真正的毒贩绑架，他们会被带出喀布尔，充当人质，以勒索赎金。搜捕行动由我的缉毒局探员、达乌德将军的阿富汗禁毒警察、国家拦截部队成员以及身着制服的阿富汗警察组成——共计三百多双眼睛，全力追查线索并封锁喀布尔的逃逸路线。

这就是在战区缉毒的致命危险所在：不存在避免误伤的保障措施。在缉毒局、中情局以及各种阿富汗警察和情报机构之间，没有任何交叉核查机制，来防止一名卧底 ---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 闯入另一场卧底行动，从而被当场击毙。

穆罕默德打出了他的王牌：他致电国家安全局（NDS）办公室，与喀布尔国家安全局的二把手艾哈迈德·纳瓦比将军（Ahmad Nawabi）通话。布拉德和我立刻驱车前往国家安全局总部。那景象宛如梦境：我们仿佛已不在阿富汗。大门敞开，露出葱郁的绿植、一座小花园和一片修剪整齐的足球场。那是喀布尔市区法外狂潮之中的一片翠绿绿洲。建筑本身是混凝土浇筑的，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它曾被克格勃用作审讯场所。我跑上3层楼梯，看到了该建筑物在塔利班统治时期更为晚近用途的骇人遗迹。一层楼上有几块地砖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那是由“越界者”的血染成 --- 这些人在塔利班统治下，因亵渎神明、通奸或其他违反伊斯兰教法的行为而遭到鞭笞。阿富汗守卫持枪把我们直接带到了纳瓦比将军面前。

CNPA：阿富汗缉毒警察

他正坐在皮椅上等着我，悠闲地抽着烟。他穿着炭灰色西装，打着灰蓝条纹领带，灰白的胡须修剪得一丝不苟。我们没有浪费时间握手，也没有客套。

我说道：“你在听我说话吗？别告诉我这是什么偶然的抢劫案。它是按几何精度实施的。我知道是你的人干的。”

纳瓦比做了个鬼脸，然后，毫无征兆地，他留下我们独自待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显然是在打他的私人手机。当他回来时，他第一次给了我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

“看来我们找到你的人马了。”

“是吗？他们到底在哪儿？”

纳瓦比清了清喉咙里的痰，吐了出来（并报出了一个地址）。我的人正被关在东郊的一栋楼里。

此时太阳酷热难耐。喀布尔的街道上将挤满成群的行人、街头小贩和前往清真寺的穆斯林。我决定以卧底身份行动的胜算更大。这虽不合常规，但在阿富汗几乎没有什么合常规的事。我抓起藏在陆地巡洋舰里备用的行李袋。

我快速说道：“换上哈吉装”。我们套上卧底装束：头戴白色棉布头巾，脸上围着黑色围巾，以及两顶马苏德帽 --- 那种浅褐色的啤酒桶形帽子，正是“潘杰希尔雄狮”本人最钟爱的头饰。我们匆忙地挂上M4，驾驶着重型装甲丰田车在边缘急速穿梭。喀布尔的街道像中世纪的集市一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我视野狭窄，完全没注意到陆地巡洋舰的后视镜擦撞到了行人。蒂尔尼也把不少人撞倒在地。我们身后传来愤怒的呼喊声。

我瞥了一眼布拉德。“听着，伙计，无论我们做什么 --- 我是说，无论我们必须做什么 --- 我们都要在今天把他们弄出来。”

“妈的，我们一定会的。”

当我驾车疾驰过喀布尔的偏街小巷时，我们彼此庄严立誓，是以男人，而不是警察的身份。我们并未期望会发生枪战，尽管在喀布尔一切皆有可能。我驶上通往东郊的蜿蜒公路。我抬头望向那些高耸的驼峰状山脉，看到成群的阿富汗妇女和男孩正跋涉数千英尺，只为了获取每天的生活用水。

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再次确认了地址。那是一栋老旧的白灰色混凝土办公楼，同样建于苏联时代，毫不起眼，呈盒子状，因几十年的内战炮击而布满弹痕。建筑物的入口或外围没有外在威胁，于是我们留下了M4步枪。布拉德和我下了车，从皮套里拔出了格洛克手枪。

我们冲上散发着恶臭的楼梯间，当我们到达五楼时，能感觉到心脏快跳到了嗓子眼。我们撞开一扇未上锁的门，看到塔里克和007遭到了残忍的毒打。他们瘫倒在一张沾满血迹的布艺沙发上，意识模糊，半死不活。我们立刻与四名绑匪对峙。他们穿着西方人的衣服，不是哈吉装，而是浅色Polo衫、卡其裤和皮鞋。乍一看，他们一定以为我们是塔利班，但我们扯掉黑白相间的围巾，表明了自己缉毒局探员的身份。

那名部队指挥官是一名身材矮小的普什图人，操着一口受过教育但口音极重的英语。他的打手穿着一件沾满血迹的浅色亚麻衬衫；他的一只眼睛受过伤，伤口上草草贴着一块纱布。他也像是普什图人，身高大约1.88米，体重约104公斤。他显然曾是职业拳击手，或者说是一名受俄国训练的重量级拳手，而他一定把自己的拳击技巧运用得“出神入化”——他专业且有条理地将塔里克和007揍得遍体鳞伤：肋骨断裂、眼睛肿胀、鼻子骨折、牙齿脱落。

绑匪们正凶狠地盯着我们。但他们没有亮出武器，所以布拉德和我把格洛克手枪插回了枪套。紧接着，爆发了一阵疯狂刺耳的咒骂与怒吼。

“你们他妈到底是谁？”

那名指挥官最终平静地说道：“我们正在进行毒品调查。”

我低头看了看沙发。塔里克恢复了意识，但几乎无法坐直。我们的线人007看起来可能已经奄奄一息了。

布拉德吼道：“海洛因在哪？那三公斤呢？”

“已经作为呈堂证供上交了。”

“呈堂证供——你他妈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问道：“钱呢？”

那个身材魁梧的独眼拳击手只是朝我耸了耸肩。

“那可是整整1.5万美金，就为了他妈的这3公斤货！”

房间里的氛围确实如临大敌。局势急剧升温，一触即发——感觉随时都会有人被干掉。我低头看向塔里克和007，他们都在大量出血，眼珠翻白，意识正在逐渐模糊……

我们把两人扛上肩，像两个消防员一样，推开那些绑匪，拖着重伤的他们走下五层楼梯。

我一脚踹开大门，重新冲进了刺眼的日光中。一群围观的人把我的陆地巡洋舰团团围住，那是些愤怒的阿富汗男子，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他们密密麻麻地挤压过来，像一只蠕动的人形水母。由于我们已经摘掉了黑色围巾，他们现在能清楚地看到我们被晒伤的美国面孔，立刻认定我们是冒牌货——闯入者——异教徒。

我们奋力往前挤，穿过更响亮的吼叫和咒骂声，我甚至能感觉到脖子上传来的滚烫呼吸。

人群终于被挤开了一条缝。我们强行闯进了陆地巡洋舰。塔里克和007瘫倒在后座上，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

在我加速驶上通往喀布尔的高速公路时，布拉德说道：“20分钟。”

“毫无疑问。我对此表示认同……”

蒂尔尼说得没错：如果我们晚到20分钟，我们的人恐怕早就没命了。那个拳击手绝对会把他们活活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