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两篇！我院又一案例入选中国法院2026年度案例

深耕审判实务，喜结调研硕果！恩施市法院干警李晓涵撰写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行政机关认定结论的司法审查标准》入选《中国法院2026年度案例》，这是我院本年度第二篇入选该权威丛书的案例。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行政机关认定结论的司法审查标准

——向某恒诉向某成、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

（编写人：李晓涵）

入选中国法院2026年度案例

丨10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书字号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4）鄂28民终1269号民事判决书

2.案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基本案情】

2023年3月17日11时许，向某成驾驶三轮载货摩托车与同向向某恒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剐蹭，造成车辆受损、向某恒和乘客廖某受伤的交通事故。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4228014202300062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认定向某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向某恒无责任。向某成对该责任划分判定不服，向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出了事故责任复核。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认为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证据方面不确实充分，责令交警大队对案件重新认定。交警大队聘请某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对案涉三轮载货摩托车、电动三轮车的接触痕迹及事故发生过程进行了鉴定，认定向某成驾车刮擦向某恒电动三轮车的证据确实充分，向某成负事故全部责任，向某恒及乘客廖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向某恒被送往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右胫骨平台骨折、多处皮肤挫伤等。向某成在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向某恒要求向某成与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26670.26元，向某成对上述主张均不同意，对事故认定书的责任划分亦有意见，双方因此产生分歧致向某恒诉至法院。

【案件焦点】

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能否作为划分事故责任及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依据。

【法院裁判要旨】

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认为：交管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道交纠纷案件中据以查明事实和划分责任的重要依据，应当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当事人若对该事故认定书不服，人民法院应在审理道交纠纷案件时对该事故认定书及其所采用的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证据一并进行实质审查。当事人若无确实、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采信的证据有误，则不能推翻事故认定书已认定的结论。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交管部门对事故的认定历经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撤销证明、责令调查重做、经有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鉴定重新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核、终止复核等各个阶段，且依法送达给向某成，属于程序合法。因被告未拿出推翻该认定书的直接证据，无法得出推翻该认定书已认定内容的结论，可以依据该份认定书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

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判决如下：

一、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向某恒车辆损失2000元；

二、向某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向某恒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4270.26元；

三、驳回向某恒的其他诉讼请求。

向某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同意恩施市人民法院的裁判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本案涉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行政机关事故认定书的司法审查标准问题。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证据效力，但其并非不可推翻的“最终结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如何审查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如何在尊重行政机关专业判断的同时，确保司法裁判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上是本案中值得研究探讨的重点问题。

一、法律依据与制度功能：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定效力定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核心依据。其法律功能在于通过专业判断还原事故经过、划分责任比例，为民事赔偿提供事实基础。本案中，恩施市交警大队先后出具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指向向某成承担全责，该结论直接影响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

需特别指出的是，2020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这一规定确立了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地位，既尊重行政权的专业判断，又保留司法权的必要审查空间。

二、司法审查的二重性：证据链完整性和程序合法性

交通事故认定涉及现场勘查、痕迹鉴定、车辆性能检测等专业技术问题，行政机关基于调查职权所作结论具有专业性和即时性优势。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对认定书予以一定程度的尊重，但需通过实质审查防止权力滥用。这种审查既非替代性审查，亦非形式审查，而是以“证据链完整性”和“程序合法性”为核心的有限审查。

本案中，恩施市交警大队先后出具两份认定书，历经“初次认定—复核—撤销—重新调查—鉴定—终局认定”程序，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七十六条关于复核、重新调查的程序要求。尤其是第二次认定前委托具备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车辆接触痕迹进行鉴定，补强了证据链条，程序正当性得以强化。法院重点审查了程序的合规性，确认行政机关未逾越职权。同时，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正三轮摩托车右侧后部刮擦无牌三轮电动车左侧前部”的结论，直接印证了事故形态，成为责任划分的关键科学依据；在场人向某的陈述与鉴定意见相互吻合，佐证了向某成超车时未保持安全距离的事实；事故现场的影像及勘查记录未显示向某恒存在过错行为。法院通过综合审查，认定证据间形成完整闭环，行政机关的结论具有高度盖然性。

三、司法审查的边界与“相反证据”的认定

行政机关的事故认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法院在审查时应当保持适度谦抑，避免以司法判断完全替代行政认定。但若当事人提出合理质疑，法院仍需进行必要的实质审查。本案中，被告向某成虽对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原认定的相反证据（如独立的第三方鉴定、事故现场完整录像等），故法院最终采信了交警部门的责任划分。

这一裁判思路体现了司法审查的有限介入原则：既要尊重行政专业判断，也要保障当事人救济权利。在无充分反证的情况下，法院倾向于认可行政机关基于专业勘查和鉴定作出的结论，但若当事人能提供相反证据（如新发现的监控录像、专家辅助人意见等），法院应重新评估事故责任，而非一概采纳行政认定。

四、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司法裁量标准

交通事故认定本质上属于行政机关依职权对事实问题的裁量行为，法院的审查应聚焦于程序违法、证据矛盾或明显逻辑错误，而非替代行政机关作出事实判断。本案中，法院通过审查程序合法性与证据关联性，既尊重了行政权的专业性，又履行了司法监督职责，体现了“有限审查”与“权利救济”的平衡。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以“过错”为核心要件，而行政机关的责任认定是判断过错的重要依据。本案法院将行政认定结论转化为民事责任划分的依据，既符合法律逻辑，亦避免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过度加重。法院需在“程序审查”与“实质审查”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应审查行政机关是否遵循法定程序、证据是否充分；另一方面，需避免过度介入技术细节，导致司法权越界。

秉持“以程序合法性为前提，以证据充分性为核心，以当事人反证有效性为边界”的审慎审查态度，既契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目的，亦符合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本案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抓实典型案例发掘、培育工作，引导广大干警立足案件审理总结裁判经验，持续产出高质量司法成果，以案例研究助推审判工作提质增效。

来源丨审管办

作者丨李晓涵

美编丨喻靖尧

初审丨张 森

复审丨黄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