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特稿丨食物荒漠的迷思

The Myth of the Food Desert

政策制定者一直认为，拥有良好选择的人不会做出糟糕的决定。但如果真正的问题从来就不是获取渠道呢？

本文即将发表于2026 年 8 月 3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The Food-Desert Mirage.” 作者：Kelefa Sanneh自 2008 年以来一直是《纽约客》的专职撰稿人。

与许多食品正义活动人士的预期相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改变货架上的商品会显著影响人们的购买行为。插图：Ben Wiseman

今年早些时候，在福克斯新闻上，劳拉·英格拉姆与两位内阁部长坐下来，探讨了特朗普政府改善美国人饮食习惯的计划。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公布了一种更新版的倒置食物金字塔：肉类位于顶端，全谷物位于底部。他解释说，“高度精制的碳水化合物”正“实实在在地毒害”着美国儿童。（他还坦白——或者说是炫耀——自己已经超过十年没吃甜甜圈了。）农业部部长布鲁克·罗林斯表示，政府希望动员超市加入这场改变美国人饮食习惯的行动。罗林斯说：“我们目前还在着力推动的一项工作，就是那些缺乏便利条件、无法轻松买到全食超市商品的社区——”

英格拉姆打断了她的话：“米歇尔·奥巴马把那些地方称作‘食物荒漠’，”她说，“我以前还常拿这事取笑她呢。不过……她是不是说得对呢？”

“事实上，其中一部分说法是正确的，”罗林斯表示，并概述了她推动利用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要求参与的零售商增加货架上‘健康’食品数量的努力。去年夏天，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州长贾里德·波利斯曾表示，由罗林斯签署的新SNAP规定将“有助于减少科罗拉多州的食品荒漠现象。”

2008年，这一术语还不太为人所熟知。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农业法案，将“食品荒漠”定义为“可负担且营养丰富的食物获取渠道有限的地区”。然而，英格拉姆将这一概念与几个月后启动的奥巴马时代联系起来，其实是正确的。2010年，米歇尔·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敲响了警钟：“目前，有2350万美国人——其中包括650万儿童——生活在我们称之为‘食品荒漠’的地区，这些地区既包括城市中心，也涵盖农村社区。”次年，奥巴马政府发布了一张交互式地图，用于识别食品荒漠。这张地图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奥巴马政府许多其他举措：时至今日，它仍以“食品获取研究地图集”的形式存续下来。在纽约，本世纪以来每任市长都加入了这场斗争：迈克尔·布隆伯格发起了一项计划，鼓励超市在贫困社区开设门店；比尔·德布拉西奥则为城市农场和农贸市场提供了资金支持；埃里克·亚当斯在布鲁克林一所高中参观水培种植缸时承诺：“我们既能解决食品荒漠危机，又能培养年轻人投身城市农业领域，为我们的未来注入动力。”现任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措施，承诺在每个行政区开设一家由市政府拥有的杂货店。今年4月，在东哈莱姆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曼哈顿区区长布拉德·霍伊尔曼-西格尔指出，当地居民“难以获得优质食品”，并将这种“营养荒漠”与更高的心脏病和糖尿病发病率联系起来。

然而，尽管两党政治人物纷纷加入这一议题，一些学者却开始重新思考。与许多从学术界进入主流话语的术语一样，这个概念其实比表面看起来更难界定。通常，食品荒漠的定义取决于居民必须走多远才能到达一家超市，这便引发了关于超市究竟应有多“超”、以及哪些距离才算合格的争论——尤其是在纽约这样人口密集的城市。（根据一项联邦标准，纽约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食品荒漠，或许正因如此，马姆达尼才刻意回避使用这一术语。）当初提出识别食品荒漠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增加居民的零售选择来消除食品荒漠，从而改善他们的饮食结构。但目前鲜有证据表明，将超市引入缺乏超市的社区，会对居民的饮食习惯产生切实可感的影响。

五年前，一位名叫肯尼思·科尔布的社会学家出版了《零售不平等：重新审视食品荒漠之争》一书。这本书颇具洞见，记录了他从一名食品荒漠活动家到食品荒漠怀疑论者的转变历程。当时，科尔布任教于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弗曼大学，并在格林维尔西部和桑德森赛德这两个邻近社区开展实地调研。这两个社区以黑人居民为主，且低收入人群比例极高。科尔布试图向当地居民解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食品荒漠。然而，居民们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抱怨，矛头直指当地的零售商——其中许多抱怨与新鲜蔬果根本无关。一位女士甚至提到，连送披萨都成了一大难题。最终，科尔布开始意识到，食品荒漠运动其实是一种有益的虚构：它为像他这样的外来者提供了一种途径，以便将自身“白人中产阶级”的口味置于中心位置；同时也让社区领袖得以吸引关注，从而获取他们真正渴望的投资或项目支持。尽管如此，他似乎仍对曾经深信不疑的食品荒漠叙事感到惋惜。“在很多方面，我依然希望这一切是真的，”他写道。

如今，人类学家汉娜·加思希望检验这些理念中是否有一些仍可借鉴。她新出版的著作《被颠覆的食品正义：构建更美好运动的启示》（加州大学出版社）基于她在洛杉矶低收入社区开展的研究。在那里，她遇到了不少食品领域的行动者，却并未发现真正意义上的“食品荒漠”。（书中开篇，她引用了一位名叫安德烈斯的行动者的观点：“这个术语最早是由某个白人自由派在制作纯素有机食品时想出来的。”）加思对“种族资本主义”持全面批判态度，但她所接触到的许多行动者却有着更为务实的目标：他们希望帮助街角小店销售蔬菜，或者试图唤起城市居民对参与当地农场工作的兴趣。在某一时刻，加思得出结论，其中一些努力“实际上可能比慈善援助还要糟糕”，这句话正是她用来严厉批评的。尽管得到了政界人士的支持，但对抗“食品荒漠”的斗争似乎最终以失望告终。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超市是一种相当晚近的发明：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从专门商店或挤满独立摊贩的集市上购买食品的。超市的兴起推动了购物方式的标准化，或许还使高品质零售业的理念成为一种公民权利。1966年，《华尔街日报》报道，超市价格过高是“贫民区黑人的一大不满”，并援引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建议政府应为那些愿意在贫困黑人社区开设门店的连锁超市提供补贴。次年，美国国会就“低收入地区超市经营状况”举行了听证会。一名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警告说，一些超市可能正在实施“针对经济弱势群体的价格歧视”。一位来自圣路易斯的证人作证称，市中心一家商店里的水果和蔬菜看起来“更陈旧、更脏”，而郊区出售的同类商品则显得新鲜得多。

这些调查部分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骚乱，正如该杂志所言，那次骚乱将公众的目光聚焦于那些可能“降低再次爆发骚乱几率”的干预措施上。1992年洛杉矶骚乱之后，一家名为“重建洛杉矶”的非营利组织鼓励企业投资该市一些最贫困的社区；当时该地区最大的超市连锁店——Vons的董事长承诺，将在公司此前避之不及的“被忽视地区”新建门店。

然而，“食品荒漠”这一概念并非源自美国城市政治，而是起源于英国；有资料指出，这一说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一位苏格兰公共住房租户的评论。到了本世纪末，“食品荒漠”这一概念已正式写入英国的官方政策：1998年一项由政府委托开展的研究警告称，超市纷纷撤离城市中心，“导致了‘食品荒漠’的出现”。随着“食品荒漠”这一术语在美国逐渐深入人心，这种舶来的诊断有时也催生了相应的解决方案。2007年，在英国连锁超市乐购宣布计划进军大西洋彼岸后，其高管蒂姆·梅森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们之所以能吸引美国政界人士，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承诺将重返那些已沦为‘食品荒漠’的社区。”

科尔布发现，居民们实际上确实对当地缺乏超市感到担忧。但他逐渐意识到，人们呼吁开设超市，并非真正出于对更多营养选择的渴求，而更多是想借此凸显居住在低收入社区所面临的种种屈辱：设施不足、投资匮乏、缺乏尊重；酒类商店和当铺却多得令人不堪。同样，加思也发现，她所接触的人们渴望“更新、更漂亮的商店”，尽管他们其实并不特别想改变自己购买或食用的东西。一些受访者告诉她，他们喜欢那些朴实无华、专为黑人或西班牙裔社区服务的本地市场。

由于大多数所谓的“食品荒漠”并非完全荒芜，社会学家们尝试使用其他术语来描述社区如何未能为低收入居民提供充足的食物供给。“食品腹地”指的是食物价格实惠但距离较远的地方；“食品海市蜃楼”则指食物近在咫尺却难以负担；“食品沼泽”虽然廉价食品丰富，但却缺乏健康食品；“食品隔离”则指责政府加剧了富人与穷人饮食结构之间的鸿沟。“食品正义”——这是加思在其书名中使用的术语——尤为模糊，它汇聚了众多行动者，而这些行动者对何谓更公正的食品体系却持有含糊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

通常，这些交织的动向聚焦于超市——人们视其为祸害或救星，这取决于讲述故事的人是谁。2013年，即沃恩斯承诺重返南中央地区二十一年后，米歇尔·奥巴马前往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家沃尔玛超市，感谢该公司通过在“服务不足社区”新开设八十六家门店，推动美国更接近“消除食品荒漠”的目标。加思则更关注大型超市如何令当地倡导者失望，尤其是在洛杉矶——那里的骚乱后超市复兴昙花一现；在她开展研究时，她所调研的区域内仅剩一家沃恩斯超市。（同样，乐购针对美国食品荒漠的行动也在2013年宣告终结，当时该公司宣布将退出美国市场。）尽管加思的一位受访者对克伦肖大道沃尔玛超市的关闭深感惋惜，但加思本人似乎更为担忧的是：距离不远的全食超市与亚马逊生鲜超市的相继进驻，可能会引发“快速开发与居民迁移”。在纽约，马姆达尼所推动的市属杂货店旨在与现有超市展开竞争，它们借助政府资金或税收优惠，以更低的价格销售食品。（拟建的东哈莱姆门店就位于一家名为“Fine Fare”的超市附近——这家超市隶属于一个由独立店主经营的区域性连锁杂货店。）在为自己的做法辩护时，马姆达尼批评了市政府在高需求地区补贴营利性杂货店的政策，这一政策正是布隆伯格对抗食品荒漠运动的遗留产物。马姆达尼所憧憬的食品正义理念，意味着要与超市行业抗争，而非对其施以援手。

1936年，在超市尚未席卷全球之前，乔治·奥威尔曾花了几个月时间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的煤矿社区。他发现那里似乎存在一种“食物荒漠”。在自己出版的、毫不留情地记录这段经历的著作《威根码头之路》中，奥威尔指出：“在工人阶级聚居区，通常根本买不到全麦面包。”他乐于做出当代社会学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种评判——他形容一家旅舍的伙食“无一例外地令人作呕”，并写道：“如今，英国人的味觉，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味觉，几乎会本能地拒绝优质食品。”他还注意到，他所接触到的人们并不常吃当时营养学家推荐的蔬菜和水果；他进一步指出，这些饮食选择绝不仅仅反映了当时可获得或负担得起的食物种类：

奇特的恶就在于：你拥有的钱越少，就越不愿把钱花在健康的食物上。一位百万富翁或许能悠然自得地以橙汁和莱维塔饼干当早餐；而一位失业者却做不到这一点……你总想来点“美味”的东西。总有些廉价却令人愉悦的小玩意儿在诱惑着你。来点儿三便士的薯条吧！快出去给我们买个两便士的冰淇淋！烧壶水，咱们一起喝杯茶吧！

这段描述的意图并非贬低这些工人阶级人士，而是旨在揭示“阶级问题”的严峻性，以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尽管奥威尔对所见的饮食状况深感厌恶，但他更厌恶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它竟将部分成员逼迫到如此贫困、甚至如此糟糕的饮食境地。

20世纪60年代，当国会调查超市时，人们关注的更多是经济问题，而非营养问题：当时的主要担忧是，贫困社区的超市以高价出售低质量商品。所谓“食品荒漠”这一术语的真正创新之处，在于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饮食问题，同时以一种更为客观、少有评判意味的方式，重新诠释了奥威尔当年的一些旧担忧。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无需再对“令人作呕”的食物大加挞伐，也无需再嘲讽公众的“口味”，就能表达对穷人饮食状况的忧虑。1990年发表在《人类营养与膳食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为英国的“食品荒漠”运动奠定了基础，该研究指出，对于低收入消费者而言，“健康饮食的额外成本很可能成为他们实现健康饮食的一大障碍。”然而，尽管研究表明，在伦敦一个低收入社区，健康食品有时确实更贵，但研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如果价格降低，人们的饮食习惯就会发生显著改变。“许多城市社区居民都渴望拥有更好的饮食习惯，”一位公共卫生专家2002年曾对《纽约时报》表示——只要附近能多开些杂货店就好了。文章援引了一项研究，发现居住在超市附近的黑人居民在水果、蔬菜、总脂肪和饱和脂肪等方面的饮食结构“更健康”。研究人员也经常发现，人们的饮食习惯与其所处的零售环境之间存在关联。不过，同样有可能的是，这种因果关系恰恰相反：这些所谓的“食品荒漠”，即缺乏专家认为“健康”或“优质”的食品购买场所的地方，其实反映的是当地人的饮食偏好，而非解释这些偏好。

在有关“食物荒漠”的文献中，人们对饮食的担忧逐渐演变为对获取途径的关切——这一问题更易于衡量，也更容易解决。如果目标仅仅是让某些食品更容易获得，那么一个由政府补贴的市场，即便只是存在，就足以被视为成功，而无需考虑究竟有多少人光顾这家店，或他们具体购买了什么商品。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新开的超市往往会分流已有超市的客源，虽然减少了顾客的通勤时间，却并未显著改变他们的购物习惯。科尔布与一家连锁加油站的代表进行了交流。这家加油站出售三明治和现成沙拉，看似是以亏本促销的方式吸引顾客。这些“健康”选项实际上帮助加油站树立起“沙漠中的美食绿洲”形象，同时也使它成为符合SNAP（食品券计划）资格的商店，让持卡人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福利购买任何商品。“人人都说想要更健康的食物，可就是没人买，”这位代表在一次社区会议上说道。加思则撰文指出，一些热情洋溢的志愿者试图向当地居民推广羽衣甘蓝，却未能激起人们的兴趣——这种蔬菜在她所研究的社区里并不受欢迎。对她而言，这恰恰表明，食品正义运动往往是一种“白人主导的种族项目”，或许仅仅意味着，这一运动的走向深受掌舵者自身饮食偏好所左右。

那么，当地居民的饮食偏好又如何呢？他们是否和奥威尔所遇的那些失业矿工一样，更偏爱“美味”而非“健康”？对此，加思却出人意料地显得颇为含糊。她一边做着笔记，一边听高中营养课的学生们列出他们最爱的食物：“玉米粽、烤排骨、波索雷汤、披萨、烤牛肉以及涂了黄油的玉米饼。”然而，她并未过多着墨于快餐和垃圾食品本身，或许是因为她格外珍视那些她所谓的“具有文化意义”的食物，同时也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外来者心存戒备——这些人总爱告诉当地人，他们的饮食方式其实是不对的。如果说奥威尔曾将对“优质食物”的排斥视为贫困的副产品，那么近年来的观察者则提出了其他解释。在2010年出版的《食物正义》一书中，城市政策专家罗伯特·戈特利布与阿努帕玛·乔希认为，快餐在贫困社区如此流行，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广告的影响力——他们写道，这种影响“尤其显著地体现在儿童、低收入食客以及有色人种等弱势群体中”。（如果这本意是为了避免居高临下式的说教，似乎效果并不理想；为什么说穷人对广告有着孩子般的易受影响，就比说他们对炸薯条有着孩子般的钟爱，听起来不那么冒犯呢？）科尔布写道，他所接触的人群有一种“追求便利的口味”，而考虑到他们所处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境况”，这种偏好其实也情有可原。这一分析看似合理，却同样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消费者的真正偏好，让读者不禁想象：书中的这些人，与我们其他人不同，竟对晚餐该吃什么毫无主见，仿佛他们根本就没有强烈的饮食偏好似的。

一场运动之所以有战略上的考量，选择聚焦于可通过公共政策加以改变的建筑环境，而非个人选择——至少在目前看来，个人选择难以轻易改变，是有其道理的。然而，有时“食物荒漠”运动听上去似乎带有阴谋论色彩，坚称某些幕后势力正密谋用汉堡包喂穷人。在左翼阵营，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人们饮食中的任何问题，都反映了政府扶持的企业——这些企业正是靠我们的饥饿牟利——所奉行的宗旨，正如加思所言，“食品—工业复合体”。但特朗普政府已表明，这种批评并非左翼特有的传统。今年2月，佛罗里达州一位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詹姆斯·费希巴克甚至声称，学校食堂里出现泡芙饼（Pop-Tarts）暗示着某种险恶的阴谋。“如果你真想让孩子们走向失败，就该给他们吃那些最糟糕、最垃圾的食物，”他说道。他使用了一个新近创造的词汇，将当代饮食描绘成犹太人阴谋的结果。这恰恰是那种常见而令人安心的观念——一种荒诞至极的说法：如果人人都有优质的选择，就不会做出糟糕的决定。

米歇尔·奥巴马在努力帮助美国人变得更健康时，始终表现出热情友好的态度，积极乐观；但她的丈夫有时却会流露出一种更为责备的语气。2008年竞选期间，在德克萨斯州博蒙特一个以黑人为主的观众面前，贝拉克·奥巴马曾说：“我们不能整天只给孩子们吃垃圾食品啊！”他还补充道：“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早餐就点那冷冰冰的波普艾斯炸鸡。”通常，观众都会热烈鼓掌回应他，但一些学者对此持更批判的态度。在2023年出版的《白人汉堡，黑人现金》一书中，该书探讨了种族与快餐业的关系，纳·奥约·A·夸特批评奥巴马似乎暗示，非裔美国人对快餐的偏好“本身就有某种内在原因”。夸特写道：“奥巴马的批评并未考虑到，早餐吃炸鸡或许恰恰反映出一个精打细算的家庭正在竭尽所能，用有限的资源做出最好的选择。”加思的观点也大致与此相似。尽管她对自由市场抱有敌意，但她本能地尊重自己所采访对象的选择，这也迫使她同样尊重他们光顾的商店和餐馆。在书的结尾，她指出，“‘食物荒漠’这类术语已经营造出一种‘危机’感，仿佛亟需立即采取干预措施。”但如果根本不存在这种危机呢？

任何密切关注我们关于食物话题不断演变的讨论的人都会注意到，“健康”其实是个动态的概念。奥威尔曾认为橙汁有益健康，而热茶则不然；但如今的读者或许会希望颠倒这种看法，同时还在争论无糖可乐的地位究竟如何。罗伯特·F·肯尼迪二世最新提出的食品金字塔，反映了人们对脂肪与碳水化合物相对价值认知的转变。而且，你甚至不必是阴谋论者，也会怀疑：对许多人而言，冷炸鸡绝非早餐时最糟糕的选择。（顺便一提，我妻子开了一家炸鸡店，我可不能说从来没吃过剩菜当早餐呢。）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会对奥威尔笔下那种“美味”的食物情有独钟，而是其他饮食偏好究竟如何才能切实地形成并长久维持——尤其是在一个食品经济充斥着大量廉价卡路里的时代。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社会科学家们普遍认为，我们的生物特性是固定不变的，而文化却具有可塑性；然而，GLP-1类药物的兴起或许将颠覆这一传统观念——说不定，我们体内那些化学层面的渴望，其实比我们的文化传统更容易被重新塑造呢。

甚至“食物荒漠”这一术语本身，也彰显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成功消除了威胁生命的饥饿现象：那些被专家们调查过的所谓“荒漠”，或许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真正意义上的饥荒却鲜有发生。如果这场运动的势头正在减弱，或许正因曾经推动它的左派专家与政策制定者如今已不太愿意对他人饮食指手画脚。当马姆达尼在纽约宣布开设市属杂货店时，他并未承诺要彻底改变人们的饮食结构，而只是打算间接补贴杂货开销。如今，对“垃圾食品”的严厉谴责更多地来自右翼，而非左翼——不过这种局面相对而言还很新，而且很可能只是暂时的。我们对哪些食物“令人作呕”的看法，既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也受生理因素的制约。这意味着，我们大概永远都会找到理由去贬低他人的饮食习惯——同时也总会被那些看似不切实际的饮食改造计划所吸引。最近有关“食物荒漠”研究的一个明智却令人泄气的发现是：距离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只为吃上自己想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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