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者获释后再杀3人，“精神病”是免死金牌吗

2026年7月24日，四川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仁寿县“9·9”连环杀人案。

随即，“精神病杀人要不要偿命”的话题引发热议。

回到2025年9月9日上午，仁寿县高家镇罗汉村，49岁村民徐松头戴棒球帽出门，持刀陆续向几名亲友行凶，致三死一重伤。

根据媒体报道，还原一下凶残的过程。

他先走进舅舅高才云家里，对着坐在沙发上的舅舅胸口和头部砍刺；随后在路边遇到大伯高治远，刀刺其胸口，其倒地后再补刀。

他又走到小学老师高申远家门口，喊了几声“高老师”，82岁的老人闻声应答出来，徐松一刀刺穿了他的胸口。

接下来他的目标是郑玉强，没有找到，便向其丈夫毛某星行凶，致其重伤。

顷刻之间，三死一重伤，还都是亲友。

据徐松供述，杀舅舅和大伯是为了“了结恩怨”。杀小学老师，是因为“觉得我父亲在上小学的时候，对他管教比较严格”。

而要对郑玉强下手，理由是“2023年返乡后生活困顿，郑玉强从未提供任何帮助”

匪夷所思！行凶者是精神病不成？

巧了，他还真是精神病。

2026年7月24日，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桩刑事案件。

庭审中，一份司法鉴定结论赫然出现：徐松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全网哗然。

被害人全是他预先选好的，目标明确，刀刀致命，还提前关闭手机，丢弃手机卡，甚至规划了逃跑路线。

被害人家属和村民都不认可，“一个能周密策划、连杀三人的人，怎么可能辨认不清自己的行为？”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惨案本可以、也本该避免。

这个徐松，2022年就因一起故意伤害事件获罪，2023年5月刑满释放返乡。

而在2022年那起伤害案发生后，他就已经被确认精神异常。

村民多次向村干部反映徐松举止异常，希望村委会监管或将他就医，遗憾未能引起重视。

就这样，许松一直自由地生活在村子里，直到两年后拿着匕首出门。

《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

疑似精神障碍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实施强制医疗。

徐松2022年的故意伤害行为，已经构成了“危害他人安全”。

可他没有被强制医疗，而是被投入人群，成了一颗定时炸弹。

回到凶案中来，“部分责任”怎么算？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将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分为三种：

一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不负刑事责任，但须强制医疗。

二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与普通人一样承担全部责任。

三是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请注意，法条用的是“可以”，不是“必须”。即便鉴定为部分责任，法官依然可以“不从轻”。

但往往是，司法鉴定结果决定了量刑走向。

一份“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几乎等同于“从轻判决”的通行证。

公众的疑虑正在于此，连杀三人，为何还能因“有病”从轻发落？

这个争议并非孤例。

2025年，广东廉江精神病人叶某志杀害祖孙一家三口，最小的被害人只有1岁11个月。

叶某志也被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但湛江中院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它传递的信号很清晰：精神疾病绝不是暴力犯罪的“免死金牌” 。

但更多案件里，精神病鉴定成了“减刑通道”。

2024年6月，成都27岁女子王紫雅，在自家门口被同小区35岁女子梁某滢连捅10刀身亡。

案发后梁某滢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2025年12月，梁某滢因“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从死刑改成了死缓。

2025年3月23日，河北石家庄男子王某某，在生日当天与妻子发生冲突，将妻子掐死。

2025年6月，保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评定，王某某案发时为“抑郁发作、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在被害人家属的强烈质疑和努力下，石家庄警方委托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重新鉴定。

2025年12月，上海方面推翻前次结论，评定王某某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023年12月，广西来宾26岁男子何某乖因怀疑邻居“摆阵做法”害其失眠，持改装射钉枪射杀六旬邻居夫妇。

案发后，警方对何某乖做过三次精神鉴定，前两次均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被害人家属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第三次鉴定才改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广西何某乖案二审也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法院认定，其“精神疾病对其在作案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没有明显影响，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也必须看到，因鉴定程序缺乏监督，精神疾病鉴定“黑色产业链”开始在部分地区出现，成为某些人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

部分犯罪嫌疑人被鉴定为精神病人后，“或无罪释放，或被从轻、减轻判罚”。

精神病成刑责“避风港”，已经成了不少民众的刻板印象。

不管徐松有没有病，他在作案时能周密策划、冷静执行，其“控制能力”削弱了吗？

而且，一个连杀三人、被反复预警的危险分子，却在所有环节都“漏网”了。

目前的困境是：鉴定缺乏权威，监护缺乏刚性，同时社会缺乏联动共担。

许多地方没有专门强制医疗机构，只能分散在部分精神病医院，也带来了监管风险。

精神病患者再犯罪不是小概率事件。

数据显示，精神疾病犯罪者结束监管后1年再犯率约为8.1%，3年再犯率约21.6%。

这意味着，每5个被释放的精神障碍罪犯中，有1个会在3年内再次犯罪。

既然精神病患者这么危险，为什么不全关起来？

问题没那么简单，强制医疗需要法律依据，也需要医疗资源和经费保障。

而且，《精神卫生法》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只有在出现伤人、自伤或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时，才符合强制送医标准。

在他“没出事”之前，法律几乎拿他没办法；而等他“出了事”，人命恐怕已没了。

如何在“保护个人权利”和“维护公共安全”之间找到平衡，是制度设计的难题。

但这个平衡，不该普通人用生命来买单吧。

于情于理，“精神病”仨字，都不该是杀人的免死金牌。

它更应成为全社会的“警示牌”。

每一条被忽略的举报，每一个被敷衍的预警，都可能变成下一条人命。

你的身边，有类似的人和事吗？评论区聊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