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温西革命武装成立却不见组织来人，30年后才知联系人忘了联系

陈桂莳是温西焦桐乡山下人。1947年暑假，他台中同学、乐清大荆人，名叫李小旺，以共产党嫌疑，因被乐清国民党浙保四团三营丁昌周通缉逃到他家。

陈桂莳早就听说李是“左倾”人物，冒着生命危险把李保护起来，让他住在自己家。后来又通过同学、焦桐小学校长程季笙的关系，让他以代课教师的身份，隐蔽在温西焦桐小学教书。

陶萍天是黄岩路桥小板桥人，是陈桂莳在台中时的同班同学。1948年七、八月的一天。陶萍天给他寄来一封信，说是有重要事情，叫他到自己家里来商量。

陈桂莳看了信，明白内中用意。他认为李小旺应是地下党员，就约李一起到陶家。去后，陶萍天果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萍天把他一个人叫到小房间里填了表格，办了入党手续。

入党后，陶萍天面对面布置陈桂莳三条任务：要不惜生命地严格保守党的秘密，不能出卖党，否则要受到党的严厉制裁：刺探温岭地区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及武器装备情况˗；团结温岭地区对国民党不满、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

在陶家，李小旺、陶萍天、陈桂莳三人议论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在议论中，陶萍天提出，你们温岭靠近浙南，有没有武装斗争的条件？这话给了陈桂莳很深的印象。

临走时，陈桂莳问陶萍天，你在黄岩路桥，我在温岭城关，今后怎么联系？陶说：“到时候会有人找你的，你先把工作开展起来。”

回到温岭，陈桂莳积极开展工作。他一面调查温岭国民党的军队调动，以及武器装备和筑碉堡等情况，一面做青年工作，主要是把县中、县师的部分进步青年团结起来。

1948年九、十月间，他和李小旺办了两期地下油印小报《群声》，制造革命舆论，宣传革命道理，还在横湖小学还举行过一次教师时事讨论会，校长和全体教师都参加讨论。通过宣传教育，陈桂莳一共团结了二十几位进步青年。

温西地区紧靠乐清。乐清等地的浙南“三五”部队（即游击队）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在温西一带发展得很快，在广大群众中起到广泛、积极的影响。

此时，温岭群众受国民党反ࣘ派和温西地痞流氓集团“尖刀会”的欺压，已到达忍无可忍的地步。在此背景下，陈桂莳和李小旺作了分工，李小旺利用教书的有利条件，在焦桐一带发动群众，陈桂莳的重点则放在城关刺探敌军情报和团结青年工作上，每周一次回焦桐和李小旺碰头。

李小旺群众关系搞得比较好。他首先在山下、焦湾、岙口一带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从9月至11月，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差不多把温峤一带的群众都秘密地串联起来了。

鉴于形势发展较快，陈、李决定要把农民引导到武装斗争上来。他们认为，要开展抗丁、抗粮，没有武装力量为后盾是不行的，地区工作也不会巩固的。

但他们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武装干部问题。陈和李都是教师出身，不懂军事，不会带兵。两人一琢磨，就想起了应梅笙。

应在新四军教导队受过军事训练，后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由家里保出。陈、李平时同他谈得来，他对国民党不满，说自己困在家里。两人都认为，应梅笙出来当武装干部是可以的。

为了摸清应的真实思想，1948年9月间，也就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晚上，陈桂莳和李小旺跑到应梅笙家，把他叫出来。

三人走到后屿桥的路上，陈、李从国内形势谈起，谈到温西的革命形势，指出国民党必败，以此来试探应梅笙的看法。应梅笙和他们二人的看法一致。

于是，陈、李明确地告诉他要拉队伍的想法，并叫他出来一起搞。应梅笙当场就答应。

此后，李小旺和应梅笙加紧发展农民武装，其重点一是向地主、乡公所缴枪，二是做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把联树王高生乡公所的兵拉过来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温岭县长卢伯炎说温西都是土“三五”，先在温西开刀。陈桂莳在温岭听到，李小旺和应梅笙在温西也听到。三人在温西召开骨干会议，讨论如何采取应急措施，最后决定准备拉队伍，一旦暴露就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把自己的家抛了。

当时他们没有考虑向浙南靠，只考虑自己是属浙东党组织，应向浙东三门、临海方向靠。所以这支队伍的旗号打“三临大队”。李小旺、应梅笙还对陈桂莳说：“目标一暴露，我们把队伍拉到山上去，并派人到城关来通知你。”

会开了不到二个星期，形势越来越紧，李小旺和应梅笙在农历三月底派人来通知陈桂莳。陈桂莳立即通知温中、温师学生去温西。

所有人集中到祗园寺，过了一个多星期再把拉到鹅鼻山去。“三临大队”队伍发展得很快，到温岭城解放的前夕，已有200多人（在黄岩城整编后，还留下120人左右）。

大队长应梅笙，下设二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潘鸣皋˗第二中队中队长王高生。陈桂莳和李小旺具体做联络及宣传发动工作，没有兼什么职务。

“三临大队”同浙东、浙南地下党的关系，一直没怎么理顺。

当时由于形势紧迫，陈桂莳突然离开了横湖小学。这样，他就与地下党就失去了联系。他一直急切地等待着浙东地下党派人来联系，但迟迟不见人来。

一天，徐德（实际是徐德派来的晋承河，他说自己是徐德）拿了陶萍天的信来同陈桂莳联系。信的大意是：“桂莳兄，徐德兄有事来你处，请商谈。”下款署名陶萍天。陈桂莳把温岭国民党部队调动、武器装备情况和准备组织“三临大队”的打算，一一向他作了汇报。

陈桂莳不认识徐德，一直到温岭、黄岩相继解放后才知道晋承河是受徐德的派遣，用徐德的名字同在他联系。

晋承河一共同陈桂莳联系过三次。徐德后来回忆说，在此之前，他曾亲自到横湖小学找陈桂莳联系过，因陈外出，没有联系上。

晋承河最后一次同陈桂莳联系之后，温西的形势越来越紧。陈桂莳等三人盼着浙东党派人来领导，但并未见到谁来，再等下去情况不许可，为了摆脱被敌人围剿的局面，只好把队伍拉起来上山。

“三临大队”为了缴地主的枪，曾和坞根的浙南地下党发生矛盾。一夜，“三临大队”到下洋应去缴枪，坞根的同志也去缴枪，因为双方未接头，发生误会开了火。看苗头不对，双方派人通了气，各自说明部队的名称，算是没有造成损失。

但不久，浙南的同志说“三临大队”是假冒的“三五”。

这就导致“三临大队”所处的环境非常恶劣：国民党对他们要围剿，浙南党对他们不承认，浙东党的联系一时又接不上。为此，陈桂莳等人急于寻找地下党。

开始，他们以为已和浙东地下党联系过三次，准备组织农民武装的情况也向他们汇报过，听到这边拉部队上山，浙东党地下党一定会派人来领导的。但事实却与他们的想法相反。由于不见浙东地下党派人来，陈桂莳曾三次到海门找党，但怎么也找不到。

为什么浙东地下党不来呢？这个谜直到1983年，陈桂莳向徐德问起当时的情况，才知道其中的原因。

据徐德回忆，当时浙南与浙东地下党组织曾开过会，为了便于领导武装斗争，会议决定，凡是椒江以南的陈桂莳武装部队由浙南来领导。徐德认为，既然“三临大队”所在地区属于浙南范围，就应由浙南来领导，因此就没有再派人来联系。

当时台工委副书记王槐秋曾指示徐德，要他把这支部队带浙东来。但徐德把这件事忘了。

在这种情况下，陈桂莳等三人坐下来讨论。陈桂莳说：“温西的地理位置靠近浙南，既然与浙东党失去了联系，就应当向浙南党说明情况，队伍也应当向浙南靠近。”李小旺和应梅笙都同意陈桂莳的看法。

三人商量决定，由李小旺的弟弟李长旺陪陈桂莳到乐清大荆去见黄乐县委书记黄义桃。陈桂莳到了大荆向黄义桃作了汇报。黄义桃当即答应把他的意见向支队部反映。

大荆回来之后，陈桂莳等三人进一步研究如何使找地下党组织的事情落实，使这支部队有所归宿。他们知道周丕振和应梅笙是新四军时就在一起的战友，相互都比较熟悉，于是决定由应梅笙去跟周丕振联系。

应梅笙到了大荆。周丕振对应梅笙说：“温岭马上就要解放，‘三临大队’配合三支队参加解放温岭城战斗。温岭城解放后再接受你们部队整编。解放的时间，你听通知。”

1949年5月25日下午接到通知，应梅笙去青屿见周丕振。周说：“明天夜里解放温岭城，‘三临大队’守住虞岙岭和神童门一带，堵截城内国民党部队的逃跑。”

应梅笙回来，在内部作了分工，应梅笙和陈桂莳守虞岙岭，李小旺守神童门。温岭解放后，“三临大队”随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到黄岩城里进行整编。

整编时，战士思想不通闹起来，不愿到浙南部队里去。开始在泽国由吴圣朴（浙南第三支队第二大队的大队长）动员，没有动员成功。后来，部队到了黄岩，由徐德进行动员。他向战士说明情况，讲明整编的意义，基本上澄清了部队的混乱思想，从而使部队得到顺利整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