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重器背后的硬核“程序员”——记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

国防科技大学银河楼后楼报告厅里，“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十六个金色大字高悬于壁——这是“银河精神”的凝练，也是一代代“银河人”的精神坐标。

王戟的轮椅，就停在这十六个字下面。

面对记者们的“长枪短炮”，王戟脸上始终挂着灿烂的笑容，从容、坦然。这个用代码为大国重器“看病”、用数学逻辑为武器装备“体检”的军队科研工作者，曾两次在生死边缘按下人生“重启键”，却仍在强军科研一线书写忠诚与担当。

王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25年，他获评“全国自强模范”。“科技强军的时间很紧，而我能够工作的时间远远不够；组织给予我的很多，而我为组织做的还远远不足。”他说。

“只有做前沿的研究，才更容易发现前沿”

一次偶然的遇见、一个时代的召唤、一份心底的热爱，都可能成为照亮前路的微光。对王戟来说，人生最初的那束光，名叫“银河”。

1983年12月22日，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广播里传出了一个沉稳而激动人心的声音：由计算机研究所研制的“银河-Ⅰ”亿次巨型计算机，正式通过国家鉴定，研制成功！中国成为第三个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

短暂的寂静后，整个校园都沸腾了。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王戟没有欢呼，只是将身体挺得笔直，但思绪却飞到了那座刚刚诞生了“银河”的科研重地——银河楼。

“原来，计算机可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原来，我选择的这条路，连接着国家的脉搏。”从那天起，王戟变了。或者说，他最初“想学计算机”模糊信念变得更加具象化了。

王戟至今难忘初见导师陈火旺的情景。陈火旺是“银河-Ⅰ”巨型计算机的重要组织者、参与者，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那时王戟刚考上研究生，面试时，陈火旺突然发问：“小伙子，你最喜欢什么课？”王戟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喜欢编译原理。”那是陈火旺编写的教材，一门公认难度较高、抽象性强的课程，但他并非投其所好，而是沉醉于这门学科从理论导出算法、从逻辑抵达实践的严密力量。

多年后，正是这种扎实的理论功底，支撑他踏入关键软件可靠性研究的无人区。

1999年，初出茅庐的王戟受邀参与航天相关软件的可靠性评估任务。这是一块“硬骨头”：三年前，欧洲航天局阿丽亚娜5型火箭因一行代码错误，升空约40秒后解体爆炸——有着多次发射经验的西方国家尚且如此，对于中国而言，难度可想而知。

当年和王戟一同参与项目的毛晓光教授介绍，任何系统都会存在漏洞。这些安全漏洞如果出现在一般软件上，或许重启一下系统就能解决。但如果出现在这些大国重器上，问题可就大了。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怎样进行系统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

“只有做前沿的研究，才更容易发现前沿。”这项任务很快完成，王戟也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更深思考，“科技驱动着时代滚滚向前，国家和军队对软件尤其是复杂信息系统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多，它们的安全可靠也会越来越重要。”

当时，国内专门研究软件可靠性的人很少，甚至连清晰的中文概念都没有。王戟在与老师的交流中，提出了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概念。

所谓高可信软件技术，就是用数学的方法，从计算机语言编译的底层原理上去验证软件代码的正确性。这条路很难，但也正是他所喜欢的。他说，高可信软件就像一个医生，像“做CT”一样给那些大国重器的软件系统进行全身扫描、精准诊断，找出深层次隐藏的漏洞和隐患。

事实印证了他的远见。如今，软件安全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他与陈火旺院士等人2003年联合发表《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这篇篇幅不长的论文，清晰勾勒出该领域发展框架与未来方向，成为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最早的系统性研究文献。

回忆当年的情形，已与王戟相识近40年的师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怀民说：“王戟一直是老师最喜爱的学生，他聪明、开放、坚韧。也许正因为这样，老师鼓励他走了一条少有人走却充满艰难的路。”

“大家都在往前走，也都扶着你往前走”

天河楼与银河楼，两栋楼宇相距不过百米，却承载着同一种精神底色。

王戟的办公室位于天河楼三层。推门而入，不大的空间整洁有序。办公桌上除了人工智能等前沿书籍，最显眼的就是一本著名作家史铁生的《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书页边缘已微微卷起，显然被翻阅过许多遍。

2013年1月23日凌晨，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被紧急送医。这是一种极其凶险的心血管急症。13个小时手术后，他从死亡线上被抢回，可双腿肌肉却因缺血时间过长不断坏死，手术只能不停地往上剪，最后是左边大腿高位截肢，右边髋关节离断。

此时的王戟正在科研路上全力奔跑——不满14岁考入大学、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一路高歌猛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节，永远失去了双腿，痛苦可想而知。

发病三个多月后，王戟第一次与母亲刘桂枝通电话。

得知儿子的状况，刘桂枝紧紧握住电话：“儿子，听妈说。身残志不残的人，多了去啦！如果你不能面对的话，别人叹息一声：这个孩子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推你一把！”

王戟说：“我听妈妈的。”

他把那场变故比作计算机“宕机”，“宕机之后，按一下重启键，也许还会重新启动”。支撑他按下“重启键”的，是亲人的鼓励，是组织的关怀，更是深植心中的“银河精神”。

为研制“银河-Ⅰ”，老一辈科研人员以身许国、忘我攻关，多位科研人员因过度劳累或疾病英年早逝。这精神，由慈云桂、陈火旺等老一辈银河人在艰苦攻关中淬炼而成，也一路照亮着王戟。

他说：“生病后，之所以能够走出来，包括在病房里思考工作，也是因为有团队在身边。团队在那里，自己才能往前走。真的就像一个战壕里打仗一样，大家都在往前走，也都扶着你往前走。”

“很多单位都羡慕我们有这么一支团队。我们很多人都是博士生导师，任何一个人放在其他单位都有能力独立牵头组建团队，但我们还是愿意团结在一起。”毛晓光回忆，同事们前来看望，病情却成了次要话题。王戟关注的是“课题研究得怎么样了”，大家更多讨论的是对学科方向和理论前沿的思考，是未来5年到10年的研究布局。

高可信软件技术，是一条“冷门硬核”赛道。做的人少，意味着能请教的人更少。遇到难题时，只能依靠团队内部的集体智慧。研发过程中，团队成员经常“争吵”——有时是关于一个算法路径的选择，有时是关于某个技术方案的取舍。

即便生病后，王戟还是团队里的主心骨，他们照常开会、照常攻关、照常争论。他听着、看着、说着、笑着，就觉得自己还在阵地上。

他们的研发成果，最终形成了对大规模关键软件核心代码进行精细“CT扫描”的能力。

“只要脑子还好使，手还能动，我就不会停下来”

“重启”，不是驻足不前，而是向着更高目标奋力攀登。

2015年春节过后，天河楼前刚刚修好的无障碍通道上，王戟带着熟悉的笑容回来了。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提出申请某重点国防项目。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纯软件工程项目。

领导和同事担心他的身体，他却说：“这是我的一个心愿，没有生病前就努力过。哪怕不让我当负责人，我也要加入课题组。”

立项答辩时，答辩委员会专家认真询问了王戟两个多小时。走出会场，王戟觉得这次应该稳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项目真的是国家需要、军队急需。”

项目推进过程中，很多环节需要他亲自出席。头一回出差，同事隐隐不安。他看出大家的担忧：“我不是顾问，你们见过窝在家里不出差的技术首席专家吗？这一关我必须过。”那几年，他经常出差，有时候一个月三四次，乘最早班的飞机。会议一开一整天，年轻人坐不住，他在轮椅上面不改色。

2021年，王戟牵头的这个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

项目渐入佳境，病魔却再度袭来。因肾脏衰竭，王戟不得不每周接受三次透析治疗。每次透析耗时4小时，他戏称为自己的“透气”时间。事实上，透析带来的身体反应让他异常难受，根本谈不上休息。即便如此，他有时还见缝插针地参加线上会议。

身体被迫“宕机”，王戟选择再次按下“重启键”。2025年初，这个项目孵化的成果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并在诸多关键装备上取得重要应用。奖项证书上，王戟的名字列在首位。但在他看来，这份荣誉更属于身后那支接力奔跑的队伍。“作为首席，我的责任不仅仅是完成项目，更是要为事业传承多培养人才。”王戟说。

博士刘万伟改进一个经典算法遇到挫折，一度想放弃。王戟告诉他：“这是国家软件领域的根技术，花再多的时间都是值得的。”师徒二人潜心坚持了4年，最终研究出这个领域的全新算法，比当时全球最优算法的复杂度大幅降低。

传承，不只是复制，更需要碰撞。有一次，博士刘兴鹏为论文中的一个观点和王戟争了一个多小时，两人谁都说服不了谁。争论完，到了饭点。王戟坐在轮椅上，刘兴鹏推着他去食堂，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争的时候谁都不让，争完了，他还是我的老师，我还是他的学生，该吃饭吃饭。”刘兴鹏说。

提及学生，王戟满眼都是希望：“我希望他们尽快地接班、尽快地做到。”

托举时代者，终被时代托举。

如今，国内涉足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人越来越多，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王戟所推动创建的形式化方法专业委员会成为中国计算机学会的重要组成……曾经少有人走的“冷门硬核”赛道，正聚集起更多面向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的创新力量。

1991年11月，22岁的王戟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只有把自己的一生同党的事业，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使自己的一生更加充实、更有意义。”30多年过去，这句话已化作他一项项科研攻关、一次次人生重启中的坚定实践。

“只要脑子还好使，手还能动，我就不会停下来。”王戟说，“我希望能坐在轮椅上，在我的第二次生命里头，作出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无尽的关怀。”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