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经济往来如何突变刑事诈骗？ ——民事纠纷“形式化”的边界之问

一、到案经过：被忽略的“无非法占有故意”佐证

二、证据逻辑：双重标准与偏听偏信

三、核心要件：被模糊的“非法占有目的”

四、程序漏洞：缺失的追赃判项

黄贵耕

一桩持续十余年的民间经济纠葛，最终被两级法院定性为诈骗犯罪。被告人李绍国与被害人李某志自2004年起便存在双向资金拆借、车辆借用、垫付费用等多重经济往来，双方互有转账、借款记录，清晰可查。然而，这份清晰的账目并未阻止案件的刑事化转向。两份生效裁判不仅存在事实说理逻辑的断裂，更暴露出重大法定程序的漏洞，折射出当前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纠纷与刑事诈骗边界模糊的司法现实。

一、到案经过：被忽略的“无非法占有故意”佐证

本案的到案经过，是印证被告人主观心态的关键一环，却在审判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案件并非公安机关现场抓捕，也非被告人主动投案。派出所接到报案后，仅是电话通知李绍国到所配合核查。接到通知后，李绍国未拖延、未躲藏，坦然如期前往，其初衷是希望当面厘清双方多年账目、澄清争议。

这一行为本身，就与诈骗罪“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相悖。倘若李绍国确有虚构事实、骗取钱款的犯罪目的，在知晓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时，正常的逻辑必然是失联外逃以规避查处，或是主动投案以寻求从轻处理。其从容赴所说明事实的行为，足以佐证其自始至终仅认为双方属于民间经济纠纷，不存在刻意诈骗他人财物的犯罪心态。

然而，他刚踏入派出所，便被办案民警直接控制并予以刑事拘留。这一关键的到案细节，一、二审法院均未纳入对被告人主观要件的综合评判，构成了对关键事实的遗漏。

二、证据逻辑：双重标准与偏听偏信

从证据说理逻辑看，两级裁判难以形成自洽的闭环，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和偏听偏信问题。

首先，法院在认定资金性质时采取了双重标准。双方长期互有资金往来，一审已认可2008年4.5万元、2010年4月5万元的双向转账属于民间借贷，二审亦采信3万元租车垫付款应予扣减。这足以证实二人常年存在互相拆借资金的习惯。然而，法院仅将被害人单向转账认定为诈骗款，却将被告人出借、垫付的款项直接剥离出案件基础事实。这种割裂完整资金链条的做法，无法排除双方系民事借款的合理怀疑。

其次，对案件核心争议事实的认定，证据采信明显失衡。

1、关于青岛岔河改造项目，被告人自始至终否认虚构，但现有证据仅有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单方言辞，无任何客观书证佐证项目虚假。

2、关于龙港客运站项目，该项目具备完整的官方审批文件，属于真实存在的规划项目。法院仅凭项目推进延迟，便认定被告人虚构事实，却未充分考量工程审批、征地周期等客观现实因素。

3、关于9万元介绍工作款项、9万元购车借款这两项关键抗辩，法院仅凭利害关系人的单方陈述便直接否定，未调取银行流水、出行住宿记录等客观证据进行核验。

这种明显偏听被害人单方说辞的做法，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全面审查证据的基本原则。

三、核心要件：被模糊的“非法占有目的”

区分民间借贷纠纷与诈骗罪的核心标尺，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正常的借贷纠纷中，行为人可能因资金周转困难而拖欠款项，但通常不会有隐匿、转移财产或逃避追责的行为。而诈骗犯罪则要求行为人事前虚构事实，自始便具有永久占有他人财物的意图。

本案中，李绍国多年留存联系方式、多次提出与对方对账、存在多笔主动还款记录，以及在接到警方通知后主动到所澄清纠纷，这一系列客观行为均指向其无诈骗的主观故意。但一、二审法院完全忽略了这些关键情节，未对主观要件进行充分论证，简单地将民事欠款矛盾升格为刑事犯罪，模糊了刑民边界，存在明显的“民事纠纷刑事化”裁判偏差。

四、程序漏洞：缺失的追赃判项

本案最突出、最无法回避的法定程序漏洞在于：两份判决均遗漏了对涉案财物处置判项。

一审（2012）商梁刑初字第277号判决认定诈骗59万元，二审（2013）商刑终字第50号裁定调整为56万元。两级裁判均清晰地认定了涉案违法所得的数额，但判决主文却完全遗漏了“追缴”或“责令退赔”赃款的法定判项。

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所有侵财类刑事判决，必须对违法所得作出追缴、发还被害人的裁判内容。遗漏追赃判项属于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两份判决仅设置了主刑与罚金，未对56万元涉案赃款作出处置安排，导致后续执行阶段无裁判文书作为处置依据，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也因此缺少了法定的救济渠道。这到底是疏忽还是另有原因，只有主审法官才能给出答案。

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必须坚守“罪刑法定”与“疑罪从无”的底线，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普通民间经济纠纷。

本案两级法院遗漏被告人到案关键事实、证据论证逻辑矛盾、缺失法定追赃判项，这三大问题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敲响了警钟。司法裁判需兼顾事实逻辑、主观要件评判与法定程序，严格划清民事欠款与刑事诈骗的界限，才能避免让经济纠纷沦为刑事犯罪的“口袋罪”，维护司法的公正与权威。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