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在奉系军阀发展史上，郭松龄反奉绝对是一件大事，不但影响到了奉系军阀的发展历程，甚至有人说影响到了中国历史上发展历程，比如张学良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如果郭松龄活着，九一八事变就有可能不会发生。
郭松龄为什么反奉，一般认为是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郭松龄的功劳大但没有得到奖赏，但是从各种史料上来看，郭松龄在这一场战争中到底有多大的功劳，恐怕是郭松龄高估了自己，后人也都高估了郭松龄，包括晚年接受采访的张学良。
受评书的影响，估计会有好多人习惯把一场战斗的胜利归功于一个人，比如在评书里，岳飞或者杨六郎一个人出面，就能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好多人把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奉军胜利，归功到郭松龄身上，实际上古代军队打仗的胜负，装备和团队的配合才是战斗力的基础，指挥官的指挥能力起作用，还得建立在好的装备和士兵好的配合基础上。
一般认为，奉军的主力部队虽然张学良是第一把手，郭松龄是第二把手，但实际指挥的是二把手郭松龄，部队的战斗力来自于郭松龄的练兵，从这一点上来看，我看有点儿出入，除了郭松龄的练兵以外，这一部分奉军的战斗力一方面来自分配了好的装备，另一方面张学良培养了一批忠诚的军官，因为一部分军官对张学良的忠诚，也是郭松龄反奉失败的一个原因。
在民国时期，好多军阀或者土匪之间的战斗，好多时候像演戏，打仗前，两伙人通过中间人说好，放几枪到什么时候一方前进另一方逃跑，都事先说好了。民国时期的北洋军阀之间，也是亲戚朋友关系剪不断扯还乱，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打仗了，也或许今天这两派打起来了，明天两派又联合起来打另一派。民国时期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也逃不掉张作霖的在战前安排的人情事故。
根据史料，一般认为，张作霖之所以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是因为做好这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的工作是日本的武器和炮弹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张作霖的部队，民国时期的军阀，背后代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直系军阀吴佩孚受美英势力的支持，奉系是受日本的势力支持，奉军与直军因为争地盘打起来，其中就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瓜分利益的体现，日本站在了奉系军阀张作霖这一边。
第二方面的工作，日本情报人员直接参与了情报工作。吴佩孚调多少兵发多少物资，都被天津火车站的日军情报人员精准地报告给了张作霖，吴佩孚通过海上军舰运兵偷袭奉军，准备在葫芦岛登陆，日本情报人员得到这个消息，及时报告给张作霖，在葫芦岛一带设伏，直军一登陆便被包围歼灭。
第三方面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张作霖与冯玉祥达成了秘密协议，张作霖给了冯玉祥100万大洋，这对于来自西北相对贫穷地区的冯玉祥来说是巨资，直军正打得火热的时候，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断了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吴佩孚的后路，这也是直军大溃败的直接原因。
所以没有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别说郭松龄能不能打败吴佩孚，就张作霖把家底都押上，也不一定能打败直军，当时直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面积更大一点儿，直军参战人数是25万，奉军参战人数是17万，优势不在奉军，郭松龄凭一个人的军事才能打赢这一场战争，完全不可能。
从战争过程来看，姜登选和韩麟春带领的部队在初期出力最大，差不多将要取得完全胜利了，突然把很大一部分部队和阵地都转交张学良和郭松龄来指挥，与其说事后郭松龄不满意，在战争中姜登选和韩麟春就不满意了，姜和韩两个人与郭松龄在当时被称为奉军的五虎将中的成员。作为张作霖来讲，需要他的接班人张学良有更多的军功，直奉大战这么大的场面，打仗到最后“摘果子”的事情，张作霖希望张学良抢更多的战功，而不会希望让郭松龄有更多的战功。
从电视剧中或者一些网文中，好多人都说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功劳大，战后分封奖赏上对郭松龄不公平，看看张作霖在战前做的准备工作，你觉得张作霖会把所有的功劳都记在郭松龄身上吗？
所以郭松龄觉得奖赏少了，那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主观认识。就像遇到一个朋友，说他把一些业务让给开车多年的司机来做，司机的那些业务都是他的老关系，司机做业务就是跑跑腿签合同搞对接，后来这个司机师傅觉得业务都是他自己跑下来的，拿到的提成太少，闹情绪最后两个人关系闹僵了。从古到今，像郭松龄这样的人，像我朋友司机那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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