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与现代的张力中阅读中国

熊劲松

这部二十八万字、收录三十五篇文章的随笔集，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读书随笔。它不是在展示作者读了多少书，而是在示范一种阅读的姿势——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在中西之间、在新旧之间保持张力的姿势。

刘强教授的新书《阅读中国》于2026年6月出版。这个时间节点本身就是一个沉默的宣言——此时，AI生成的“国学论文”已比多数教授写得工整，一个本科生可以在几秒之内完成对《论语》的“创造性转化”。在这样的时刻，刘强却拿出这部跨越二十余年的阅读札记，固执地讨论“把书读到命里去”。这种不合时宜，不是疏忽，而是立场。

书名从来不只是标签。刘强先生这部随笔集的书名几经周折——从“致命阅读”到“至命”“知命”“正命”，最终定为“阅读中国”——这一番踌躇，本身就是一条理解全书的隐秘通道。

作者在后记中坦言，“阅读中国”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中国阅读”，二是“如何阅读中国”。前者是阅读的处所与语境，后者是阅读的方法与姿态。表面来看，这只是对书名的解释；细究之下，这其实是全书最根本的方法论自觉——阅读从来不是中性的技术行为，它总是已经被“在何处读”和“如何读”双重规定了。当一个人说自己在“阅读中国”时，他既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也是在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应该怎样被阅读？

这种自觉，使这部二十八万字、收录三十五篇文章的随笔集，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读书随笔。它不是在展示作者读了多少书，而是在示范一种阅读的姿势——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在中西之间、在新旧之间保持张力的姿势。正如有评论所言，本书“以个人阅读史为线索，回应古今、中西、新旧等时代命题”。个人阅读史与时代命题的交汇，正是这部书最值得认真对待的地方。

从人间到书斋再返回人间

全书分三辑：“人间笔记”“沙之书”“鸿爪雪泥”。这个结构并非随意的文章归类，而是暗含着一条从经验到反思、再从反思返回经验的认知弧线。

“人间笔记”以思想文化随笔为主，落脚点在“人间”——书与火的文明悲歌、疫病与诗歌的人性共鸣、王阳明的良知之思、曾国藩的修身之道。作者的笔触始终贴着地面行走，即便谈论经典，也时刻回望着现实人生。这种写作姿态，与他所批评的那种“讲授传统文化者如过江之鲫，但不通者居多”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不是在宣讲，而是在对话。

“沙之书”聚焦书评，目光转向近现代学界大家：马一浮的复性书院、钱穆的新亚书院、易宗夔在新旧之间的游走、顾准的清醒思辨。博尔赫斯有一部短篇小说集叫《沙之书》，那本书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象征着无限的、无法穷尽的阅读。刘强借用此名，或许正是在暗示：阅读的真相，从来不是掌握，而是徒劳。你越是试图抓住全部，它越是从指缝间流逝——但恰恰是这种“抓不住”，才是阅读最真实的样态。

“鸿爪雪泥”收录序跋与演讲，苏轼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个命名暗含着一种谦逊：这些文字不过是飞鸿偶然留下的爪印，不必过分看重，却也值得珍视。三辑之名，从“人间”到“沙”再到“雪泥”，意象越来越轻、越来越淡，但思想的重量却并未因此减轻——相反，正是这种举重若轻的姿态，让全书有了一种从容的气度。

“折中于钱穆与胡适之间”

本书最值得注意的理论立场，乃是作者提出的“折中于钱穆与胡适之间”。这个提法看似温和，实则蕴含着对当代中国文化论争的深刻回应。

钱穆与胡适，是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两座“高峰”，他们之间的思想论争揭示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两种路径。钱穆主张对历史传统保持“温情与敬意”，以“为故国招魂”的姿态致力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守护；胡适则秉持批判立场，倡导以“打鬼”式的态度整理国故，推动“充分世界化”与思想启蒙。在当下的思想版图中，这两种立场往往被简化为“保守”与“激进”的二元对立，各自的支持者壁垒分明，少有对话的可能。

刘强教授的“折中”不是和稀泥，而是一种有方向的综合。他既反对全盘否定传统，也反对泥古不化；他抨击反人性的晦暗传统文化，同时发扬符合现代文明的传统文化。这种“既要……又要……”的姿态，在非此即彼的时代语境中显得格外艰难——它随时可能被两边同时抛弃。但这还不是“折中”最艰难的地方。更艰难的是，折中者没有现成的立场可以依靠。激进派有激进的阵营可以取暖，保守派有保守的传统可以依归，唯独折中者，必须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从头开始判断——这一处取钱穆的温情，那一处取胡适的清醒，每一次都是孤身走暗巷。他无法享用任何一方的掌声，也无法从任何一方获得归属感。这才是“折中”真正的代价：不是被攻击，而是无处可归。但也恰恰是这种无处可归的艰难，构成了本书最可贵的学理品格。

序作者马国川将刘强与易中天、鲍鹏山并称为传统文化传播领域的“三杰”，评价他们“绝不泥古不化，更不宣扬那些违背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相反，他们致力于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现代文明来阐释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这个关键词，正是“折中”的具体展开——它不是对传统的简单继承或粗暴否定，而是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中对传统进行重新激活。

“把书读到命里去”

本书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命题：“把书读到命里去”。作者写道：“仅仅读到眼里、耳里、心里，似乎都不够，最好能把它们读到命里去，成为永不卸载的精神行李，与你的整个生命融为一体。”

这句话看似朴素，实则包含着一种对阅读本质的深刻理解。在数字人文迅猛发展的当下，阅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信息的碎片化、注意力的涣散、深阅读的被边缘化。在这样的语境中强调“读到命里去”，本质上是在重申阅读的existential（存在的）维度：阅读不是信息的获取，而是生命的重构。博尔赫斯、陈寅恪、钱穆晚年目盲之后依然能口传心授、著书立说，正是这种“读到命里去”的明证。

这一命题与全书的方法论形成了内在呼应。“在中国阅读”是阅读的处所，“如何阅读中国”是阅读的方法，而“把书读到命里去”则是阅读的终极境界——当阅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时，“在中国阅读”与“如何阅读中国”就不再是外在于主体的技术问题，而是内在于生命的实践问题。读什么、怎么读、在哪里读，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你打算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算法可以生成一切答案，唯独无法替你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系广东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东莞城市学院教授）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