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所里的枪声

1987年11月16日，上海市大连西路562号，中国工商银行西体育会路储蓄所，总面积也就三十多平方米，空间非常局促，前后各有一扇门，没有装监控或探头之类的现代安防设备。储蓄所的三女一男四名员工如往常一样井然有序地忙碌着。

快到十点左右，储蓄所里进来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只见他在柜台前东瞧西看，既没打算存款，也没打算取钱，好像在留意各种存款利率年限，又像是在观察储蓄所的布局和周围环境。

到了中午，根据那时的作息时间，储蓄所得休息午餐，大家轮流出去吃饭。快到12点左右，三名工作人员都出去了，只剩下朱亚娣这位女同志还在柜台上值班。

忽然，储蓄所的后门传来一阵敲门声，朱亚娣以为是同事回来，没多想就去开门了。

门一拉开，朱亚娣立刻愣住了，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手里拿着一把枪，目光既凶狠又紧绷。

一想到有危险，朱亚娣立马转身按下紧急报警按钮，同时大喊：“有人抢银行！有人抢银行！”

就在这会儿，储蓄所里面传来了两声枪响。朱亚娣头上中了一枪，立马倒在了血泊里。

在附近吃午饭的同事听到呼救声里夹杂着枪响，马上意识到储蓄所出了事，赶紧跑回去。那开枪的凶手本来打算抢钱，但来不及得手，就仓皇逃跑，很快就不见了踪影，消失在弄堂里。

很快，警方赶到现场。警戒线拉起之后，警察开始现场调查。储蓄所后门内侧的地上有一滩血迹。朱亚娣头部中弹，倒在地上已经没有呼吸了。储蓄所里的箱柜都完好无损，柜台上的现金一分钱都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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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一经整理上报，上海市公安局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由刑侦处资深老刑警端木宏峪带队的专项小组，拼尽全力开展侦查工作。

经过现场调查和勘查，端木宏峪认为在案发前曾在储蓄所停留较长时间的那个年轻人，存在重大嫌疑。

根据这个线索，专案组对储蓄所的三名工作人员以及现场其他证人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并反复通过模拟现场情况比对口供，最终绘制出了嫌疑人的轮廓：大概20多岁的男子，身高约1.70米，有上海口音，身材偏瘦，身穿米色拉链夹克，下身是海蓝色长裤。

考虑到嫌疑人在作案前进行了“打样”的步骤，再结合朱亚娣拉响储蓄所的紧急报警装置以及现场传出“有人抢银行”的呼救声，专案组下了定论：这是一宗银行抢劫杀人案，完全可以排除情杀或报复杀人的猜测。

除了这些，案发现场还搜集到一枚五四式枪弹，以及在储蓄所门锁上找到了嫌疑人的指纹。

端木宏峪觉得，案发现场找到的那枚五四式枪弹，跟几天前在“茂新轮”上发生的盗枪案挺像的，很大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

做出这个判断后，端木宏峪立刻调取了11月13日在“茂新轮”盗枪案现场采集到的嫌疑人指纹。经过仔细比对，两个案发现场的指纹，无论是纹线纹路还是细节特征，都非常匹配，基本可以确认是同一个人留下的。

整理到这些线索和证据后，端木宏峪在案情分析会上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两个案件可以合并调查，犯罪嫌疑人在11月13日，就在“茂新轮”上偷了五四式手枪和子弹，三天后，也就是11月16日，他又在西体育会路的储蓄所实施了抢劫和杀人行为。

这家伙在两个案发现场都留了指纹，再加上目击证人制作的模拟画像，只要摸准方向，就有希望找到更有价值的线索。

从“茂新轮”盗枪，到在银行踩点，最后搞抢劫杀人，这明显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经过长时间谋划的。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究竟是什么人会对“茂新轮”的情况如此清楚，作案时还能轻车熟路地避开航警值班室的监控，准确无误地进入轮船乘警室呢？

只有一种可能。这个嫌疑人在平时经常靠近轮船，甚至可能就在轮船上待着……

一辆无人认领的“永久”自行车

按着端木宏峪的侦查安排，专案组在上海海运管理局的各个单位开展摸查时，有群众举报，竟然发现一辆无人认领的“永久”自行车，成了破获这起大案的关键线索。

在80年代，即使是像上海这样的繁华都市，一辆自行车也算得上家里的“三大件”之一，尤其是像“永久”这样的名牌车，普通青年职工得花费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工资才能买到，而且还是“凭票”才能获得的。这么来看，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的家庭，确实算是格外珍贵。

1987年11月16日晚上，也就是储蓄所抢劫杀人案发生的那晚，住在案发地点附近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一位老同志，偶然看到储蓄所附近停着一辆七八成新的黑色“永久”牌自行车。天色已黑，老同志有点疑惑，心里在想，这么好的自行车，放在街头不怕被偷吗？

那天晚上，上海下了一场雨。

17日清晨，这位老同志出门一看，发现那辆“永久”自行车还停在原地。他上前摸了摸车垫，感觉有点湿，说明车子的主人昨晚没来骑。按理说，谁会随意把一辆“永久”自行车扔在街上呢？

老同志就打算再观察一会儿。

到了中午，这辆“永久”自行车还是静静地在那里，没人来认领它。

莫非就是昨天储蓄所那起抢劫杀人案的歹徒，还没来得及骑走，留在这儿了？想到这个事儿，老同志赶紧跑到公安局反映情况了。

因为这辆自行车就在案发现场附近，专案组一下子就重视起来了。凭借车牌号，他们立马找到了这辆“永久”自行车的主人——一位退休工人单师傅。

单师傅说，11月16日那天早上八点多，他儿子单志龙的同学来借自行车。单师傅还提到，自己那天下午一点半得出门，要是借的话可以，但得当天中午还。

借车的同学表示没问题，随即把自行车带走了。

但是一天过去了，自行车依旧没还上，结果单师傅还骂了他儿子。

他儿子说，这个同学平时挺大方的，估计是临时出了点事耽搁了。

听完单师傅的说明后，专案组把他带到现场核实，果不其然，就是他的“永久”自行车。

凭着直觉和观察，端木宏峪觉得单师傅说的是真的，经过多方调查取证，也很快证明了单师傅父子与这起案子没有半点关系。案发当天，很多人都能证明，他们根本不在案发现场。

这下，向单师傅一家借自行车的那个同学，嫌疑就更大了。

单志龙向专案组提到，来向他借车的那位同学叫于双戈，之前也曾向他借过车，但这一次情况就不太对劲，借完车之后，那人就突然不见人影，连车都没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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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单志龙提供的线索，专案组迅速确认了这个叫于双戈的年轻人——他出生于1963年8月22日，现年24岁，身材中等偏瘦，祖籍山东莱阳。于双戈从小由伯父母抚养，是家中的独子。

1981年，于双戈高中毕业后，待业了一年，然后被分配到上海海运管理局，担任乘警。他曾在“长更”、“长立”、“长绣”、“长锦”号等轮船上工作。后来，由于涉及赌博和倒卖外国香烟等违法行为，1987年9月被海运局处理，之后调到上海公交公司第二分公司75路车队，担任售票员。

不论是外貌特征还是工作经历，于双戈都和那两名犯罪嫌疑人非常相似。

端木宏峪说，嫌疑人已经露出马脚了，接下来只要找到一枚指纹，就能破获此案。我们现在分成两路，一路去于双戈家，力争提取到有用的指纹；另一边则调查于双戈的详细档案和资料，如果他早就跑了，那也能为咱们下一步的追捕提供线索。

两组人马分别行动，很快就把鱼给捉住了，而且还是一条“大鱼”。

在关于于双戈的档案资料里，令人没想到的是，竟然在他填写的档案材料上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指纹。这枚指纹经过反复比对，发现和案发现场留下的那两枚指纹完全吻合，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留下的。

夺路而逃

当端木宏峪一行赶到于双戈家时，一对中年夫妻正面带愁容，坐在阴暗的角落里，那个女人一直在抽泣不停。

这对中年夫妇正是于双戈在上海的爸妈。见到警察到场，于双戈的爸爸似乎松了口气，而他妈则哭得更厉害了，端木宏峪静静地看着他们。

刚坐到沙发上，于双戈的爸爸就开口说：“警察同志，您们来了正巧啊，我们正打算去报案呢。”

端木宏峪发现，尽管这么说，于双戈的爸爸一直紧张地盯着茶几上的那个铁皮盒子。

端木宏峪锋利地开口问道：“这个铁皮盒子里头装的到底是什么？”

于双戈的爸爸听了这话，神情一变，赶紧伸手去打开那个铁皮盒子。铁皮箱一掀开，里面赫然摆着半盒子弹。

端木宏峪看见子弹，没有再追问，他随手拿起一颗，根据经验认出这子弹正是五四式手枪用的，估计是“茂新轮”丢失的子弹。

于双戈的爸爸看着表情严肃的端木宏峪，先是朝窗户那边看了两眼，然后把自己知道的全部情况都说了出来。

案发当天（11月16日）一大早，于双戈起床后就匆匆出门了，脸上带着点怪异的神情。想到儿子有赌博的习惯，于双戈的父亲心里有点烦乱。上午，他给于双戈的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得知他没有去上班，这让他心里更加担忧了。

中午时分，于双戈的母亲走进房间打扫，偶然在抽屉里发现了个铁皮盒子。看到里面的子弹，于双戈的父亲第一时间想到儿子会不会还有枪在手。就在这会儿，于双戈在西体育会路储蓄所开枪，导致有人遇难。

那时，于双戈的爸爸还不知道这事，直到天快黑才隐约听人说在西体育会路那边有人开枪杀人，还抢银行了。

一想到于双戈平时那么冲动、鲁莽，再联想到铁皮盒子里的子弹，他父母就寝食难安，心里提心吊胆，盼着事情能快点过去。可是那天晚上，于双戈没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于双戈的父母跑到于双戈女朋友蒋佩玲家里，一开门就看见了于双戈，地上堆着一堆烟头。于双戈的父亲一脸疑惑，问他昨天都干了些什么，怎么没去上班。

起初，于双戈还打算骗父母，说自己昨天身体有点不适，不想去上班，所以到蒋佩玲这儿来了。

于双戈的爸爸不信他的话，冲他大喝道：“那铁皮盒子里的子弹是哪儿来的？你还有没有枪？”

于双戈明白自己再瞒下去也没用了，只好把事情全都说了，他跪在地上，哭着乞求父母给他一条活路，让他能远走他乡。

蒋佩玲因为感情的纠缠，也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于双戈的一部分，跪在他身边，一起哀求，誓要同他共度难关。

于双戈的妈妈听着儿子的苦苦哀求，心里也不好受，差点就被说服了。然而，他爸爸态度很坚决，一直挡在门口，坚决让于双戈到公安机关自首。

你逃不出这个责任，你做的事情自己得扛，赶紧去自首吧，儿子！

于双戈觉得没办法打动父亲，干脆耍了个小花招，他一边敷衍着说听父亲的话，一边又说要回房整理几件衣服，打算去坐牢。

于双戈的父亲叹了口气，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头开始抽起了闷烟。于双戈趁着这个空当，回到屋里，拿了个小包，拉着蒋佩玲扯门就跑。

看到于双戈还准备跑，于双戈的父亲赶紧跟着冲出来，喊着：“捉牢伊！捉牢伊！”

那声叫喊把蒋佩玲吓得手脚发抖，皮鞋扭了一下，狠狠地摔倒在地上。这会儿的于双戈根本没有理会她，甩开蒋佩玲，毫不犹豫地消失在黄昏中。

蒋佩玲刚开始还打算爬起来追，可走了两步，她又狠狠地摔倒在地，看着于双戈决然离去的身影，忍不住泪如雨下。

痴情是无岸的苦海

蒋佩玲也是个苦命的人，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到了二十一岁母亲也走了，之后一直和姐姐生活在一起。

1986年12月，经人介绍认识了于双戈，两人感情还不错，本打算早点登记结婚，但姐姐嫌于双戈没有钱，催促他赶快挣钱，准备一份丰厚的彩礼，打算在第二年的“五一”或者“十一”再谈婚事。

这一年里，于双戈为了挣点钱，赌过几次，倒卖过外烟，可结果反倒是雪上加霜，不光没赚到钱，还被单位开除了，最后只能在公交车上卖票谋生。

遇到手头拮据的时候，于双戈曾跟蒋佩玲说过：“一个男人没钱啊，就跟个小赤佬似的，别说别人了，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想吐口水都觉得脏。”

因为逐渐变得堕落，越来越难掌控，对双戈来说，做出惊天大案也只是迟早的问题。

1987年11月16日中午，在西体育会路储蓄所杀人之后，于双戈惊慌失措、慌乱逃窜，像只老鼠般在胡同里乱跑，最终跑到了东海船厂，找到了他的女朋友蒋佩玲。

那天下午，于双戈带着蒋佩玲先去了咖啡厅，然后又跑到歌舞厅，玩得不亦乐乎，尽情放纵，一直玩到午夜十二点。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依旧洒脱自如，但实际上，心已经乱作一团，惊慌得不行。

蒋佩玲发现他神色怪异，说话时偶尔前后矛盾，一开始还以为他又赌输了钱，或者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期间，她还问过他：“没事吧？”

于双戈沉默不语，只用手比划出开枪的动作。蒋佩玲看到后，觉得挺奇怪的，没怎么放在心上。那天玩到夜里12点，于双戈实在不敢回家，就到了虹镇老街天宝路蒋佩玲的家里住下了。

第二天，在蒋佩玲家里，于双戈存着心事，忽然对蒋佩玲说：“玲玲，你赶紧帮我搞点钱过来。”

蒋佩玲微微一愣，心里有点紧张，问道：“派什么用场？”

于双戈直截了当地说：“我去抢银行，还搞了人命。”

蒋佩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还以为于双戈心情不好，开玩笑呢，就抓着他的胳膊，不停地问：“你说啥呢？你说啥呢？”

于双戈也不想再藏着掖着了，慢慢说出了盗枪、抢劫、杀人的整个过程。说完后，于双戈冷冷地叹息一句：“人生就像场噩梦，我可能醒不过来了。”

听到这些，蒋佩玲一时间愣在原地，随即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

等到蒋佩玲哭完，她似乎也被噩梦缠住了，醒不过来。她对双戈说：“我已经成了你的人，咱们要死也得在一块，我陪你一块儿跑。”

说完，蒋佩玲就出门了，到外面弄了200元，之后全部交给了于双戈。于双戈把钱放进口袋，打算收拾东西，准备和蒋佩玲悄悄跑掉。这会儿，门忽然被敲响了。

蒋佩玲一开门，发现是于双戈的父母来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蒋佩玲讲的和于双戈的父亲差不多，于双戈一个人跑掉了。

于双戈的父亲本打算陪着蒋佩玲去投案，可看到她这样，心里挺难受，就跟她说：“你先等等他的电话，如果他打过来，你一定得劝他去投案，逃跑可是没用的。”

蒋佩玲点点头，然后就转身走开了。于双戈的父母一开始还打算跟着走，可是在走了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停住了脚步。

那天的下午，长得让人觉得没有尽头。于双戈的爸爸一直焦虑不安，正当他打算去报警的时候，专案组的人赶到了。

杀人犯落网

鉴于于双戈已经潜逃，考虑到他的社会关系，专案组不仅在上海布置了力量，还迅速向外地派出了三支队伍：一支朝于双戈的老家山东莱阳去；一支直飞广东，找于双戈的一个亲属；还有一支奔赴浙江宁波，去蒋佩玲奶奶家。

端木宏峪觉得，于双戈以前在乘警单位干过，反侦察能力应该不错，应该不太敢接近亲戚朋友。蒋佩玲奶奶家在浙江宁波这条线索很关键，他很可能会从那边藏身，原因有三：一是他不知道警方已经查到这条线索；二是身上没带多少钱，急着找个藏身地方；三是很可能会打电话给蒋佩玲打听情况，想让她来会合。浙江宁波距离不远，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十分合适。

端木宏峪的推测挺准的，于双戈果然跑到了浙江宁波，不过他没有直接去蒋佩玲奶奶家，而是露宿街头。

11月23号，于双戈压不住心里的焦急，跑到宁波市中心一家邮局的电话亭里，打算给蒋佩玲打个长途电话，打听上海那边的情况。可还没等电话接通，就被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苍水街派出所的陈永康和严京铨给抓了个正着，把“茂新轮”偷来的两支手枪和一些子弹都当场收缴了。

于双戈一到案，没多久就把所有事都招了。

于双戈交代说，他平时喜欢花钱，赌钱也老是输，一年下来欠下了一万多元外债。为了还债，才萌生了抢劫的念头。

11月13日下午，他带着作案工具来到“茂新轮”上准备偷枪。从黄埔公园坐上交通艇，靠到停在黄埔江里的“茂新轮”时，上船下船都没有引起谁的注意。

“茂新轮”乘警室的门虽然锁着，于双戈用旋凿和榔头撬开，砸锁的声音挺大，但没引起任何人注意。于双戈偷了两把手枪和一些子弹，晚上十点多，就跑到好友徐根宝家去了。

一进门，于双戈赶紧压低嗓门说：“根宝，我办了一件吓人的大事······”一边说着，一边从帆布包里掏出手枪和弹夹摆在徐根宝面前，然后讲起了“茂新轮”偷枪的整个经过。

徐根宝忍不住心里一惊，颤抖着说：“你，这次惹大麻烦了。”

于双戈轻声说：“枪我已经偷偷拿出来了，不管你怎么说都没用了。”

徐根宝赶忙说：“还有办法的，要么你立刻去自首，要么把枪放回轮船上，要么赶紧把它扔到黄浦江里。”

于双戈听了，眉头一皱，语气有点不悦地问：“我们还能是好朋友吗？”

徐根宝点了点头，态度坚决地表示认可。

于双戈开口说：“既然咱们是老交情，就得有福同享，有难共担。枪和子弹，暂时就放你这儿几天。帮我办件事，把帆布包里的羊角榔头、旋凿啥的统统扔到黄浦江里去。等我赚到大钱，肯定有你的份。”

徐根宝从小就特别爱听上海滩那些老帮会的故事，总说以前上海滩的江湖义气特别重，你要想在这边混得不错，也得讲究点江湖义气。

等到心情逐渐平复，他觉得于双戈让自己看管枪支弹药，应该是一种信任。就算哪天事情败露，于双戈出于江湖义气，也不会出卖他。如果连这点事都不愿意帮忙，那就太不够意思了。

但令徐根宝没想到的是，一案发，于双戈就供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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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月4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于双戈盗窃枪支弹药、抢劫、杀人一案。于双戈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7年12月11日下午，于双戈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关于于双戈银行抢劫杀人案，毫无悬念，上海的市民对他的态度除了有些好奇之外，更多的是带着嘲笑、鄙视和讥讽的心情，他们觉得他被判死刑，挨枪子，完全是咎由自取。

有人觉得，骑自行车去抢银行，什么也没搞着，还杀了人，简直脑袋不好使。

有人觉得，碰到那么好的女人，还折腾，真是活够了。

更有人觉得，朋友再怎么仗义，嘴一开就揭人短，旗下条理真是不靠谱。

1987年12月9号，蒋佩玲资助外逃和徐根宝私藏枪支藏案差不多同时开庭。

庭审时，蒋佩玲眼里噙着泪，满是悲伤地说，自己终究是于双戈的人了，面对大难，大家都各奔东西的事，她实在做不到。于双戈是坏人，但他对她确实比别人好多了，所以那时她出钱出力帮他逃跑，她或许会绝望，但绝不会后悔。

大家都觉得她这样做不值得，可她依然没有半点抱怨，一心无悔。

徐根宝在庭审上表现得挺老实的，坦言为了帮于双戈藏枪支弹药，是出于哥们义气。现在他明白自己做错了，当时没人告诉他这些事情的严重性。

一个满是坏名声的亡命之徒，身边竟然会有这样的人陪伴着他，无论是女人还是朋友。一众围观群众还没散场，庭审还没完，“娶妻得娶蒋佩玲，交友就找徐根宝”的传言就在上海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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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8日，上海人民法院判蒋佩玲因资助外逃罪，判3年有期徒刑；而徐根宝因为私藏枪支罪，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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