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狂跌、生活成本上升,日本人是不是已经后悔让高市早苗上台了?这个说法抓住了日本社会的焦虑,却也需要说得更准确。
2026年7月的日本,确实出现了汇率走弱、物价压力加重和内阁支持率下跌,但还不能简单概括成全民“倒高市”。高市早苗在2025年10月21日出任日本首相,成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
更关键的是,2026年2月8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拿下465个席位中的316席,取得压倒性胜利。这意味着高市不是靠偶然上台,她至少在当时获得了相当明确的政治授权。
可政治支持来得快,消耗起来也快。日本《每日新闻》7月18日至19日的调查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从6月的51%降到41%,不支持率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
另一份《读卖新闻》调查仍给出57%的支持率,但也比6月下降了12个百分点。不同调查数字有差异,趋势却一致:高市的蜜月期正在结束。
问题首先出在日元上。2026年7月,日元兑美元一度跌破163,逼近四十年来的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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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此前已在4月底和5月初投入约11.7万亿日元买入日元,但汇率稳定的时间并不长。到了7月30日,日元突然大幅反弹,市场再次怀疑日本当局进行了干预。
在普通日本人看来,汇率本来像是金融市场里的专业数字,离自己很远。可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饲料和原材料,日元每跌一点,企业买石油、天然气、小麦和工业零件时,就要掏出更多日元。
这些增加的成本不会凭空消失,最后往往会进入电费、食品和运输价格。高市政府面临的尴尬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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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主张“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希望扩大产业投资、减轻部分税负,同时增加安全领域投入。这套方案的出发点,是用政府支出重新拉动日本增长,但市场看到的另一面,是日本本来就很沉重的债务负担可能继续扩大。
花钱刺激经济并非一定错误。经济低迷时,政府增加投资,确实可以托住就业和企业信心。
可如果支出方向太多,资金来源又说不清楚,投资者就会担心日本需要发行更多国债。国债收益率上升、财政利息增加,反过来又会削弱政府继续花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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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此前对加息态度谨慎,也让市场产生了一种预期:日本政府希望财政继续扩张,又不希望货币政策收得太紧。这样的组合有利于短期刺激,却容易压低日元。
日本央行在2026年6月把政策利率提高到1%,创下31年来高位,但仍未彻底扭转汇率压力。日本央行也不是不想更快行动,而是不敢动作太猛。
利率升高能够缩小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利差,对日元形成支撑;可日本政府、企业和居民都已经适应了低利率环境。一旦加息过快,国债利息、住房贷款和企业融资成本都会上升,经济可能先被压住。
于是,日本经济形成了一个难解的循环。不加息,日元可能继续承压,进口商品变贵;加息太快,债务和经济增长又会承受冲击。
政府再用大笔资金干预汇市,只能打击短期投机,却很难单独改变利率、财政和增长预期共同决定的长期趋势。高市支持率下降,最直接的原因也是生活成本。
《读卖新闻》的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不满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措施。这个数字比内阁支持率更值得高市警惕,因为它说明民众的不满已经从一般政治争论,落到了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家庭支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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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6月核心消费价格涨幅有所加快,不过整体通胀并非所有项目都在失控上涨。大米价格相比此前高位已有回落,食品通胀也出现缓和迹象。
日本实际工资到2026年5月已经连续第五个月同比增长。因此,把日本描述成工资全面崩塌、所有物价同时暴涨,同样不符合事实。
但数据改善和生活感受之间存在时间差。日本家庭过去几年已经经历多轮食品和能源涨价,即使某个月工资开始跑赢通胀,也不代表此前损失的购买力马上补回来。
人们看到工资单上多了几千日元,却发现同样的购物篮仍比几年前贵,情绪自然不会立即转好。这也是高市政治处境的核心:她讲的是未来增长,选民承受的是眼前成本。
政府可以解释产业投资几年后才会见效,也可以强调弱日元有利于出口企业,但普通家庭首先考虑的,是这个月的电费、保险费和食品开支,而不是几年后的宏观回报。高市在选举中提出暂停食品8%消费税的主张,本意是减轻居民负担。
但到了2026年7月,这项政策的具体实施方式和财政来源仍未完全敲定。日本每年可能因此减少数万亿日元税收,而政府同时还要扩大其他支出,市场自然会追问缺口由谁填补。
减税本身当然受欢迎,问题是不能一边减收入,一边扩大支出,又把所有压力留给未来。若最终依靠继续发债解决,短期内居民少交了一些税,长期却可能通过更高的利息负担、汇率波动和通胀成本重新承担,这正是市场对高市路线最不放心的地方。
防务投入也是争议的一部分。日本有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但安全政策不能脱离经济承受能力,更不能以损害地区稳定为代价。
高市政府推动增加防卫支出,同时在涉华问题上展现更强硬姿态,这能够迎合部分保守力量,却会增加财政压力和地区关系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台湾地区问题上,日本应谨慎处理,不应干涉中国内政,更不能把台湾地区当作扩大自身军事角色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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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联系紧密,日本企业需要稳定市场和产业链。政治人物说一句强硬话或许只需几秒,企业重新安排投资、供应链和销售渠道,却可能花费数年。
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只要对华温和,日元就会自动升值、物价就会立即下降。日本经济困难的根源远比外交口号复杂,包括人口老龄化、国内需求不足、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财政债务高企和能源进口依赖。
外交摩擦不是全部原因,却可能在困难时期额外增加成本。那么,石破茂为什么会被说成“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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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并不是石破突然创造了什么新成绩,而是高市遇到困难后,社会开始重新比较两种执政风格。过去,石破被批评行动迟缓、缺少号召力,对党内保守派也不够强硬。
如今再看,这种谨慎反而被部分人理解成不轻易冒险。不过,把石破塑造成经济救星同样站不住脚。
石破执政期间,日本也面临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乏力,他领导的自民党先后遭遇选举失利,最终在2025年9月宣布辞职。他不是主动功成身退,而是在党内压力和连续败选后离场。
石破如今得到的,更多是一种“比较优势”。就像一家企业换了负责人,过去大家觉得前任太保守,等新负责人同时推动扩张、借贷和大项目,现金流出现紧张后,人们才会怀念前任至少没有把摊子铺得太大。
这不是认定前任优秀,而是重新认识稳健的价值。高市的处境也不能只用“右翼路线失败”来解释。
她在2月选举中取得历史性大胜,说明日本社会确实存在希望加强安全政策、扩大财政支持和改变长期低增长状态的诉求。到了7月,部分民众不是突然否定这些目标,而是开始怀疑实现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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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高市的支持率虽然明显下降,却没有全面崩塌。《每日新闻》调查中支持率为41%,《读卖新闻》调查则为57%。
这说明日本社会仍处于观望和分化之中。说日本人已经集体后悔,是标题化表达;说高市正在透支政治资本,才更接近现实。
高市真正的风险,不是某一次民调出现“死亡交叉”,而是她的政策承诺彼此冲突。既要减税,又要增加投资;既要扩大防务开支,又要维持财政信用;既不希望央行快速加息,又想让日元稳定,这些目标不可能只靠一句“积极财政”同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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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会长期被口号说服。汇率、国债收益率和物价,都是对政策可信度的投票。
政府如果能说明减税的钱从哪里来,哪些支出应该优先,哪些项目可以推迟,并尊重央行根据经济情况作出判断,日元面临的信任压力才可能缓和。从2026年7月的情况看,高市还没有走到必然下台的地步。
她手中仍握有众议院巨大多数,自民党的组织基础也没有瓦解。但选举胜利带来的政治资本不是永久存款,使用一次就少一次。
若生活成本继续成为主要矛盾,再大的议会优势也挡不住民意转冷。所谓“石破茂成了大赢家”,本质上是一面镜子。
它照出的不是石破有多完美,而是日本民众开始意识到,政治上的强硬形象和经济治理能力并不是一回事。讲话有力量,不等于货币有力量;军事预算增加,也不等于普通家庭更有安全感。
日元狂跌和物价压力最终给日本政坛提出了一个朴素问题:政府究竟是为了证明自己强硬,还是为了让国家运行得更稳?高市能否走出困境,取决于她能不能从制造期待转向管理成本,从强调姿态转向解决生活问题,而不是继续依靠昔日胜选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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