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治疗1个月内再出悲剧：辉大基因DMD试验患儿死亡

继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6岁女童接受脑部碱基编辑治疗后死亡事件曝光不到半个月，基因治疗领域再传噩耗。8月5日，美国生物医药媒体STAT经过数月调查报道，披露了总部位于上海的辉大基因（HuidaGene）在杜氏肌营养不良（DMD）CRISPR基因编辑临床试验中发生受试儿童死亡事件。这是近1个月内公开报道的第二起发生于中国研究者发起临床研究（IIT）的基因治疗受试者死亡事件。

辉大基因官网发布

死亡事件发生于1年前，公司长期未公开披露

根据辉大基因向STAT提供的情况通报，死亡事件实际发生在2025年8月。死亡的受试者是试验中第四名入组的男童，处于高剂量组，公司称其为原计划的最后一名受试者（2024年的临床试验注册记录显示，团队最初预期入组6名儿童）。

该研究是一项开放标签、多剂量递增的早期1期IIT，旨在评估基于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HG302疗法治疗DMD患者的安全性、耐受性及初步疗效。研究通过腺相关病毒（AAV）载体递送CRISPR/hfCas12Max基因编辑系统，靶向DMD基因外显子51剪接供体位点，尝试恢复患者肌肉细胞中的抗肌萎缩蛋白表达。

临床试验注册信息显示，研究实际启动时间为2024年11月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开展，计划招募4至8岁男性DMD患者。然而，2025年5月在美国基因与细胞治疗学会（ASGCT）年会上公开展示前两名受试者早期数据后，辉大基因便"销声匿迹"，此后15个月内未再发布任何官方新闻稿。今年2月，临床试验注册平台更新信息，标注研究状态为"已完成"。直至STAT记者反复追问后，辉大基因才于8月5日确认患儿死亡。

从"微量表达"到"百万亿级剂量"：一次危险的剂量跃升

辉大基因CEO陆英明曾在ASGCT年会上表示，首位接受低剂量治疗的男孩体内仅能检测到微量抗肌萎缩蛋白——DMD患者体内缺失的关键蛋白。随后，研究大幅提高了给药剂量。

陆英明透露，辉大后续将剂量升级至每公斤体重约100万亿病毒颗粒（约1×10¹⁴ vg/kg）。基因治疗领域，以每公斤体重病毒颗粒数计算，通常E11（百亿级）到E13（千亿级）被视为相对安全的用量范围，而E14（万亿级）就需要警惕严重副作用。换言之，辉大基因此次采用的剂量已跨入公认的高风险区间。

死亡男童在接受大剂量全身给药的AAV载体后，出现严重的补体系统与细胞因子活化，继而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并不幸离世。辉大基因表示，完整调查结果已于2026年1月提交同行评审，全部科学细节将在论文正式刊发后对外公开。

值得注意的是，辉大基因此前曾宣称，其hfCas12Max的高编辑效率和低脱靶率使HG302能够以E13 vg/kg的剂量范围给药，"比目前正在进行的DMD临床试验低了10倍"。然而实际推进中，剂量从E13量级跃升至E14以上——整整提升了一个数量级。

历史惊人相似：2022年成年DMD患者死亡案重演

此次死亡病例与2022年一起备受关注的基因治疗死亡事件高度相似。当年10月，27岁的DMD患者Terry Horgan在接受重组腺相关病毒9型（rAAV9）载体递送的CRISPR基因编辑治疗后8天去世。2023年9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的尸检报告指出，其死亡原因是高剂量rAAV引发了严重先天免疫反应，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该患者接受的剂量同样为1×10¹⁴ vg/kg。

从剂量到死亡机制，两起案件几乎如出一辙。学术综述早已指出，高剂量全身性AAV给药已在DMD等多种遗传病患者中导致住院和死亡事件，根本原因在于载体引发的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反应。另一篇2023年发表于Molecular Therapy的综述也明确警示，高剂量全身性AAV基因治疗已观察到因肝、肾、心或肺功能衰竭导致的死亡病例。

IIT监管模式再受拷问：信息披露的"黑洞"

与新华医院6岁女童案一样，辉大基因的这项研究同样属于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IIT）。根据现行规定，IIT不需要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注册临床试验路径提交审批，主要依靠医疗机构内部管理和伦理审查体系开展。这一模式旨在降低创新疗法的临床转化成本，但也意味着缺乏中央监管部门的统一审查。

从2025年8月患儿死亡，到2026年8月公司公开确认，整整过去了12个月。而据STAT报道，陆英明此前曾向媒体透露，试验期间确实发生过一起未对外详细说明的"严重不良事件"，并表示自己去年曾多次推动公司完整公开事故详情。公司内部显然存在不同声音，但最终选择了沉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基因编辑研究者Kiran Musunuru对此评论称，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信息披露的缺乏——"可能还有更多类似事件发生，但外界根本不知道"。

事实上，辉大基因此次剂量跃升并非毫无预兆。该公司总经理李方心今年5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已表示，公司正在收缩研发管线，原因包括预算压力以及安全因素——此前涉及大剂量全身输注AAV病毒载体的项目将减少，公司未来将更多关注局部注射递送少量病毒载体的治疗方向。这一表述从侧面印证了高剂量全身给药方案的风险早已被公司内部所认知。

反思不能止于个案

1个月内，两起儿童基因治疗死亡事件接连曝光——一起涉及脑部碱基编辑，一起涉及肌肉疾病的CRISPR基因编辑。治疗靶点与技术路线虽不相同，但暴露的问题高度一致：在追求"全球首例"的学术光环和技术突破的驱动下，安全评估被压缩、风险信号被忽视、不良事件被隐瞒。

基因治疗承载着无数无药可治罕见病患者的希望。AAV载体作为目前最主流的体内基因递送工具，其免疫毒性风险已在全球多起临床试验中被反复证实，行业也已形成成熟的风险管控共识。高剂量本身不等于必然致命，但跳过剂量爬坡的安全评估、忽视动物实验的毒性预警、隐瞒人体试验的不良事件——这些人为因素的叠加，才是真正的致命所在。

2025年10月，国务院公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 ，已于2026年5月1日正式施行，业内普遍认为监管力度较以往大幅提升。然而，法规的完善只是第一步，真正将"生命至上"的理念嵌入每一项临床试验的每一个环节，才是避免下一场悲剧的根本之道。

两次悲剧相隔仅半月，却横跨了整整一年多的沉默。当患者家庭将最后希望托付给前沿科技时，科研团队背负的不仅是技术突破的使命，更是对每一个生命不可推卸的守护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