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夏天,一只成本不过几块钱的传统竹制玩具,意外成了中国互联网上最热的话题。
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2023年底的华为问界M9发布会上,华为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掷地有声:“问界M9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SUV。”话音刚落,台下观众发出一片惊叹声。这个“名场面”当时就成为了网络热梗。
直到2026年7月,有网友偶然发现,传统玩具“竹知了”被拉动时发出的“哇哇”声,与当年发布会现场观众的惊叹声高度相似。于是,大量博主开始制作二创视频——画面中转动竹知了,配以“一千万以内最好的玩具”“摇摇领先”等文案,背景音效则是此起彼伏的“哇哇”声。这类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蔓延,单日新增同类视频一度超过3000条。
这本是一场局限在数码圈的小范围戏谑,却被华为法务部门的一轮投诉彻底点燃了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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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171条,惹来全网“哇”声
7月29日起,华为终端、鸿蒙智行法务以侵害名誉权、损害企业商誉为由,向抖音、快手、B站、小红书等平台批量提交投诉函。投诉通知的截图开始在社交平台流传,“巨头打压玩笑”的叙事迅速搭建起来。
8月4日晚,@鸿蒙智行发言人发布情况说明:截至当晚共监测到相关网络信息5.6万余条,实际对其中171条具体侵权内容发起投诉,平台反馈下架144条。投诉对象涉及恶意剪辑、仿冒高管声音、AI丑化肖像、虚假归因及侮辱诽谤等行为,并非针对“竹知了”玩具本身,也未要求电商平台下架商品。
然而,声明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成了话题的扩音器。大量网友在公告发布前并未关注此事,公告一出,大家反而循声涌入。
舆情监测数据显示,截至8月6日14时,累计监测到相关网络信息62,841条,登上10个主流平台热搜/热榜,累计产生63个相关话题,敏感信息占比高达64.66%。微博热搜榜“华为投诉玩梗视频”“竹知了”、知乎热榜“竹知了视频被投诉下架”均达到第1名。电商平台上,竹知了玩具销量暴涨6倍,不少商家直接将商品标题改成“遥遥领先竹知了”蹭流量。
网友锐评:“见过降维打击,没见过拿航母打蚊子的降维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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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越压越火”?传播学的经典困局
投诉171条,下架144条——投诉比例不到千分之三。从数据上看,鸿蒙智行的筛选称得上克制。可为什么公众感受到的却是“大企业动用强权压制小玩笑”?
答案藏在传播学的一个经典规律里:史翠珊效应。
2003年,美国歌手芭芭拉·史翠珊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阻止一张她家豪宅的照片传播,结果原本鲜有人知的那张照片在一个月内被浏览了超过上万次。今天的情形如出一辙——你越想捂住什么,它就传得越广。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廖静怡指出,“史翠珊效应”揭示了网络传播中的注意力反弹规律:试图压低原本影响有限的信息,反而会激发公众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企业维权动作合法合规,可维权引发的传播浪潮,却可能制造出新的舆论高潮。
更深一层看,法务介入激发了网友的逆反心理——原本并无违规之意,也未曾存有恶意,但品牌方越是强调侵权,网友越觉得被“扣帽子”,于是自发进行再次创作和广泛传播。许多网友也许并非故意侵权,而是产生了“你越是不让说,我偏要说给你听”的心理。
有评论借用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理论指出,竹知了走红是典型的“弱者武器”在互联网时代的演练——弱势一方很少采取正面抗争,更习惯用隐蔽方式表达。而在大众眼中,一边是几块钱的玩具,一边是千亿级企业的法务部,形成了“巨人用自己的规则去压普通人能发出的那点声响”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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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反感的深层根源:不止于一只竹知了
“竹知了”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绝非孤立事件。它是公众对华为多年积累的复杂情绪的一次集中释放。
根源一:“爱国绑架”的道德压力
尽管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多次公开表态反对将华为产品与爱国情绪挂钩——“不能说用华为产品就是爱国,不用就不是爱国。华为只是一个商品”——但在舆论场中,“买华为就是爱国”的声音长期广泛存在。有分析指出,部分网民认为华为常将产品购买与是否爱国进行强行绑定,对不使用其产品的消费者形成某种道德绑架。
社交媒体上“不用华为不爱国”的极端言论制造了无形的道德压力。把商业消费硬生生套上道德枷锁,只想安安静静买个产品的普通消费者,谁摊上都觉得别扭。
根源二:夸大式营销与宣传疲劳
余承东在发布会上高频输出的“遥遥领先”“1000万以内最好的SUV”“没有之一”等绝对化表述,为鸿蒙智行带来了巨大流量,但也无形中拉高了大众的审视标准。
上游新闻评论指出,从“遥遥领先”的宏大叙事,到“XX万以内最好”的极致夸张,这些策略在初期固然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与溢价,但也无形中拉高了大众的审视标准,耗损着社会的善意与包容度。当高调夸张的商业宣传与消费者的实际体验产生落差,大众选择用消解、调侃和幽默来进行反击——竹知了发出的“哇哇”声,实际上是网友对那些过度充斥于耳边的宏大商业话术的一次集体消解。
浙江宣传也指出,在信息越来越透明的今天,企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减少“自我加冕式”的表达,多一些基于事实的真诚沟通。
根源三:从“仰视”到“平视”的心理转变
有学者指出,疫情之后日常生活的回归,在群体心理层面削弱了华为自带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神圣色彩,人们终于可以将其放在企业层面考察它的市场行为。
大众看待华为的目光,正在从过去的“仰视”转为“平视”。这不是对华为技术实力的否定,而是一个成熟商业社会对待任何一家大企业的正常态度——既不神化,也不妖魔化。正如浙江宣传所言:“越是强大的企业,越要有接受讨论的胸怀。”
根源四:维权过当与“强弱对抗”的舆论陷阱
“竹知了”事件中,华为法务部门的批量投诉触发了“强弱对抗”的叙事。汽车行业分析师田力分析认为,外界聚焦于“大企业投诉小用户”的情绪反差,却容易忽略5.6万条信息中确实夹带着不少恶意内容。但在情绪主导的舆论场里,“法务按章办事式的回应,消解不了‘大企业霸权’的刻板印象”。
有评论直言,鸿蒙智行选择了一套最为教条的做法——用庞大的公关团队和法务武器,去对付网友的解构与幽默。这种“只许自己夸大宣传,不许大众戏谑调侃”的强硬态度,再一次验证了人们对其霸道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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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两难:法理赢了,情理输了
从法律角度看,华为的投诉并非毫无依据。娱乐法律师李振武明确表示,名誉权侵权认定不以“直接点名”作为判定标准。当特定语境、标志性发言与魔改音频组合在一起,形成明确的指向性暗喻时,确实可能逾越普通网络调侃的边界。更何况,有的网友将企业高管的肖像做成了竹知了的头像并大肆传播,已经触碰了肖像权保护的法律红线。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翟巍也指出,相关短视频存在对华为高管的戏谑成分。鸿蒙智行强调,投诉内容“均有明确侵权事实”,且“不存在仅为正常把玩、制作、展示或者销售竹知了的内容”。
然而,法律能告诉企业“你可以做什么”,但法律告诉不了企业“你做了之后公众会怎么想” 。
在新京报的评论看来,这份官方回应“解释了法理,却失掉了情理”。它回应了过程,却避开了本质——为什么一只成本不过几块钱的竹知了,会在互联网上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反感与共鸣?
更值得玩味的是对比。有评论将华为此次应对与其他企业对比:雷军把“Are you OK”变成了官方铃声,周云杰把“略略略”变成了抖音账号,华为却把竹知了变成了全网的怒火。当调侃滑向侵权,冷峻的法律面孔本身就是一种必要的边界宣示;但当企业选择用法律武器应对所有“不严肃”的表达时,赢的可能是官司,输的却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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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竹知了,照出了什么?
“竹知了”事件终将过去,但它留下的思考不应随之消散。
对企业而言,如何在维护合法权益与避免“史翠珊效应”之间找到平衡,是一道需要智慧而非仅靠法律条文来解答的课题。鸿蒙智行的情况说明回应了过程,却避开了本质;解释了法理,却失掉了情理。面对消费者的情绪表达,少一点法务函的对抗,多一点真诚与反思,才是大企业应有的格局与智慧。
对公众而言,适当的调侃是正常社会互动,但当二创通过暗喻、影射对特定主体进行持续贬损并形成规模化传播,则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玩具无罪,玩梗有度”,这或许是这场风波留给所有人的基本共识。
对平台而言,如何在保护合法权益与保障用户表达自由之间建立更精细的治理机制,是算法时代必须直面的命题。关键词过滤是机械化的,语境判断需要更多的人工识别能力。
正如浙江宣传所言:“玩梗的分寸反映出一个社会公共讨论的成熟度,这需要企业的格局、公众的克制、平台的清醒,在每一次表达与回应之间校准各自的尺度。”
一只竹知了,照出了企业维权的谨慎与无奈,照出了网友玩梗的边界感缺失,也照出了平台审核机制的机械问题。它更照出了一个深层现实:在“情、理、法”交织的中国网络空间,合法合规,不等于合情合理。
本文撰写参考资料来源:
鸿蒙智行发言人官方情况说明(2026年8月4日)、新京报、封面新闻、华夏时报、红网、四川法治报、梅花数据舆情监测系统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与专家分析。
(作者 / 中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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