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1957年7月7日反右运动前夕，毛主席到上海与文化、科技界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最关心的是党将如何对待知识分子，采取什么政策？毛主席以鲁迅为例子作了回答：“他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毛主席这个直率、明朗的答复，让与会者万分惊悚，鲁迅都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其他人更不要说了。
参加座谈会的有华东地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人，文艺、科技界人士有罗稷南、谈家桢、应云卫、谈家桢、李锐夫、漆琪生、笪移今、束世澂、苏德隆、赵丹、黄宗英等30人。
会上，罗稷南向毛主席提出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鲁迅活到解放后，他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就是摸共产党的政策底，对鲁迅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将采取什么政策，就可以知道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政策。这个会上产生了后来被知识分子称为“毛罗对话”。
当时会上没有记录，会后或几十年后，“毛罗对话”产生了多个版本。罗稷南前几年回忆，他向毛主席提出的问题是：“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这样的问题在会上引发了不小的波澜。也有人以后辈视角叙述“前人事迹”,或以亲聆身份回忆“亲历过往”,或以学术思路追寻“历史真相”。今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似可看成是这场风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罗稷南记得毛主席的回答是：“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作者秋石通过多方考证,基本认定毛泽东当时的说法是:“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这两个说法都是一个意思：如果鲁迅继续“要说要写”，就有可能进监狱，如果他不写了才是安全的。
罗稷南是“毛罗对话”的第一人证，秋石的说法是后来考证出来的，当然应该以亲自聆听者为准。2002年，黄宗英在文汇报发表回忆“毛罗对话”的文章，也是与罗稷南一样的说法，她与赵丹听毛主席的回答惊出一身冷汗。当时，黄宗英正怀婴，她听后觉得肚子里的婴儿好像要“蹦出来了”，动了胎气，回家好一阵子才缓过来。
“毛罗对话”虽然只有一问一答，但深刻反映了毛主席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话没有收入毛主席的任何著作，可能毛主席当时回答得比较率意，后来觉得不够正确。
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关于“毛罗对话”说，在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罗稷南曾在上海向毛泽东提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回复。
后来有党史和文献学者通过史料考证指出，该对话发生的背景、时间、地点及人物细节均存在诸多疑点与失真之处，目前史学界多倾向于认为这一“秘密对话”属于后人的讹传。后人如此轻率地否定亲历者回忆的毛主席观点，这太不严肃了，明显是为尊者讳。
“毛罗对话”与会亲历者仍健在,为何会有如此大相径庭的不同版本？在千问、元宝里也是不同的版本，千问说毛主席不会这样回答，元宝说毛主席就是这样回答。这反映了经过几十年后，发现毛主席回答中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鲁迅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不很正确的。
195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改变了对鲁迅的评价:“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毛罗对话”反映了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1957年后的各项运动中，毛主席就是根据“毛罗对话”精神处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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