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诊所的针头扎进我血管时，工人们全在窗外踮着脚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肚子拧醒的。

那种疼比第一次更狠。上次是闷闷地坠，这回是刀片在肠子里翻，每翻一下后背就出一层冷汗。我撑着床沿坐起来，眼前发黑，手抖得连拖鞋都踩不进去。厕所就在走廊尽头，短短七八步路，我扶着墙挪过去，手心全是湿的。

从五点到八点，我跑了十趟不止。

拉吉夫是第一个发现不对的。他八点半到车间没见我人，直接冲宿舍来了。敲门没人应，他推开门，看见我蜷在床上，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脸色白得跟车间那袋石灰粉似的。他愣了一秒，转身就往外跑，脚步声咚咚咚地砸在走廊里。

没一会儿工夫，七八个工友全挤在宿舍门口了。苏雷什挤到最前面摸我额头，摸完跟拉吉夫说了句什么，拉吉夫的脸色一下子变了。穆罕默德端了杯热水过来，我摆摆手，光是看见液体就觉得肠子要翻。

拉吉夫蹲在我床边，把湿毛巾搭在我额头上，手心搓着我冰凉的胳膊。他嘴里不停念叨，声音又低又急，像在求什么。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他眼眶红红的，他大概觉得是他害了我。

几个人合计了一下，苏雷什跑出去叫了辆三轮车。那三轮破得后座弹簧都露出来了，垫了块旧麻袋。拉吉夫扶我坐上去，自己坐在旁边一手揽着我肩膀，一手攥着我胳膊，生怕我从车上颠下去。三轮车在德里早晨的土路上蹦蹦跳跳，每个坑都能把我肠子里的东西晃出来一次。我闭着眼，汗从额角淌到下巴，拉吉夫拿自己的袖子给我擦，擦完一遍又一遍。

诊所离工厂大概二十分钟路程，在一个巷子深处。门面窄窄的，铁皮招牌上印着褪色的红十字，下面一行印地语。拉吉夫把我搀进去的时候，我忍着疼扫了一眼——屋里一张木头诊桌，桌腿垫着瓦片才稳当。墙上挂了一幅人体解剖图，边角卷起来了，用透明胶粘着。诊桌后面的医生穿着灰色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指甲缝里黑黑的。靠墙两张行军床，一张上已经躺了个老头，另一张是空的，床单泛黄，边角磨出了毛边。

我心一沉。这环境别说医院了，还不如我们车间的清洁程度。车间好歹天天扫地，这屋地上的灰踩上去都打滑。桌上摆着听诊器和血压计，听诊器的橡胶管明显发黄开裂了，用黑胶布缠了不知道多少圈。

拉吉夫把我扶到那张空床上躺下。床板硬得硌腰，床单上有股说不清的味道——消毒水混着汗，再混着点咖喱。我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缝，缝里漏下来一线光，正好打在我脸上。我脑子里两个念头在打架：一个说赶紧起来走人，这地方躺下去指不定什么事；另一个说拉吉夫跑上跑下找车、颠了二十分钟才把你送来，你现在爬起来往外走，他什么心情？

医生过来按压我肚子，手指冰凉，按到右下腹的时候我整个人弹了起来。他回头跟拉吉夫说了几句，然后从抽屉里翻出一个输液袋——袋子外头印着我不认识的印地语商标，下头的生产日期糊了，看不清。针管是单独封在塑封袋里的，袋子上有一层灰。

扎针的时候我没敢看。医生捏着我手背找血管，找了半天，针尖在皮肤底下挑了两回才扎进去。我疼得攥紧了拳头，拉吉夫在旁边握着我另一只手，汗津津的掌心贴着我汗津津的手背，我分不清谁在抖。窗外突然传来几声喊，我扭头一看——诊所的小窗户外面挤了好几颗脑袋，苏雷什、穆罕默德、还有几个叫不出名字的工友，全踮着脚尖往里看。苏雷什手里还攥着我窗台上那罐铁盒膏，隔着玻璃窗往我比划，意思是“忘了带这个”。

我鼻子一酸。针扎进去那一刻我没哭，可看见窗外那些黑黢黢的脑袋挤成一团，每个脑袋上都顶着一双焦虑的眼睛，我差点没绷住。

输液挂上去之后，医生给了一小片药，白生生的，掰成两半让我吞。拉吉夫赶紧端水过来，这回不是恒河水了，是他自己掏钱去隔壁买的瓶装水。我接过药片的时候手还在抖，药掉在床单上，他捡起来吹了吹灰，又搁回我手心。

我嚼着那片药，苦得皱眉头。拉吉夫在旁边把苏雷什那个铁盒盖拧开，挖了一点黑膏抹在我肚脐上，然后拿他汗津津的手掌捂住，掌心热乎乎的贴着我冰凉的肚皮。

窗外那些脑袋还没走。苏雷什不知道从哪儿弄了把伞，撑着挡在窗户外面，大概是觉得太阳刺我眼睛。穆罕默德靠着墙蹲下来，从兜里掏出个芒果开始削皮，削好了掰成几块递给旁边的人吃，边吃边盯着窗户里头。

我躺在那张脏兮兮的输液床上，手背扎着不知道过没过期的针头，肚子上抹着黑乎乎的偏方膏，窗外蹲着一群担心我的印度工人。脑子里忽然想起昨天恒河边那个光膀子漱口的男人，他捧水的样子，他牙缝里那半片金盏花。

水也好，药也好，针也好——我全受了。到这地步了还挑什么。

输完两袋液已经下午两点了。拉吉夫扶我下床的时候腿还是软的，但肚子不疼了。医生收了三百卢比，合人民币二十多块。拉吉夫抢着给了，我拦都拦不住。

三轮车回工厂的路上，他还是揽着我肩膀。我靠在他胳膊上，闻着他衬衫上的汗味和恒河的河腥味，那两种味道混在一起，黏黏地钻进鼻子里。我闭着眼，三轮车还是在坑洼路上颠，弹簧吱吱呀呀地响。

可我竟然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