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过度解读“孤例”长鑫：我对西安近期经济的一点看法

我其实很不想碰这个题材，因为流量思维太重，并不利于我和年轻同事继续“安静写作”20年。

但目睹个别舆论正在进行刻舟求剑式的复盘，叠加西安GDP增速倒数引发的普遍担忧，我还是打开了电脑。我的盼望是：仅借此文结识更多的“理智者”，并将重心引入“真正的改革”。

期待理智者，对我们提供更多的指导。

01

“孤例”长鑫：不可复制与刻舟求剑

我当然为合肥点赞，终于搞定了！但“不能只看合肥赚到了钱”。

自媒体从业者没有主流大报的学习条件，所以更要主动学习。在所有关于长鑫科技（688825）的文章中，有一类主张“无法复制”的思路令我信服，并依此我提出“孤例”一说。

从内部决策看：难以复制。

1：“敢压”超级项目。国资一期出资144亿元（总投180亿元），与民营资本出资比例为4:1。

2：“敢担”百亿亏损。2023年亏损163.40 亿元，扭亏前‌累亏366.5亿元。合肥出手时财政收入约600余亿元。

3：“敢赌”民营老板。朱一明是纯粹的体制外人士，与当年北京国资控制的京东方A（000725）完全不同。

从外部机遇看：难以复制。

一是“中途跻身为国家战略”：

川普2018年上台后，中美科技战以封杀华为开局，2022年关税战登场，“科技全封锁”替代了曾经的“中美大循环”。必须自主可控的理念之下，大基金于2020年果断入局（最大单笔存储标的），使原本仅限合肥的地方议事体系正式升格。一定意义上说，长鑫科技是“中美竞合大舞台”的特殊产物。

请注意，长鑫科技成立于2016年。

二是“HBM催生市场让渡”：

为搭上美国AI的快车，SK海力士与三星将产能倾斜于利润率更高的HBM，长鑫科技的DRAM在突然之间获得了冲上3万亿市值的历史级窗口。客观的说，这是全球AI技术革命引发的意外收益。

综上，无论是对体制内决策者而言，还是对民营企业家而言，合肥长鑫的成功尽管有必然性，但更大的偶然性。而同时具备上述“内部性”与“外部性”皆属可遇不可求，甚至是努力不来的。

尽管有研究者表示：合肥不是“赌”，是基于强大的产业研究能力才选中了长鑫科技。这个理由我接受，但我的看法是：天使投资确实可以赌，因为10个赢1个就行，且财政资金整体承压可控。但百亿级、千亿级国运产业的投资，绝非普通城市的学习对象，因为赌错一个，代价实在太大了。

在这里，我还要汇总部分国资“赌败”的案例：

南宁：重注‌哪吒汽车（国资持股约50%），目前该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阶段。多地国资总出资近50亿元，其中南宁国资近30亿元。

深圳：出手万科股份，输血规模达300亿元，目前上市公司总市值为390亿元。

这个名单同样有合肥。

2009年，合肥国资出资20亿元成立鑫昊公司，规划年产150万片等离子模组，从技术上是合肥同时押注液晶和等离子两条技术路线。后期是合肥国资大幅亏损退出，股权分三次转让给四川长虹。

面对这样复杂的环境，在不具备未卜先知的条件下：您赌不赌？

看清楚“孤例”，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为什么我不完全认同“西安因保守错失了这个项目”。

首先要知道奇梦达破产是2009年，西安时年GDP为2700余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81.4亿元。任何有记忆的朋友都记得“中国最大的县城”，基本没能力考虑到20年之后的沧海桑田。

其次最先出手的企业精英也没有笑到最后。山东浪潮集团以3000万捡漏奇梦达团队，却放弃了定价3亿欧元的专利。彼时浪潮是什么地位？就在2009年，该集团以20亿元的收入成为“中国自主品牌软件产品10强”的第1名。试想一下，连最专业的企业都没能做到，西安旁落有什么意外呢？

原因不是“保守”，而是“时空”。

至于应该有“反思”态度，我是同意的。但“反思方向如果错了，更会引发次生灾害”。毕竟，合肥模式的本质就是投行思维，西安只是案例没有长鑫那么炸裂。其代表是奕斯伟，高新区在7年间投入35亿元，收获了近90亿元的浮盈，并为西安带来了市值千亿的本土龙头。

所以说，方法大家都会。一小部分媒体用3万亿市值的“今日孤例”去拷问并不具备能力的“昨日西安”，确实有刻舟求剑的嫌疑。

02

“赌”还是“不赌”：到底学什么？

在地方竞争中，互相学习是最直接的动能，尤其是国资LP占比70%的当下，“各有各的投行思维”或许是新一轮思考的起点。

若直观以长鑫科技对标，渴望投中“一夜之间改变局面的超级项目”，不是不可以。但有两条最基本的前提：

一：坚定“赌国运产业”。

这个“赌”字无关金额大小，而是方向。以地方财政日益吃紧的当下，寄望一个普通城市靠自己啃下“中国单点”，并不现实，一定要融入中央战略。若真有人想干，我的建议是更关注“未来产业”，而不是“新兴产业”，其中解决“卡脖子”还必须是大前提。

为什么？

您翻开各省市的规划看看，近31个省提及发展氢能，29个省布局生物制造，以陕西最为重视的新能源汽车为例，约有15个省市将其列入“十五五”重点方向。在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所谓新兴产业赛道的同质化布局已相当严重。你想干的事，大家都想干。

相对而言，以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为代表的“未来产业”，相对并不拥挤。

但客观的说，您认为西安在各地必然争抢“未来产业”的大战中一定有机会吗？”

二：坚定“赌卓越企业家”。

很多人忽视了朱一明的作用。合肥国资为什么在单一大股东的前提下“不参与管理”，这是因为朱一明早已证明了自己。

朱一明2005年回国创立兆易创新，8年后推出中国首款基于ARM 架构的MCU产品，2016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IPO市值接近140亿元。时年朱一明已经44岁，根本不是“PPT式融资的初创者”，而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创办长鑫科技的过程中，朱一明不但立下军令状——不盈利就不领薪，还以兆易创新出资36亿元。怎么看36亿元？2016年上市公司净利润仅为1.75亿元，相当于说“All in”了。

尤其重要的是，2018年朱一明辞去兆易创新总经理并全职担任长鑫科技CEO的期间，兆易创新保持了飞速的发展。上市10年间无一亏损，累计净利润超过90亿元。不难想象，合肥国资面对这样的“持续证明自己”的企业领袖，“放心系数”无疑获得了保障。

好了，我们客观地猜：西安有多大机遇获得这种卓越企业家的心动呢？

当然，我要补充一条：西安赌中弈斯伟有一个巨大的前提，即王东升同样可进入“卓越企业家”俱乐部，但毕竟是国资出身，决策风险要远远小于合肥选择朱一明。

到此，读者已经清楚：我不建议“把羡慕变成莽撞”，以全市之力去赌一个单点，这是合肥基于其本身发展阶段而采取的策略，西安并不适用。

真正可选之路是——

必须守正：立足自身实际，真正以耐心资本去培育“大量的中小科创企业”。这才是西安最大的底仓。

例如西安财金通过诸多子基金已累投科创项目超过600家，高新金控小升规的繁星深耕培育，尽管尚非都会产生长鑫科技与弈斯伟般神迹，但多数被投企业均为“敢于放杠杆的理工男”，正在共同推动西安成为“硬科技集聚”的地方。

在金融棒棒糖看来，“普泛式投行思维”恰是对“集聚”的响应，也最符合西安院校密集、创业热情高涨的特征，只有板凳深度够厚，才会跑出令人惊喜的意外。更何况从最基本的经济逻辑上看，大家期待的“产业链招商”，真正的执行者一定是企业的自发与自觉。

择机出奇：不放弃偶发机遇，依自身能力务实的接住“所谓泼天富贵”。这是西安保持机警的必要条件。

我们将其视为“机遇式投行思维”，可以观察，可以果断，但也要慎重。对于一个排名中等的城市而言，我完全理解“落子不易”，因为背后是“风险自担”。

当然，出手的基本前提依然是“捆绑国运产业”与“觅得卓越企业家”。

03

彻底厘清：西安到底在什么阶段？

写作此文的要义，其实不是要在创投界“反复”讨论合肥模式，而是寄望于厘清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当前全球经济动荡、逐步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西安到底处于什么阶段？

这个问题的提出，根本原因是西安2026上半年GDP增速‌1.1%‌，在‌29座万亿级城市中排名明显靠后。

对于这个局面，很多优秀的媒体同行作出解读，其中《每日经济新闻》可称代表，该媒体表示：“西安最强产业同时进入调整期是主要原因”。

数据上的支撑是：汽车制造业增加值下降11.2%，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下降8.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7.2%。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在一季度降幅约59%，从全国前4跌至第12位。曾经获誉“光伏茅”的隆基等正主动降产、去库存。

但《每日经济新闻》仍对未来抱以乐观，并举例称二季度比亚迪产能切换基本完成，上半年陕西汽车产量回升至94.28万辆，同比增长25%。

在普遍担忧与理性分析之间，K形分化则是全国性现象。科技向上、消费向下，创新向上、传统向下，都是多数城市的客观存在。但我们并不想过多着墨，作为本土财经观察者，我们想换一个维度，即当省委确认“陕西处于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并重”的过程中，省会西安最急迫的是什么？

答案是：“真正响应新旧动能转换”。

之所以如此判断，原因是任何产业都有周期，从本质上说都是政府无法干预的“市场行为”，尤其是统一大市场项下，地方政府能做得就更为有限了。而真正导致舆论关切的原因，则是“当期效益”与“久久为功”之间的理念矛盾。

长期以来，土地财政是中国大多数城市拉动GDP的妙门。此一时期，财政表现相对稳健，政府手里有钱，很多政府主导的投资还可以推动GDP向上，真正的重大改革由此一缓再缓。例如，某些区域产业规划多数是一头热，且重复建设相当严重，却一直没有深改。某些区域上市公司早已沧为壳资源，且退市危机显现，仍一直无法推动高质量重组。某些区域招商政策大面积趋同，却没有更高层面的统筹，各自为战的特征长期持续。

显然，这种注重“当期效益”的旧动能，危害性是很大的，

至于我个人强调“政府行为”，因为西安是国资大市（3万亿元），因为政府投资在三驾马车中仍然重要，因为官方心态会对民间产生巨大影响。

从建设性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化债”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很多政府主导的平台公司，已经没钱了，而改革最好的时机就是困难见顶。幸运的是，局部改革已经出现了。

我们写作《西安：“以资化债”倒逼开发区改革！“所”里的钱也不好拿！》一文中发现：

曲江“创意谷”机构间REITs发行的必然结果是：在30多年的存续期里，需要设立的资管计划会成立“管理委员会”，由管理委员会聘请商管机构负责日常经营。这一变化不但在法律层面上取代曲江金控曾经的“业主身份”，还会引入对赌机制、超额奖励机制等，要求经营状况持续提升。

这就意味着，获得现金融资的曲江金控，如果“把好资产用不好”，在极端情况下是有可能出局的。

综上，我个人认为“西安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中间阶段”，只有打穿全市，拿出一个全局性的资产负债表，以全面清理旧动能。只有拿出勇气，制定一个深层次的国企改革方案，才能真正拥抱新动能。至此，整体城市的发展才会真正倾向于“产业研究”与“营商环境”，既用“投行思维”把增量引来，也用“链群效应”把存量做强。

写作最后，我想回到长鑫科技的话题上，并有个小小的建议：

尽量以创新方式支持存量。

隆基绿能（601012）显然处于一个低谷，能否在新一轮绿电与储能变革的过程中，加速推进“光伏应用示范城市”，将政府掌握的大屋顶尽快落地。比亚迪（002549）显然将未来押在了“闪充”之上，能否在最短期限内加速推进“闪充应用示范城市”，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

这不是政府单方向的让利，也不是破坏统一大市场。在市场化合作的过程中，城市并不吃亏。类似对西安贡献巨大的存量企业，不但是营商环境的主要评价者，也是最好的招商大使。

因为，他们的行为会深刻影响“守正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