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算三十年：突围、自省与远征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高性能计算产业面临着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彼时，西方国家对华严格禁运高性能计算机，我国不仅只能以高昂价格购进相对低端的产品，还必须部署在一间透明机房中，由对方全程监控。

这间“玻璃房子”，锁住的不仅是机器本身，更是一个国家在关键计算领域的尊严与主动权。

但也由此，逼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算力企业的命运轨迹——从被封锁中诞生，在逆境中生长，最终砸碎“玻璃房子”，踏上自主创新的漫漫征途。正如中科曙光董事长历军在公司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时所说，“我们用三十年的坚持与拼搏，验证了‘奋力拼搏、自主创新、持之以恒’这十二个字的分量。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从“玻璃房子”的屈辱，到“天河”、“神威”问鼎全球超算榜首；从CPU完全依赖进口，到国产处理器支撑起万卡级AI集群；从单机突围，到系统性地构建起涵盖芯片、整机、软件、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中国计算产业用三十年时间，走完了从“几乎空白”到“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跨越。

中国算力正站在前所未临的巅峰之上，产业又要如何看清未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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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三次产业跨越

答案，或许就藏在来时的路途上。

中国计算产业的崛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几次关键的历史性跨越。每一次跨越，都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力量的觉醒。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算力整机突围期。 彼时，中国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几乎一片空白，“造不如买”的思想弥漫。但如果没有自主的计算能力，国家安全便无从谈起。这一阶段，国家集中力量支持了一批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整机层面实现突破。从“曙光一号”到“天河一号”，中国超算系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但这时期的突破主要集中在系统集成层面，核心芯片仍高度依赖进口，产业根基并不牢固。

第二阶段，是2010年代中后期的核心技术突破期。2015年前后，西方停止向中国供应高端算力芯片，直接催生了国产处理器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跨越。一批聚焦芯片自研的企业在这一时期快速成长。以海光信息为例，其在X86架构上蹚出了“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可行路径，为国产CPU的大规模商用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国产AI芯片力量也在这一时期崛起，中国计算产业开始在核心器件上构建自主话语权。

第三阶段，是2020年代以来的产业生态构建期。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是产业竞争从单点突破跃升为“系统化创新”。芯片要成为推动算力产业发展的基石，还需要操作系统、编译工具、算法框架和应用软件构成的生态链。因此，以“光合组织”为代表的产业联盟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将上下游数千家企业拧成一股绳，构建起从底层硬件到上层应用的完整生态。让国产算力开始从“能用”走向“好用”。

如今，中国计算产业又站在第四阶段的起点。大模型与智能体引发算力需求指数级爆发，全球算力竞争进入体系化、集群化、智能化的新维度。2026年，中国首个全国产十万卡AI超集群落成投用，国产算力生态的应用适配周期从“数月”缩短至“数周”，我们已经具备了构建世界级复杂计算系统的工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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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算力从大到强的五道必答题

当然，产业规模和应用体量的领先，并不意味着产业竞争力的领先。历军提出，公司需要在国际化、平台服务、技术创新、组织管理、客户市场五个方面持续提升能力，方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新的市场竞争。这是行业领军者的清醒，也为当下中国计算的发展开出一剂良方。

其一：国际化，要从“国内领先”到“全球影响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算力市场之一，庞大的内需滋养了一批在国内市场纵横捭阖的算力企业。但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计算企业的品牌认知、渠道网络和本地化服务能力，与全球一流企业相比仍有差距。“国内强、海外弱”的结构性问题，在服务器、云计算、AI芯片等多个赛道普遍存在。

其二：平台服务，要从“卖设备”到“卖服务”。中国算力产业的收入结构中，硬件仍占主导，"硬件强、服务弱"是普遍现象。但其实，算力本身不是目的，让算力转化为生产力才是。而依托“东数西算”等顶层设计、超大规模市场的数据资源，以及领先的能源与基建能力，中国完全有条件构建起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算力服务体系。

其三：技术创新，要从“技术跟随”到“技术定义”。中国计算产业的技术创新存在结构性的失衡。在硬件系统的工程化能力上，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在软件工具链、应用层创新上，差距仍然较大。

其四：组织管理，要从“能打仗”到“能打大仗”。产业的高速增长带动企业规模迅速扩张，如何驾驭庞大的组织、协同复杂的产业链条，是中国计算产业必须直面的管理命题。因为“能打仗”靠的是灵活和勇气，“能打大仗”则需要体系化的组织能力、流程和协同机制。

其五：客户市场，要从“技术本位”到“客户需求驱动”。中国计算产业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倾向是：先有技术突破，再去寻找应用场景。但在AI时代，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必须根植于千行百业的真实需求。唯有如此，才能将算力转化为可量化的产业价值。

这些是行业不容回避的挑战，它本质上是中国算力产业的一次自我审视，让我们更清醒的找到从“大”到“强”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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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舞台上定义中国算力

思路厘清之后，通向未来的路自然就清晰可见。要战胜过去的自己，中国算力产业才能真正走出世界级的企业。

首先，在战略牵引层面，国家顶层设计正在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东数西算”工程将算力资源布局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纵深腹地延伸，不仅优化了能源与成本结构，更在重塑全国算力的供给格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的加速建设，也在推动算力从“局部可用”走向“全局普惠”。这些基础设施层面的布局，为算力产业解决“平台服务能力薄弱”的问题提供了底层支撑。

其次，核心技术突破正在多个领域同步发生。芯片设计方面，国产CPU和AI加速器的技术路线日趋多元，通用计算与智能计算的融合发展正在催生新一代计算架构。软件生态方面，兼容CUDA生态的国产工具链日趋成熟，主流大模型适配数量快速增长，应用迁移成本大幅下降。中科曙光推动的AI计算开放架构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硬件适配多品牌AI加速卡、软件兼容主流AI计算生态，并且将多项技术能力开放给行业伙伴共享，这种深度协同让国产算力第一次具备了从底层到顶层的完整话语权。

第三，在生态层面，开放的产业联盟正在发挥黏合剂作用。以“光合组织”为例，目前已汇聚超过6000家生态伙伴、完成15000多项软硬件适配，从芯片到应用的分层协同体系初具规模。而历军提出的“芯片、系统、服务三大支柱加一个光合生态的布局，正是对这种协作模式的系统化表达：芯片提供算力心脏，系统提供工程骨架，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生态则将碎片化的产业链整合为有战斗力的整体。

最后，走上全球舞台，是一条必由之路。中国计算产业的崛起，不能止步于“国产替代”的阶段性胜利。近年来，中国算力企业已经开始在国际展会上崭露头角，在一些区域市场取得实质性突破。但真正的国际化，不仅是产品的出海，更是技术标准、服务能力、品牌信任的全方位输出。历军的话掷地有声：“国际化，是新一代曙光人的必答题。”

当中国算力开始从“国内领先”走向“全球竞合”，从“技术跟随”走向“技术定义”，从玻璃房子走出来的人，会永远记得来时的路，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看清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