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最新发文：需求“三驾马车”正在形成新平衡

图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参加新经济学家智库研讨会发言。本文来源：《 学习时报 》（ 2026年08月10日 第 0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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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力破解供强需弱矛盾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和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也表现出结构性调整和创造性破坏加剧的趋势。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并未遭遇周期性波动问题的困扰，但需要应对诸多发展中、转型中、结构性的问题和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内增长模式转变中的供强需弱矛盾，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处于合理区间的基础上争取更好的结果，朝着“十五五”和2035年目标顺利前行。

供给侧处于宏观经济合理区间

中国经济处于一个稳定运行、向新向好的良性循环之中。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达到5.0%，上半年为4.7%，宽松地处在年初设定的4.5%—5.0%速度区间。而且，这个速度也符合预测的潜在增长率，达到了2035年按照人均GDP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增长率要求。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要求人均GDP在2020年10627美元的基础上至少翻一番。从另一个角度看，按照世界银行分组标准，进入高收入国家三等分的中间组，要求人均GDP 跨越大约22000—24000美元的门槛水平。在2025年人均GDP已达到2020年不变价13863美元的基础上，人均GDP应达到年均实际增长4.4%。由于中国人口进入减量发展阶段，GDP总量增长率只需4.2%。考虑到老龄化背景下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形，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以比2020年翻一番（2020年不变价）的远景目标倒算，“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GDP需要年均增长4.17%。这意味着现行增长速度可以确保实现预期目标。同时，考虑到关键领域改革可以加快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改革红利的释放可助力经济增长取得更好结果。在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红利之外，更大幅度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预期来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技术、新领域、新行业发展，以及对传统行业的数智化改造，已经推动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据国家统计局估算，2026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智经济、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四成。

一般来说，当实际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一致时，实际失业率大致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上即为充分就业状态。这就是说，与经济增长位于合理区间相对应，劳动力市场也处在常态轨道，失业率仅反映结构性问题，伴有惯常性的季节波动，而不存在周期性失业。2025年全年和2026年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皆为5.2%，恰好与学界估算的自然失业率相符。可见，无论是城镇调查失业率还是青年失业率，均未出现异常波动情况，只是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不匹配现象，或结构性就业矛盾。这种矛盾是技术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结果，并且由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得到增强，表现为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同时发生、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新就业形态趋于常态化，以及青年和大龄劳动者面临就业困难等。

需求“三驾马车”正在形成新平衡

经济增长的稳健度和可持续性，需要靠供需两方面因素支撑。随着增长动能转换的成效日益显现，在潜在增长能力和实际增长均表现强劲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逐渐转向需求侧。同时，在需求因素“三驾马车”中，商品和服务净出口、资本形成（投资）和最终消费之间的新平衡正在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社会总需求保持足够的韧性，可持续性也在增强，同时短板和堵点仍然存在。认识宏观经济形势，找到有效打破瓶颈制约的突破口，应充分了解需求侧的现状和趋势。

从外需看，202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和进口均十分强劲，凸显中国经济正在形成的新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受军事冲突、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影响，世界经济呈现疲弱之势与不确定性，成为不利的外部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明显低于2025年的3.5%，1月份的预测为3.3%，4月份调低到3.1%，7月份则进一步下调为3.0%。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出口既受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格局制约，也受一些国家制造的贸易摩擦影响。世界银行按照国际收支口径计算，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1.06万亿美元，而一贯把自身经济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不断制造贸易摩擦的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竟高达1.24万亿美元，由此不难预见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态度和行动。

从投资需求看，随着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能转换，在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在投资结构的优化趋势中得到体现。例如，2026年上半年，在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绿色转型，与增强韧性相关的行业，投资额与增加值的增长都形成了亮点，标志着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在加快形成。也要看到，在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为保持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行的大规模投资，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投资回报率相应下降，导致投资意愿疲弱和实际增长下降，亟待激活支撑经济增长的更可持续的需求因素。

从最终消费来看，居民消费也具有转形态、补短板和开新源等结构性调整特征，在市场上表现为网上零售、农村零售和服务零售较快增长。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有所回升，也预示着预期和信心的改善。数智经济以更高质量、更快捷的服务，为消费者带来产品或服务的新感受和新体验，虽然有些尚未转化为价格的提高和支出的增加，却以消费者剩余的形式增强消费的满足感。由于前期补贴政策效应消退、消费结构调整尚未到位等因素，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的消费增长还不够强劲，或者说“三驾马车”中的居民消费尚未担当起从需求侧支撑经济增长的大任。

认识发展中的老问题和新挑战

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经历着日益加快的新旧动能转换，面临着更多转型和发展中的问题。长期存在的供强需弱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还在新的背景下有着新的表现。例如，人工智能模型和工具层出不穷，给劳动生产率、营商模式、劳动力市场等诸多方面带来影响，供需两侧均面临着新挑战。主动应对新挑战，既要充分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也要避免结构性调整对就业和居民生活的冲击。总的原则是，企业固然难免优胜劣汰，劳动者却不应分输赢。

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形势，应该既看到新动能的加速形成，也看到传统动能的加速消失。这种结构性调整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然过程，终究要在产能的存量上表现出新与旧的消长，在产能的增量上表现出强与弱的分化。这就难免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加深，在老问题不断得到解决的同时，新挑战也表现出来。人工智能的颠覆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也必然带来更严峻的创造性破坏难题，亟待做出制度性安排，以促进就业创造和筑牢社会保障，确保劳动生产率红利得到均等分享。

从需求侧认识经济形势，应该既看到加快“三驾马车”结构转变的紧迫性，也看到提高居民消费率是一项需要综合施策、久久为功的任务。无论在统计意义上还是在经济意义上，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消费率）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并不是一回事。常规的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目的是在一种需求因素受到冲击时，采取适宜政策以调动其他需求因素，以确保经济增长不致因总需求不足而速度下滑。由于居民消费率受更长期因素影响，例如该指标与居民收入占比和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9和0.76，因此，该指标不会因出口和投资的增长贡献率下降而自动提高，必须作为一种能力通过实质性的投入予以培养。

以“投资于人”破解供强需弱

破解供强需弱格局，既要依靠逆周期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需要超越短期和单一手段，充实并打通政策工具箱，把各种政策理念和实施手段融会贯通。提高居民消费率应从消费能力和意愿两方面，把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统一于共同目标下，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成功实践表明，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大幅度提高投资于人的力度，有望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例如，正是由于投资于人力度的增强，在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降低的同时，2010—2025年期间中国居民消费率从34.9%提高到40.0%，大约同期（2010—2024年），中国GDP中用于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险福利和社会补助等支出的比例从52.6%显著提高到61.2%。

扩就业、增收入和稳预期三位一体构成扩大居民消费的基础和长效机制。由于产业结构变革持续改变着就业形态、工作类型和技能需求，结构性就业矛盾不仅是一种常态，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渗透得到增强，因此积极就业政策也需要形成升级版，通过权益保障、技能提升和匹配水平改进，稳定就业数量和提高就业质量，进而增加居民收入。此外，增加收入与改善分配是相辅相成的要求，在通过人力资源市场增加劳动报酬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制度建设分享现代化成果和人工智能红利，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并借此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现代化共性和中国国情都表明，在更高发展阶段上实施再分配，通常采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方式进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数量增长、水平提高和范围扩大，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中国即将跨入以人均GDP表示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也只有一步之遥，生活品质的提高更多需要由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满足。中国还将始终伴随以少子化、老龄化为标志的人口变化趋势，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实施人口支持政策，同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目标和手段上都是高度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伴随人工智能而来的民生挑战和生产率机遇，一方面要求显著增强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作用，另一方面使之具有更强国家财力的支撑。

居民消费率提高要在更高供需平衡水平上达到。从供给侧来看，要善用互联网平台和人工智能模型创造的各种手段，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把科技红利转化为庞大消费市场，创造更好的消费感受以扩大“消费者剩余”。从需求侧来看，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要逐渐把需求弹性小的普通品需求升级为更大需求弹性的优质品需求，开启巨大的需求潜力；另一方面，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以“一老一小”为代表的新型基本需求仍会出现，创造出结构性超大规模市场的可能性。要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供需两侧的良好结合，要求综合运用政策手段，在贯彻实施“投资于人”上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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