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中院：原告不缴纳诉讼费，法院照样立案、开庭、判决、执行，靠山是谁？

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判过这么一起民间借贷案，原告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警方立案侦查，之后又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注：获刑之前其身份是退休公务员），就是这么一位戴罪原告，却在一起民间借贷官司中得到了法院正、副院长、庭长的特别关爱：两次批准缓缴80多万元诉讼费到执行阶段，结果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数年了，原告的诉讼费仍然未缴清。这么荒唐的滥权行为，就发生在鄂尔多斯市中院。

这起案件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退休公安干警高某某，另一位是女企业家韩某某，他们原本是熟人互相拆借，资金往来频繁。到了2015年，两人坐下来对了一次账：韩某某给高某某转了3.5亿多元，高某某给韩某某回款约3亿元。按照双方对账，韩某某认为多付了高某某5500多万元。按常理，彼此这么信任，相互间关系应该很好。可惜，朋友之间不能共钱财之事，友情沾上金钱必遭反噬。这两位忘年交好友，因为金钱反目，高某某将韩某某告上了法庭。于是，三件极其荒诞的事情发生了：

第一件，2015年，鄂尔多斯市中院以“遭遇金融危机，生活困难”为由，让高某某缓缴了诉讼费。到法院打官司缴纳诉讼费，这是国家规定的“铁规矩”，只有五保户等特殊困难人群才能得到缓缴或不缴的司法救助。而且，缓交诉讼费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案件审理期限。

在这起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高某某显然不属于司法救助对象，却在这起案件中被鄂尔多斯市中院的庭长、副院长、院长“关爱”了两次——高某某在2015年12月15日开庭前，尚未缴纳案件诉讼费；直到开庭后的2015年12月16日和18日，即开庭后的一天和第三天，先后两次向鄂尔多斯市中院递交了《缓交诉讼费申请书》，理由是“遭遇金融危机，生活困难”，第一份申请将诉讼费缓到“开庭前交清”，第二份申请将诉讼费缓到“执行阶段”，两次申请中院领导都批准了。奇怪吧，谁能有这么大的面子，让法院领导接连批两次?！咱打官司得先交钱，这叫诉讼费，是打官司的门槛，是民事案件不可逾越的规矩。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和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原告起诉得先交案件受理费，不交费法院就通知你补交，法院通知了还不交就按自动撤诉处理。但是，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高某某被司法救助了，法院难道不应该按照交纳诉讼费的铁规矩撤案交费进行重审吗?

第二件，本世纪以来，鄂尔多斯市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高利放贷、高利转贷等犯罪猖狂，从基层法院到市中院的民事案件，多数都是这类经济纠纷。应该说，这里的法官审理这种案件很有经验，一般不会发生特别离谱的事情。比如，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纠纷，法官一定会指定一个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经原、被告双方同意，由事务所审计原、被告双方的银行对账单，之后拿出一份审计报告供法官判案参考。而在这起经济纠纷案件中，尽管被告韩某某多次向法院申请对双方资金往来进行专业审计，法官却始终不允许。法官单方面认定了原告一方的说辞，武断地判决韩某某偿还高某某1.2亿多元。于是，便出现了“我借给你钱变成我倒欠你钱”的司法荒诞剧，如此判案岂能案结事了?

第三件，如果说高某某“不交费也能打官司赢官司”是开场秀，接下来的财产保全就更离谱了。案件在未开庭前，高某某申请保全韩某某名下资产，包括商业用房、住宅、车库、车辆，还有三家公司的大额股份，总价值远超诉讼标的，但鄂尔多斯市中院还是批准了。而高某某提供的担保仅仅是三套、合计300多平方米的房产，估值不过三百万元。

这起案件的三处硬伤或瑕疵我讲完了，如今，当年签字批准操作案件的副院长和院长都被纪委监委查处判刑了，而由他们的错误造成的错案至今没有纠错，该案件原告高某某至今也没有缴清诉讼费。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申请司法救助必须提供真实、充分的经济困难证明。高某某缓缴诉讼费，尽管社区开具了“老伴去世，一人生活，无生活来源”的证明，但他每月有退休金，名下有房产，有3627万元的“自有资金”。一个领了退休金还拥有3000多万元“自有资金”的人，生活会困难吗？

高某某这种既不符合条件，材料又有明显瑕疵，审批还严重倒置的情况，已经不是“走程序”，而是“绕程序”。老百姓要是这样做，估计连立案窗口都进不去，高某某不仅能进门，还能稳坐原告席且全程绿灯，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他背后有靠山。

这起案件，表面看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实际上是对鄂尔多斯市司法公正的一次严肃叩问。不交诉讼费能开庭，三百平方米房产担保能撬动上千万资产，被追刑责的原告能在民事案件中得到司法救助……这些事叠加在一起，绝对不是巧合，一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作。

法律不该是少数人的特权通道，否则，当人们开始怀疑“规则只对老百姓有用”的时候，真正的代价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