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赵一曼被捕，日军注兴奋剂施5种酷刑9个月

在1936年8月2日这一天，处于黑龙江的珠河县小北门外之处，早晨的光线显得清冷。

有一个女人，她穿着那种洗得有些旧了的蓝布做成的旗袍，她的发髻梳理得整齐，她穿的布鞋看上去干净，并且她没有戴镣铐，走起步子来很稳当——就好像是去赶早市的母亲一般，只不过她手里多拿着一张纸。

那是她在昨夜于狱中靠着油灯的光亮写好的遗书，遗书有150个字，然而却沉重得超过千钧。

她的名字叫赵一曼，她原来的名字叫李坤泰，她在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这个地方。她在13岁的时候拒绝缠足，她使用剪刀把裹脚布铰断；她在17岁的时候把族谱烧掉，还当众将“女子不得入祠”这样的家规撕掉；她在21岁的时候离开家前往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临行的时候仅仅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和半块母亲做出来的米糕。

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她前往东北，担任抗联第三军二团的政委这一职务。在温度达到零下40℃的雪林之中，她教导战士们用马尿来温暖手、嚼松脂来止住口渴，她骑着白马、挎着双枪，使得日伪听到消息就感到害怕。

在1935年11月，为了掩护部队进行突围，赵一曼腿部中了子弹，在昏迷之后被俘虏。在这个时候她的右腿骨头碎成了24块。日军把她关到哈尔滨市立医院之中，名义上是进行救治，实际上是开展“活体情报提取”。

可是这个浑身都是血的女人，在病床上完成了最让人吃惊的精神方面的突围——她花费三天的时间，让看守警卫董宪勋从“盯梢者”转变成“护送人”；她用七天的耐心，说服护士韩勇义冒险偷出钥匙、绷带还有棉衣。

她把反满抗日的道理写在纸片之上、药物说明单之上，用小说的体裁形式记述下来，不断地给董宪勋拿过去看。在1936年6月28日的夜晚，天空降下大雨，三个人越狱取得成功。赵一曼拖着断腿，在雪地里面爬行三十多里路。四天之后，在距离游击区仅仅20里的地方，她再一次被俘虏。

这一回，日军把伪装撕掉，启动了“意志摧毁计划”。

使用电刑的时候，电流贯穿神经，她咬碎臼齿仍然不吐出一个字；用辣椒水掺和汽油灌到喉咙里面，肺部像被灼烧一样并且咳出血，还被掐住喉咙逼迫吞咽；用竹签钉十指——一根一根地扎进指甲缝里面，然后再拔出来，换上更粗更长的竹签，再扎进去，最后改用烧红了的铁签；用烙铁烫乳房，皮肉卷曲并且冒烟；进行悬吊鞭打，脊背露出骨头，血把草席浸透。

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伤检报告记录了电刑之后的凄惨状况：乳头形成圆形的裂口，呈现明显的炭化状态；乳房表皮剥脱下来，呈现焦黑色，永久性地丧失哺乳的功能；会阴、泌尿器官、阴道均被电烧伤，生殖排泄的功能受到阻碍。

最让人害怕的情况是——日军医生连续给她注射苯丙胺类兴奋剂和强心剂。法医报告显示，她血液里面苯丙胺含量超过标准5倍。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让她“每一秒都清醒地感知到疼痛”。

从她受刑昏迷之后用冷水泼醒，到改用化学药水熏，再到注射大剂量的强心针和樟脑酊、强行灌下掺有咖啡因的盐水，让她精神亢奋之后继续施加刑罚。9个月的时间，17轮正式的审讯，200多次对肉体的摧残。日军档案无奈地记载：“该犯意志的坚定程度，已经不是刑具能够动摇的了。”

审讯的官员发出询问：“你难道不害怕死亡吗？”她抬起眼睛，说话声音微弱然而清晰：“害怕。可是我不会说出来。”

审讯官员又问：“抗日联军在什么地方？”她给予回答：“在我的内心里面。”审讯官员接着问：“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她沉默了一小会儿，突然露出笑容：“他的名字叫宁儿……你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他。”

在公元1936年8月2日这一天，在那辆开往刑场的火车之上，赵一曼向负责押送的警察要来了纸和笔。她开始书写道：“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进行教育的责任，这确实是让人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

母亲因为坚定地做了反抗满洲国、抗击日本的斗争，如今已经到了面临牺牲的前夕时刻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都不会有再次见面的机会了。

希望你，宁儿呀！赶紧成长为成年人，来安慰你在地下的母亲！我最为亲爱的孩子呀！母亲不用千言万语去对你进行教育，就用实际行动来对你进行教育。

在你长大成为成年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了国家而牺牲的！”写完之后，她指着那张照片说道：“请把这张有脸的照片，寄送给我的宁儿。”

照片上面的她留着齐耳的短发，眉毛和眼睛看起来很清朗，嘴角稍微向上扬起——好像并不是去赴死亡之约，而是去赴一场早已经约定好了的见面。

赵一曼并不是那种“不会疼痛的神”，而是一位会流血、会身体颤抖、却始终将脊梁挺直得像钢铁一样的母亲。那封字数为150字的遗书，是中国的母亲写给整个民族的最为悲痛同时也最为温暖的“成年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