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科学"与"科学学" ——从白宫《科学：新的黄金时代》看国家科技战略基底理论的变革

2026年7月21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一份纲领性报告——《科学：新的黄金时代》（Science: A New Golden Age）。该报告旨在重塑美国科技创新制度的顶层设计，一经发布便引发广泛关注。报告中多次提及"元科学"（Metascience）与"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明确将其定位为重塑美国科研体系的重要理论工具。

元科学和科学学基本同义，指“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研究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科技知识体系、科研组织模式、科技与经济社会关系等方面规律）。但是在具体的场景中，两者又各有侧重。这门学科有历史传统但规模不大，近几年又重新兴起，总体上仍属于小范围学术圈层的议题。此番被白宫高调引入，无疑将其从学术边缘推向了全球科技治理的核心地带。

本文旨在从当下政策实践的角度，梳理元科学与科学学的源流，并进一步探讨这两个概念背后关乎国家科技发展的关键时代命题：支撑现代国家科技战略的底层理论框架，是否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建构性变革？

一、元科学与科学学的三重脉络

厘清元科学与科学学的知识谱系，是把握科技战略范式变革的核心前提。当前该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体系，主要源自三重相互交融、各有侧重的发展脉络：改革开放后扎根中国的本土科学学传统、近十年西方兴起的元科学运动，以及以上海地方实践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科学学战略应用。

（一）改革开放中勃兴的中国科学学

中国科学学研究的源头可追溯至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成为全社会共识，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亟待理论解答：科学的本质内核是什么？如何遵循科技发展规律推进创新？如何充分释放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与赋能作用？在此时代背景下，以英国学者约翰·贝尔纳（J.D. Bernal）为核心的科学学理论被系统性引入中国。

贝尔纳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奠定了现代科学学的理论根基。 该理论突破了单纯聚焦知识本身的研究范式，将科学界定为一种社会化建制，系统剖析其知识体系、组织运行体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

在国内科学学的发展初创阶段，钱学森发挥了关键的倡导与推动作用。他不仅呼吁构建本土化的科学学学科体系、完善理论架构，还推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成立，为学科规范化发展搭建平台。在地方实践层面，上海的周克、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等学者于1980年牵头组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打造了国内科学学研究的核心阵地。经过全国层面的顶层布局与以上海为核心的地方深耕，我国逐步形成了"以科学学理论为学理支撑、以科技政策落地为实践输出"的闭环体系。

（二）近年来美英等国兴起的元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贝尔纳开创的科学学传统在中国落地生根、持续发展，却长期未能深度介入西方主流科技政策体系。由此形成一个特殊现象：近十年西方蓬勃兴起的元科学与科学学研究，虽与经典科学学名称相近，但许多新晋研究者并不了解贝尔纳的早期理论体系，而是将科学学视作一个全新的学术概念。

伦敦大学学院（UCL）下属的"研究的研究"研究所（Research on Research Institute），是当代西方元科学运动的核心策源地，重点围绕科研资助机制、同行评审制度、跨机构科研合作等核心议题，开展系统性的量化与质性研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等顶尖高校相继组建了以数据驱动为特色的元科学研究团队，其中西北大学王大顺（Dashun Wang）团队成果尤为突出——依托大数据、机器学习等前沿技术，精准揭示科研合作网络演化、科技成果转化潜力等问题的深层规律。

近年来，元科学、科学学领域的高水平成果持续登陆《科学》《自然》等国际顶级期刊，学科影响力快速提升。2025年，伦敦大学学院主办第四届国际元科学大会（International Metascience Conference），汇聚全球政策制定者、科研资助机构与科技出版机构代表，围绕科研可重复性、开放科学体系、资助机制改革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研讨，进一步凝聚了学术共同体，推动了该领域的全球化发展。（三思派微信公众号发布了2025Metascience会议的系列参会观察，可参考。）

各国政府也在逐步强化对元科学研究的制度布局。 英国率先在政府体系内设立科学学研究组（UK Metascience Unit，UKMU），专职审视科研资助效率、同行评议公平性、成果产出质量等核心问题，探索体制机制创新，落地分布式同行评审、同行互评等新型机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主要科研管理部门，也陆续设立元科学、科学学专项研究课题，为其制度改革提供学理支撑和政策试验。

（三）作为上海地方科技政策基底的科学学

中国当前的科技创新战略正在不断超越国际现有理论框架。近年来上海市委明确提出"强化科学学研究"，将其作为区域科技政策决策的核心理论基底，延续并升级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传统——立足科技发展客观规律，统筹谋划科技战略、制定科技政策、配置创新资源。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上海的科学学研究已深度嵌入地方科技治理实践。

通过近几年的实践探索，上海逐步构建起三位一体的科学学应用框架：研判前沿科学知识的发展趋势、搭建高效协同的科技创新组织模式、强化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双向互动。基于这一框架，上海形成了多方面的政策举措创新：依托技术预见精准识别全球科技前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搭建适配前沿创新与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型研发机构；引入DARPA式项目经理人模式优化科研项目全流程管理；依托未来产业基金完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围绕前沿科技赛道与未来产业需求，精准培育、引进高端科创人才。

值得说明的是，上海的科学学研究一方面支撑本地科技战略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也在尝试立足钱学森传统，建构适应时代需求的科学学理论框架。2024年，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同行发布"科学学上海倡议"，提出要发展与时俱进、咨政益世、合作共享的科学学，在国际国内引发广泛反响。

对比来看，当前中外科学学实践呈现出不同的重心。近年来欧美兴起的元科学，主要以科研体系自身为研究对象，强调运用数据分析、实验和政策试点改进资助分配、同行评议、成果评价、科研诚信与激励机制，其突出特征是实证化、工具化和机制优化。上海的科学学实践则更多嵌入区域科技创新决策过程，在关注科研评价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进一步服务于科技发展战略制定、前沿领域布局、创新资源统筹、科研组织变革以及科技与产业融合，呈现出较强的战略性、系统性和治理导向。二者并非微观与宏观的截然对立，而是分别以“科研系统自我改进”和“区域创新系统整体治理”为主要实践重心。

二、三重冲击下的制度回应：元科学与科学学为何在此刻兴起？

元科学与科学学在2020年代进入新一轮全球性扩张和制度化发展阶段，并非单纯的学术热点，而是科研体系内外多重结构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元科学是对科研制度积弊的回应：如何建立更有效的科研资助评价体系

统计数据表明，当今世界每天都有大量课题申请提交、大量评审开展、大量资助经费拨出、大量成果发表，但真正有价值的产出却寥寥无几。以美国为例，数十年间联邦科研经费持续大幅增长，但以原创突破性发现、新药研发落地、颠覆性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科研产出，并未实现同步提升。

究其原因，在于当前科研资助机制日趋复杂繁琐，科研人员近半数时间耗费于行政流程，经费落地周期冗长；资助机构因问责压力日趋保守，同行评审异化为"共识守门机制"，共同抑制颠覆性创新。在考核压力下，科研成果被"切香肠"式拆分发表，叠加全球严峻的"可重复性危机"，严重损耗科研资源。

积弊已深的科研生态，低效与僵化的科研制度，亟需系统性诊断与精准化改革，这正是元科学的职责所在和快速崛起原因。

（二）科学学是对科技变革的回应：如何建立适配新科研范式的制度体系

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重构了科研创新模式，更深刻改变了传统科研主体结构与互动关系。从AlphaFold破解蛋白质结构，到AI辅助新材料、新药物研发，机器学习不仅加速传统数据分析，更具备了自主提出科学假设、设计实验方案、验证科研结论的能力，几乎重建了一套新的科研工作流程。AI for Science的深度落地，亟需科研制度的全方位适配，推动数据共享、成果发表、同行评审、知识产权分配等全链条机制重构。这是科学学和元科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克拉齐奥斯报告将AI驱动的科研革命定义为美国科学"新黄金时代"的核心引擎，提出进一步强化国家级旗舰计划"创世纪计划"（Genesis Mission），正是对这一变革的严肃回应。

（三）科学学是对科研组织模式变化的回应：如何回应企业成为创新乃至科研主体的趋势

长期以来，高校与国家实验室是基础研究的绝对主力。但近年来，大型科技企业逐步成长为全球创新的核心力量，重塑了科研投入与产出格局。美国企业年度研发投入高达7000亿美元，体量是联邦基础研究支出的三倍以上。SpaceX、Neuralink等科创企业不仅在工程应用领域实现突破，更深度参与基础科学研究、产出原创性成果。这种"企业即实验室"的全新模式，模糊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边界，对传统学术评价体系和公共科研资助逻辑形成强烈冲击。

重新审视不同主体在科研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及互动机制，为科研资助、组织协同、成果评价和利益分配等制度调整提供依据，也是科学学和元科学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

（四）科学学是对大国科技竞争的回应：如何建立适配国家间科技竞争的制度体系

当前全球科技博弈持续升级，彻底打破了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科技治理规则体系。从自我发展的维度看，为抢占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高端芯片等前沿赛道，各国亟需精准研判未来创新方向，搭建最高效的科研组织模式，全面提升本土科技创新效率与核心竞争力。从竞争制衡的维度看，在全球科技治理逆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必须建立科技安全、供应链韧性、技术主权、创新博弈等方面的适应性制度安排。

对于定位为国家科技战略政策基础的国内科学学而言，既需要回应如何提升国家科技创新效能，又需要回答如何保障国家科技创新安全，这是科学学的时代责任。

三、国家科技战略基底理论的变革：从布什范式到新框架？

元科学与科学学的全球崛起，本质上指向一个核心时代命题：支撑国家科技战略的底层理论范式，究竟该何去何从？厘清这一变革逻辑，需要复盘二战以来全球科技战略的理论演进脉络，审视当下制度重塑中的存量调整与增量创新，探索未来新型理论框架的核心内核。

（一）从布什范式到国家创新体系：科技战略理论的迭代

当代全球主流科技创新体系，整体上根植于美国二战后构建的布什范式。 1945年，范内瓦·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提出核心框架：由联邦政府出资资助高校开展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成果最终以各种方式转化为应用技术、产业化优势。这一线性模式奠定了战后美国全球科技霸权的制度根基。基于该范式，美国不断迭代补充，逐步构建起多元协同的创新生态：NSF主导的基础研究支撑体系，以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为代表的国家重大任务攻关模式，DARPA与NASA的专项攻关机制，以及风险投资、初创企业、大型企业工业研发联动的市场化机制。

布什范式之后，国家创新体系登场。1980年代，日本在半导体、汽车等高端产业快速赶超，对美国科技产业优势形成冲击。日本的产业崛起，正是依托产学官协同机制、长期稳定的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的完整体系优势。基于此，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等学者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打破了孤立看待研发活动的传统认知，明确指出创新是嵌入特定制度、文化、网络体系的社会化过程。相较于布什的线性模式，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让国家科技战略的理论框架更加体系化。

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是在不断吸收不同理论框架并本土化改造中建立的。在改革开放之际，贝尔纳的科学学在中国科技战略政策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之后也不断消化吸收布什范式。从理论内核来看，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科学治理逻辑。 布什范式主张基础研究的无功利性、创新转化的线性化，倡导政府最小干预、市场自由转化；贝尔纳科学学理论则强调科学的社会嵌入属性，聚焦科研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科研组织运行的效率，主张政府主动介入、调控科研体系。这两种逻辑在中国科技战略实践中得以融合。

1990年代以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逐步成为国家科技战略框架的理论基础。至今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框架仍是国家创新体系。但是近些年，我国强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不断倒逼政策理论基底进行创新。

（二）《科学：新的黄金时代》的存量改革与增量设计

克拉齐奥斯报告系统性批判了沿用八十余年的布什范式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固有局限，提出了改革的整体框架。报告针对性提出设立元科学专项部门、改革科研资助机制、重塑科研与制造业联动机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当然，报告并未能构建一套能够完全替代布什范式、逻辑自洽的全新科技战略理论体系，也并未颠覆NSF、NIH、DARPA等核心科研机构的职能定位与使命，只是提出一系列提质升级现有科研体系的政策改革方向。

相较于保守的存量改革，报告的增量设计具有突破性与前瞻性。报告将"创世纪计划"定位为美国科技新黄金时代的核心引擎，在保留NSF基础研究、NIH与DARPA目标导向型应用研究的原有体系基础上，全新搭建适配人工智能创新逻辑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这一平台突破了传统科研范式束缚，适配人工智能驱动的全域创新模式，有望成为引领美国未来科技创新的全新核心动力。

（三）新理论框架的时代呼唤与核心命题

整体而言，《科学：新的黄金时代》精准指出了传统科技范式的深层弊端和人工智能变革的重塑力量，明确了存量改革与增量创新的发展方向，但尚未形成支撑新时代国家科技治理的完整理论基底。而这一理论基底对美国以及对大多数参照美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国家，都意义重大。

全新的国家科技战略理论框架，必须回应四大时代命题：

第一，适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重塑科技发展规律认知。当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的边界持续消融，交叉融合、跨界创新成为主流，亟需重构适配融合的理论体系。

第二，阐释AI驱动的全新科技创新规律。人工智能自主开展科研探索的新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科研流程，倒逼知识生产、同行评审、成果发表、科技传播、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收益分配等核心制度全面重构。新框架需明确AI时代科研治理的底层逻辑。

第三，平衡科技开放与国家安全的动态关系。开放科学是提升全球科研效率、推动技术迭代的必然路径，但地缘政治博弈下的技术封锁、壁垒抬升已成常态。新框架需构建开放创新与安全可控协同平衡的治理机制。

第四，重构新时代国家、市场、社会的协同关系。企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科研体系的发展经验证明，单纯依赖市场会导致创新力量分散、战略方向缺失；过度依赖政府干预则会抑制创新活力。新框架需在遵循新科研范式的前提下，搭建国家、市场、社会、科学界多元协同的科技治理体系。

结 语

2026年《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尝试宣告二战后形成的国家科技战略范式已经不适应科技的发展，亟需开启科技战略新范式的重构进程。当今全球各国的科技体系，或多或少都是对美国科技体系的本土化改造，也因此面临着相似的重构需求。

元科学与科学学的全球崛起，正是人类探索新型科技治理体系、穿透范式变革迷雾的关键努力。尽管当前美英主导的西方元科学偏向工具应用，中国深耕的科学学偏向战略建构，但二者共同印证了一个核心趋势：元科学与科学学正从边缘学术研究，逐渐跃升为国家科技战略日益重要的理论基底。

在这场全球理论与制度重构的竞争中，如果能够深度融合数十年来我国快速发展的科技创新实践和科学学、国家创新体系方面的理论探索，我们应该有机会构建适配21世纪的国家科技战略新理论框架。

科学的黄金时代，需要源源不断的科技进步，更需要科学高效、与时俱进的科技制度体系——这正是《科学：新的黄金时代》留给全球科技界的核心启示，也是当代科技智库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

李辉，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章成稿后，清华大学封凯栋教授、大连理工大学陈悦教授提供了修改建议，在此表示感谢。文章内容由作者负责。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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