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富豪治不好了，“是个好消息”

布莱恩·约翰逊和儿子

“我的胃正在吞噬自己。”

6月30日，被称为“换血哥”的生物黑客布莱恩·约翰逊在社交平台X上宣布，自己被确诊患有自身免疫性胃炎。他的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胃里负责分泌胃酸的细胞，影响铁和维生素B12的吸收。目前没有根治办法。

布莱恩·约翰逊社交媒体发文截图

这一诊断让不少人感到意外。

约翰逊是美国长寿圈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奉行“Don’t Die（别死）”哲学。因与17岁的儿子进行换血实验以求长寿而出名。他身边有支数十人的医疗团队，吃什么、睡多久、几点运动，都有严格安排，定期接受数百项生物标志物的检测。他希望尽可能提前发现疾病风险，以及任何偏离理想状态的迹象。

同样让人意外的是，比起过往对长寿精英们身体异常的幸灾乐祸，这一次，很多普通网友则开始一本正经地将问题推及个人：即使约翰逊愿意为长寿投入近乎不计成本的资源，也无法保证身体里的每一个问题都被及时发现，热衷于健康管理的普通人该怎么办？

约翰逊的确诊之所以引起关注，也是因为健康问题已经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日常话题。在今天，人们更加重视运动、睡眠和饮食问题，也掌握了更多关于自己身体的信息。这是一种进步。

但更多知识和选择，并没有让变得健康成为一件简单的事。社交媒体热衷于讨论一个人为健康做了什么，但健康背后那些无法由个人选择的部分，却难以得到同样多的讨论。

普通人没有约翰逊那样的资源，也没有专业的医疗团队支持。与追求长生的亿万富豪相比，一个普通人的健康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要比查出容易漏诊的胃病复杂得多。

人体工程

亿万富豪约翰逊的身体出现过好几次问题。

他曾为了改善低体脂造成的面部凹陷，把来自捐赠者脂肪的细胞外基质注入脸部，结果严重过敏，一度肿得睁不开眼。他还服用了近五年的抗衰药物雷帕霉素，因为反复感染及多项身体指标恶化而停用；曾尝试的注射生长激素和年轻血浆实验，也分别因出现不良反应和未见收益而结束。

布莱恩·约翰逊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这些实验后来都被约翰逊公开。在约翰逊看来，这些副作用不是失败，而是重要的实验测试。

约翰逊最新确诊的自身免疫性胃炎有些不同，这不是简单“作”来的问题。

过去11年，约翰逊的铁蛋白一直偏低。人们曾怀疑问题出在他的植物性饮食方式、高强度训练以及高压氧治疗方式上：这些因素要么不利于铁的吸收，要么会增加身体对铁的需求，但补铁和调整饮食都没有解决问题。

直到今年新的医疗团队重新梳理了这些线索。真正锁定病因的，是抗体检测和提前取下的胃黏膜组织。如果当时没有进行活检，这次检查很可能仍以“未见异常”结束。

约翰逊在帖文开头把患病列为“坏消息”，随后又宣布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他准备试着攻克这种病，并公开整个过程。

对他而言，“无法根治”代表着他有机会去解决现有医学难题。他很快列出新的计划：继续追踪铁、维生素B12和胃泌素等指标，重复活检，分析细胞因子和T细胞；更远的设想还包括调节性T细胞、工程化T细胞和由AI设计的抗体。其中一些方法仍停留在早期研究阶段，甚至还未被开发出来。

布莱恩·约翰逊进行大规模抽血检查，解码免疫细胞

尽管奉行不死哲学的约翰逊和普通人距离遥远，但他的确诊，也让一些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

在社交媒体上，有人翻出过去的化验单，把长期缺铁、疲惫和胃部不适与他的经历逐一对照。一名网友说，自己的铁蛋白长期偏低，这则消息促使他立刻预约胃肠科，并安排了胃镜和肠镜；还有人说，自己常年缺铁，医生已经排查无果，是否也该要求进行抗体检测和胃黏膜活检。

讨论很快从约翰逊的疾病，变成了一场分析化验单的交流会。人们无法不思考一件事：如果约翰逊拥有一支医疗团队，仍用了11年才找到原因，普通人又可能漏掉了什么？

与此同时，质疑和嘲讽也不少。有人阴阳怪气地说，每天服用上百种补剂的约翰逊，“终于发现自己的胃不堪重负了”；也有人刻薄地发问，为什么所谓的健康大师，看起来却总是不那么健康。

布莱恩·约翰逊在进行静脉铁输注

在一部分人看来，约翰逊的问题不是做得不够，而是折腾得太多。与其把每一天过得如此严苛，他们宁愿偶尔喝酒、吃一顿不那么健康的快餐。未必因此活得更久，但至少可以活得轻松一点。

这些玩笑真正戳中的，是约翰逊花再多钱也无法消除的东西：身体的偶然性。

约翰逊引发的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精英长寿圈，是因为它碰上了一个更广泛的变化：健康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关心的日常问题。

数字化人生

如今，一个人能够获得的身体数据比过去丰富得多：人们在健身房就可以测量自己的BMI、体脂率和肌肉量，智能设备能记录心率、睡眠和血糖变化，医学检测还可以列出体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水平。

澳大利亚数字社会学者德博拉·卢普顿（Deborah Lupton）告诉南风窗，尽管追踪设备十分新颖，人们想从中获得的东西却不新鲜。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人们始终想要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更好的自己、更健康的身体和更高的生产力”。

许多人不会把手环或智能手表上的数据看得太重，却仍然觉得有这些数字比没有更好。完成自己设定的步数、减重或训练目标，会让人获得一种“做得不错”的满足感。

但数字总有变得更好看的余地。其中，增加肌肉量尤其引人关注，特别是考虑到它的变化可以直观地体现在人的外形上。

全球健康学者克莱尔·赫里克（Clare Herrick）有多年的跑步习惯，也经常游泳，去健身房。她告诉南风窗，十七八年前到访新加坡时，公园里的跑步者大多只是随意慢跑；最近重返新加坡，她发现跑步者的装备更加专业，进行力量训练的女性变多了，流行的训练项目也越来越接近英国。

新加坡跑步者/图源：视觉中国

在她看来，社交媒体让不同国家的健身方式和身体审美变得越来越相似。

她还观察到，在美国，食品越来越强调“高蛋白”，一些餐馆也允许顾客为普通餐食额外添加蛋白质。人们希望借此增加肌肉，而肌肉又成了健康管理最容易被看见的证明。但一个人看起来更加强壮，并不必然意味着身体运转得更好。

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补剂市场。补剂本来就有实际用途，例如在营养缺乏时补足必要成分。现在，它还开始承接改善精力、睡眠质量、消化系统和免疫力等更加宽泛的期待。

疫情进一步推高了这种需求。行业研究机构Nutrition Business Journal对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追踪显示，2020年全球补剂销售额增长11%，创下纪录；其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类产品的销售额增长15.2%，达到631亿美元。

社交媒体上的网红产品和方法也在不断翻新。果汁排毒法宣称连续几天喝蔬果汁就可以“重启”身体；原本用于调味的姜黄，被提取、浓缩成姜黄素补剂，以抗炎、保护关节和增强免疫力为卖点。

蔬果汁产品层出不穷/pexels @Polina Tankilevitch

尽管这些方法的实际效用因人而异，但足够新颖、有趣。

当代健康图景的复杂之处正在这里。它让许多人开始对运动感兴趣，留意睡眠质量和饮食搭配，也掌握了更多关于自己身体的信息。可是，在社交媒体和消费市场上，最容易传播的往往是那些看起来更新鲜、更酷，也更方便购买的部分。

但这些部分包含真正有用的习惯，也混杂着证据有限的潮流和容易被忽略的风险。比如多种补剂产品同时服用，可能带来成分叠加的风险，例如维生素B6就同时存在于复合维生素、镁片、锌片和“抗压力”配方中。

但这些局限性或是风险无法掩盖这些热门方法的吸引力，追求健康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但这些选择在怎样的生活中发生，却常常被略过。

社会性

“健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克莱尔·赫里克告诉南风窗。棘手之处，不在于个人行动有没有用，而在于个人行动究竟能够决定多少。

“健康主义”一词最早可追溯至社会学家欧文·佐拉（Irving Zola）。1980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在《健康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医学化》中，对它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释。

当时，美国兴起了新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运动。健康不再只意味着没有疾病，也逐渐成为幸福、理想生活和更好自我的证明。与此同时，改善健康的责任，越来越多地落在个人及其生活方式上。

克劳福德担心，当健康问题和解决办法都被放在个人身上，疾病背后的劳动条件、生活环境和社会资源便容易退出视野。原本复杂的健康问题，逐渐变成一道关于个人选择的题：一个人有没有作出正确的决定，是否足够自律。

普拉提训练/pexels @Lê Đức

四十多年后，各种新技术和健康潮流进一步细化了这份个人责任。它们看起来是在给健康加分，对一些人来说，却可能只是在弥补工作和生活留下的缺口。

同济大学教授王甫勤长期研究健康不平等问题。他告诉南风窗，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他们比过去更加重视健康；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作和社交不得不加班、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依靠咖啡因维持状态。

这种矛盾并不只是因为人们缺乏自律。王甫勤说，在智能手机尚未普及时，许多人的下班时间相对稳定，即使需要加班，也可能提前知道。通讯工具普及后，一些非体力劳动者即使离开办公室，仍然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真正令人疲惫的，不只是工作时间变长，还有日程变得难以预料。

2025年上半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5小时。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则估算，2016年，全球约74.5万人死于与超长工时有关的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与每周工作35至40小时的人相比，每周工作至少55小时的人，中风风险高出35%，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高出17%。

工作不仅占用了睡眠、锻炼和做饭的时间，本身也可能成为健康风险。在王甫勤看来，长期保持规律运动、充足睡眠和合理饮食，需要健康意识，也需要稳定的收入、空闲的时间和相对可预期的生活。对许多劳动者而言，这些条件很难同时具备。

工作占据人一天大部分的时间/《灿烂的风和海》剧照

于是，当人们无法彻底改变工作和生活节奏，补剂、私教和健康检测便可能成为一种补偿。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当健康知识和技术已经摆在人们面前，谁更有条件把它们转化为实际行动？

1995年，美国社会学家布鲁斯·林克（Bruce Link）和乔·费兰（Jo Phelan）提出“根本原因理论”。他们注意到，医学已经发现越来越多与疾病有关的直接风险，例如饮食、胆固醇和运动，但还需要继续追问：什么使一些人更容易暴露于这些风险？

在他们看来，收入、知识、权力和社会关系都是可以用来保护健康的资源。疾病会变化，医学知识和健康技术也会更新，但拥有更多资源的人，往往更早得到信息，也更容易将信息转化为行动。

根本的差异在于，不同社会群体追求的可能并不是同一种“健康”。

王甫勤说，对优势阶层而言，健康不仅意味着不生病，还意味着长寿，以及减少带病生存时间的“高质量长寿”。对处于不利位置的人来说，健康往往意味着生病后能够尽快得到治疗，不因疾病耽误工作，尽可能降低医疗费用。在更极端的情况下，他们担心的是一次疾病会不会导致因病致贫或返贫。

《问心2》剧照

一项追踪8184名中国老年人的研究发现，65岁时，经济地位较高与较低群体之间的预期寿命相差约两年，无残障预期寿命也存在明显差距。不同的人进入长寿讨论时，原本就站在不同的起点上。

王甫勤把影响健康的因素分为不同层次。距离个人最近的，是饮食、运动等健康行为；再向外，是工作环境、居住条件和家庭结构；更远处，则是医疗保障制度和公共卫生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并没有错。事实上，《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在提出这句话的同时，也强调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参与。

个人需要培养健康习惯，国家需要提供公平的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社区需要创造与健康生活方式相匹配的环境，工作场所也会影响一个人拥有多少可以用于睡眠、运动和休息的时间。只有这些条件共同存在，健康意识才更可能变成能够长期维持的生活。

在今天，个人为了健康和长寿学习各式方法是件好事，这份责任可以从个人开始，但不能在个人那里结束。

作者 |贺一

编辑 |阿树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