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库：欧洲能否扛过“中国冲击2.0”

作者：跋公

除美洲大陆外，中国制造业出口也在不断进入欧洲市场，涵盖汽车、精密机械、化工和新能源等具有长期优势的工业部门。德法等欧洲国家决策者对此感到不安，因为这也关系到欧洲自身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发展模式。欧洲国家该何去何从？是发起贸易战，还是和中国通过协商解决关切？欧洲真的能够扛过此次来自中国的冲击波？8月5日，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播客节目中，该中心的欧洲与贸易政策专家卡里·希尔曼（Kari Heerman）与美欧研究中心主任、德国政策与法律学者康斯坦兹·施特尔岑米勒 (Constanze Stelzenmüller) 深入剖析了欧洲如何走到这一步以及可能的应对举措。

两位学者认为，相比本世纪头十年来自中国的“低成本制造冲击”，现在的“中国冲击2.0”并不只是中国出口规模的增加，而是中国凭借巨大的制造业规模、高科技投资、完整产业链、明确的产业战略以及强有力的国家支持，正在深刻地塑造全球市场竞争格局。

从改变中国到被中国改变

本世纪初，美欧政策圈或战略界的主流观点是，中国入世将成为经济增长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并可能通过经济融合推动制度变化。这一思路在德国被概括为“通过贸易实现改变”（Wandel durch Handel）。但这一判断后来被证明过于乐观。康斯坦泽·施特尔岑米勒指出，2015年中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战略后，欧洲开始意识到中国不再只是全球产业链的“生产端”，而是在主动向高技术与高附加值产业升级，进而影响或重塑欧洲的产业格局。

比如，中国美的集团对德国库卡（KUKA）机器人公司的收购（2016年发起、2022年完成私有化）就标志着中国资本从传统制造买入转向高精尖核心技术并购，成为“中国制造2025”对接“德国工业4.0”的分水岭事件。

2019年，欧盟委员会新的战略评估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欧洲政策界借中俄关系发展进一步收紧对华认知，认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也可能转化为地缘政治风险。因此，欧洲开始和美国协调，更强调“韧性”、“多元化”、“经济安全”以及“去风险”。

▲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的调查表明，2025年德国汽车业对华出口较上年下降33%。（图源：新华社）

她认为，这一轮冲击的烈度远超本世纪初（所谓的“中国冲击1.0”）。汽车、机械、化工、绿色能源等这些德国昔日引以为傲半个世纪的支柱产业正遭遇毁灭性冲击。德国每月流失约一万个工业岗位，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中国出口“正在扼杀欧洲大部分工业”。

“冲击2.0”是什么？

卡里·希尔曼将所谓的“中国冲击2.0”定位在三个维度：规模、战略与国家支持。

从规模看，中国已是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且出口结构正从低端的传统轻工业向更高技术层级攀升，与欧美企业正面交锋，主要有新能源汽车、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医药和医疗器械以及绿色能源产业链。当一个如此体量的竞争者进入市场，它影响的不再是单个企业，而是全球市场格局本身。欧洲诸国开始意识到，面对这种量级的竞争者，单纯依靠市场调整已不够，必须主动维护产业能力。

在战略层面，中国的“双循环”战略追求自身供应链的自给自足，同时深度嵌入他国市场并扩大出口，主动塑造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希尔曼指出，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贸易体系的隐含协议（implicit bargains），即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中国的做法切断了这一逻辑：它要成为更强大的生产者，却不必然成为对等的消费者。各国因此不得不从开放优先转向施特尔岑米勒所提及的韧性、多元化与经济安全。

从国家支持层面看，中国企业在融资、补贴、产业政策等方面获得的政府支持，被欧美视为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支持主要集中于新兴技术和战略产业，以积累全球市场份额。这在美欧看来，就是市场竞争的纠偏机制失灵了，因此开始更频繁地诉诸反补贴调查、反倾销措施、投资审查机制和产业政策工具。

欧洲的裂痕与机遇

施特尔岑米勒认为，德国受到的冲击力度远超其他欧洲经济体，它也恰恰是反应最迟缓的一个。这种困境有深层次原因，比如过去十多年对华贸易的依赖、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人口老化、科技创新不足、官僚主义掣肘，以及欧洲单一市场的碎片化等。比如，在汽车行业，中国不仅在整车领域与德国正面竞争，而且更精准切入那些被称为“隐形冠军”的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细分领域。这些企业曾凭借专利技艺在全球无可替代，如今被中国竞争者逼入要么赴华生产、要么退出全球市场的两难境地。

然而，欧洲并非铁板一块。施特尔岑米勒提到，欧洲各国对华认知因经历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德国关注产业脱钩，法国强调战略自主，南欧国家警惕中国对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战略投资。具体案例就是雅典比雷埃夫斯港（the Port of Piraeus），德国曾在欧债危机中要求希腊出售该港。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自2016年全面接管希腊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 Port）以来，将其打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项目。东欧国家则忧虑中俄关系的强化，北欧国家则聚焦数字基础设施安全与北极地区的地缘经济态势。

▲1月16日，巴西总统卢拉（右）在里约热内卢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图源：新华社）

过去，这种分歧削弱了欧洲整体对华政策的一致性。但施特尔岑米勒认为，这种分歧正在缩小。中国的战略布局，加之俄乌冲突、伊朗战争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扩张主义转向和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正促使欧洲各国将自身安全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施特尔岑米勒透露，默茨领导下的德国正靠向法国的立场，支持更大力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并动用反胁迫工具。

所以，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欧洲正以几年前不可想象的速度与世界各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到印尼、澳大利亚、印度——曾经会引发十万人上街抗议的贸易协定，如今被迅速通过。欧洲心态已发生根本转变。不过，在极右翼政党在英、法、德强势崛起的背景下，欧洲能否真正团结行动，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欧洲保持开放，还是诉诸保护主义？

欧洲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如果提高关税来保护欧洲企业，有可能提升消费者成本；如果保持市场开放，消费者虽然受益，但有可能加剧产业空心化趋势。希尔曼提醒，不应忽视市场体系自身的优势，应倾向于维护竞争而非诉诸保护主义，让企业免受竞争。如果以安全而非机遇为核心来制定经济政策，可能导致更低的生活水准。

施特尔岑米勒提到，中国受补贴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意味着欧洲是其消化过剩产品的关键市场。这意味着欧洲拥有“可武器化”的筹码。这也需要欧美联手应对。但现实是，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政策正使跨大西洋合作变得困难。

两人共同认为，中欧都无法承认彻底脱钩的代价，但竞争和冲突可能会长期存在，因此双方必须管理彼此的“依赖关系”。欧洲未来几十年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对抗中国”，而在于如何在开放与安全之间重新找到平衡点，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核心力量的大趋势下，重新建立欧洲自身的竞争力与产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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