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进大学，他们已开始准备考研

回想高考刚结束时，走出校门，父母带着鲜花、新买的手机和蛋糕等在门外。

两个月前，苏佻天真地以为，自己终于要“解放”了。

结果高考完第三天，她就被塞了一大堆眼花缭乱的课程，父母一改考前承诺，转而开始了新一轮督促。

苏佻原以为，这是自由的曙光。毕竟，在此前无数个疲惫的日夜里，父母总是这样安抚她：“高考完就自由了”。她暗自计划，要在这个假期大睡特睡，把高中三年缺的觉全补回来；还打算出门旅游，培养兴趣爱好，痛快玩上一个月后，再去驾校练车。

但这份“自由”只持续了不到一周，父母就掉转话头：“高考完了不是终点。”他们催着她去驾校报到。不仅如此，她后知后觉，父母在高考前就替她报了几门网课，如会计英语培训、计算机、AI应用，以及Excel文档制作等。

这些课程统统等着她在假期学习。

苏佻心里又气又不解。“我可以多少学点，但不能把好不容易才有的、那么一段休息的时间，又排得满满当当的，像平常上学一样。”她没法接受。

《少年派2》剧照

后来她才知道，她不是孤例，她的父母也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家长。

在铺天盖地的机构宣传下，这类课程被称为“高大衔接”，指的是衔接高中与大学的预修课程，内容涵盖高数、大学物理、英语等文化课，也涵盖Python、Office等实用技能培训。

南风窗联系相关培训机构发现，他们的销售话术颇为相似：“高考不是终点，大一规划决定名校高度。”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祝刚则告诉南风窗，这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支性恐慌”。

他表示，商业衔接班的目标是“课程能否卖出去、能否续费”。“它服务于短期的营收，评价标准是招生规模与家长满意度，机构对学生未来的学术表现不承担任何实质责任。”

在无数中学生心里，“高考结束”曾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节点，意味着漫长苦读的阶段性中止，被压抑的青春得以短暂释放。然而，这个本该用来喘息的暑假，正越来越多地被“高大衔接”蚕食。

被“衔接”填满的假期

高考结束后，父母带苏佻去了一位亲戚家吃饭。那是家人眼里“混得成功”的范本——草根出身，凭借自己的努力了开一间律师事务所。

“一定要好好学习，在大学里努力，不能浪费时间。”饭桌上，父母反复叮嘱。他们希望苏佻能向这位亲戚看齐，“哪怕考了一所‘双非’，但通过努力，像他们说的那样去卷，从而实现‘翻身’”。

苏佻是山东青岛人，今年高考考了590分，被省内一所双非院校的会计专业录取。这个分数比她自己预估的低了一些，更没达到父母从始至终期待的630分。

《大考》剧照

因为自觉英语发挥失常，苏佻自己花了一百多块，在手机上报了四六级网课。可她很快发现，父母早在高考前就瞒着她报好了英语网课。不只是英语和大学预修课程，父母还给她报了一个线下考公班，要求她开学后每个周末都去上课，提前为考公铺路。

“我当时特别震惊，完全不能理解。”她说。更让她觉得荒谬的是，家里只有一台老旧的台式机，光打开浏览器就要两三分钟，根本没法支撑计算机类课程的学习，可父母还是执意把课买了。

他们每天催着苏佻学习，还不停转发刷到的短视频给她，标题多是“你以为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了吗”这类内容。时而又发来竞选大学班长、大学团支书的PPT模板。“做什么事都要主动出击，机会一闪就没了，一定要抓住。”母亲总这样发消息给她。

苏佻跟母亲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那些视频苏佻大多没点开，不少消息也被她直接删掉。她也曾反抗过，可父母的回应始终坚决：“你可以不听，但我们必须说，这是做家长的本分。”

一阵熟悉的无力感漫了上来。读小学前，父母就送她去上幼小衔接班；小升初的暑假，同为初中老师的父母在家给她提前讲初中知识；中考结束第三天，她就已经开始预习高中内容；高中的每一个假期，她的补习表都排得满满当当。到了大学，这场“衔接”依然没有断。

不止苏佻一个人，在社交平台上，准大学生们的暑假正变得越来越“卷”。准大一新生陈晓妍也报了衔接课程。在她看来，愿意在假期提前学习的人，大多对自己的升学路径有清晰规划。

在社交平台上，准大学生们的暑假正变得越来越“卷”/《焕羽》剧照

高考结束第三天，她就开始上雅思课，一连上了两周。那两周的学习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每天早上8点开课，一直上到傍晚6点，一周只休一天，只有周日能稍微喘口气。

课程是母亲替她报的。一开始，她和苏佻一样没法接受。“一想到高考完还要上辅导班，整个人都很崩溃。”她试过拒绝。

可在父母的劝说下，她很快就“想通了”，并接纳了这套逻辑。“毕竟我是以保研为目标，也不可能在暑假完全纯玩。”她说，身边已经有朋友在自学高数，她自己也在网上跟着学Python。

“我觉得过好暑假和学习并不矛盾。”陈晓妍表示，“如果现在都不能做到放下手机每天学一会，可想而知上大学不可能全心投入学习或者更糟。”

贩卖焦虑的生意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所谓的“过来人”为准大一新生们分享经验，强调大学前这个暑假的重要性。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有人分享，大学纯靠自觉，“保持接近高中的状态很重要”。在这些叙事里，大学早已不是那个可以松弛探索、自由试错的地方。

“考上大学只是阶段性‘胜利’，又不是人生已经胜利了。”在这类观点里，大学只是新的起点，学生依然要“拼命卷成绩、卷科创、卷竞赛”，而且要“自觉地卷”。

这些声音的背后，是培训机构精心编织的营销网络。早在高考开考前，不少机构就已经在家长朋友圈、各大社交平台精准投放内容。

一些培训机构在朋友圈发布的营销文案

南风窗联系了几家机构，其销售的朋友圈里充斥着相似的话术“高考不是终点，大一规划决定名校高度。”“大学分水岭，藏在这个暑假里。”“大一绩点权重最高，低分垫底，后续再努力也很难冲排名。”

在这套话语体系里，大一成了“黄金起步期”和“新的起跑线”，而“高大衔接”课则成了“锁定评价评优资格”“拉开同龄人差距”的制胜法宝。

重庆一家连锁培训机构推出了涵盖雅思、高数、大学物理、编程的全套衔接课程，为了吸引生源，打出了“原价4980元40小时精品课，准大一新生特惠2980元”的宣传。如果把这些所谓的“必修课”全部报满，从7月中旬到8月底，学生每天早上8点上课、晚上8点下课，一周只能休息一天。

还有机构推出大一全年的“陪跑”服务，承诺安排专属学管老师一对一建群跟进，全程跟踪学生的期中期末成绩、课堂表现乃至小组作业打分。该产品售价接近5000元。

“大一一般都是通识课比较多，我们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提早抢占先机。如果想保研，趁着大家还迷茫的时候，我们把保研需要准备的东西心里门儿清。”机构销售向南风窗推销时说，很多家长本来只报了暑期衔接课，觉得性价比高，“到最后基本都升级成了全年陪跑”。

不同机构的销售话术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祝刚关注过这类现象。在他看来，这一轮兴起的“高大衔接热潮”与过去的暑期补习有着本质区别。

过去的补习，针对的是“已知的、可测量的距离”，即某个知识点没掌握或某科分数不足。而如今的衔接班，针对的却是一种“想象中的、不可测量的距离”，学生还没踏进校门，就已经被告知自己可能在绩点、保研名额、社团履历上落后于人。

他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焦虑对象的前移”。这门生意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正是因为精准抓住了家长和学生对大学未知评价体系的恐慌。“过去的补习解决的是过去的欠账，现在的衔接课贩卖的是对未来的预支性恐慌。”

在这场焦虑营销里，商业机构摒弃了中学补习班常用的分数、排名、错题等话术，转而用一套更大学甚至职场化的词汇包装产品，比如绩点管理、学术履历、保研赛道、四六级“保过”。

“这套语言本身就在向一个尚未跨入校门的学生宣告，大学不是一段可以探索的旅程，而是一场提前开始的竞赛。”祝刚认为，这本质上是一种“教育阶段的时间套利”。

“机构把大学四年才会遭遇的竞争压力，折现到高考后的两个月里售卖。”而学生和家长们为了对冲想象中的未来风险，甘愿为这份所谓的“提前确定性”付费。

衔接需求真实存在，由谁负责？

事实上，高中与大学真正的断层，从来不是知识难度的跳跃。高中阶段，学生身处高度他律的环境，目标单一且明确。进入大学后，评价体系骤然变得多维，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时间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都提出了全新要求。

发展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作“心理延缓偿付期”（psychosocial moratorium），由美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在20世纪中期提出。它指的是，在青少年正式步入成年之前，社会应当给予他们一段相对自由的探索周期。

在这段时间里，年轻人可以放心尝试不同的角色、兴趣和人生方向，即便走了弯路、犯了错，代价也相对更低。而大学，正是这样一个制度化的合法延缓期。

“而‘大一定生死’的叙事，实质上是把这段本该延缓评判的时期，重新塞进了一套持续计分的竞争框架里。”祝刚表示，在这套框架里，学生还未进校门，就已经被要求“不能输在起跑线”。

这会让学习不再指向理解本身，绩点、履历这些可量化、可交换的凭证，会逐渐取代内在兴趣。他说，为了保证赛道上的确定性，学生会更倾向于选择“安全”而非“合适”，转专业、跨学科探索这些本应属于大学核心价值的行为，反而被视为风险。

《焕羽》剧照

祝刚认为，当不确定性被等同于危险，当每一步都被当作决赛，学生一旦遭遇真实的挫折（比如一次考试失利），就会缺少“这只是过程一部分”的认知缓冲，很容易演变为对自我价值的全盘否定，最终透支心理弹性。

放眼国际，针对大学新生的适应难题，不少国家早已建立起应对体系。

据祝刚了解，美国建立了“新生年体验”体系，包括入学导向、新生研讨课、学习共同体、朋辈导师制，全部内嵌在正式培养方案中。日本的“初年次教育”同样强调把衔接作为课程体系的一部分，通过基础学术技能课程和小班研讨完成。

现实中，国内高校并非没有相应的衔接机制。不少大学都设有新生始业教育、学业导师制、朋辈辅导项目，也有心理咨询中心、图书馆与写作中心提供学术支持，还有转专业、跨学科选课的制度通道。

只是，“这类机制的制度化程度、资源投入和社会认知度，还没有强到能够对冲市场化衔接培训的吸引力”。祝刚表示，这些支持资源大多分散在不同部门、以“被动等待学生上门”的方式存在，缺乏商业机构那种主动、精准、持续的“营销触达”。

《以家人之名》剧照

祝刚认为，这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可见度和触达设计的问题。如果高校愿意用商业机构做用户增长的那种严肃程度，去设计这些免费机制的“可发现性”，衔接期的真实需求本可以被更公平、更低成本地满足。

各国经验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承认“衔接存在真实需求”。“差异在于，谁被认为应当为这份需求负责，是作为公共教育机构延伸的大学，还是作为消费品供给方的市场。这个责任主体的差异，决定了衔接资源最终是被制度化地普惠分配，还是被市场化地按支付能力分层供给。”他说。

无尽的赛道

“赢在起跑线上”这句话，苏佻从幼儿园听到现在。在她的记忆里，自己好像从来没有“浪费时间”的权利。

苏佻的父母都是初中数学老师，从农村一路读书考学，在城里买房定居。他们对“读书改变命运”深信不疑，也把这份跨越阶层的执念，全部投射到了女儿身上。

即将就读的会计专业，是父母替她选的。事实上，整个志愿填报过程都由父母主导，她只负责在一旁帮忙查学校和专业代码。

从小到大，苏佻的求学路几乎都在家人的掌控之中。小学时，父母特意申请调到她就读的学校支教，成了她的语文和数学老师；升初中时，父母没跟她商量，直接把她转到了自己任教的中学；到了高中，她的班主任正好是自己的大伯。

初中时，教室走廊装了监控，父母没课的时候，电脑屏幕就停在监控画面上，她的一举一动都在父母的视线里。父母对她的学业极其上心，也格外舍得投入。初三那年，父母一口气买了十本练习册回来。“他们觉得只要花了钱就有用，大几百大几百地往外掏，根本不管我能不能消化得了。”

《星月征途》截图

高一那年，一直紧绷的弦终于断了。她开始频繁请假去医院精神科就诊，靠药物调节情绪。从那以后，父母降低了对她的期待，不再逼她非考“985”“211”不可。可压在她身上的期待仍在。

她形容自己的人生“就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赛道”，“必须一直往前走”。很多时候，她都在“保持领先”的状态里感到疲惫，可她不被允许在跑道上稍作停留，甚至连停下来思考“为什么要跑”的时间都没有。

但年轻的生命，总会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缝隙。这个暑假，苏佻还是挤出时间学吉他、跳舞、做手工，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

她从小就喜欢做手工。高中时，她开始自己做蝴蝶结、徽章等小物件售卖。普通的蝴蝶结挂件做起来很快，定制款则要按照客户的要求搭配颜色、挑选配件。一个定制款蝴蝶结，常常要花她一个多小时打磨，最后也只能卖十块钱。

这份爱好并不被父母认可。“他们总让我暑假好好学习，别整这些没用的。”但苏佻依旧乐在其中。

《以家人之名》剧照

她记得高中有一次作文题，说青少年的成长需要放松、沉淀和属于自己的空间。那时候她就在心里想：“家长不应该一直去干涉我们的成长。因为这条路是我们自己在走。我们应该有独自成长的空间，而不是每一步都抢跑。”

她期待大学生活。“上了大学，我可能会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有更多自主选择权，可以自己安排生活和学习，去探索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她希望能在大学交上志同道合的朋友，进入感兴趣的社团。但她也没法忽视现实的考量：“我会尽量去争取班干部，因为想加综测分，这对以后保研、考公及事业单位比较有帮助。”

有位亲戚和她一样高考发挥失常，但入校后凭着努力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如今进入了政府部门工作。这位亲戚的经历，成了她眼里可供参考的路径。

“在大学里可以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可以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认知，大家也可以成为人脉。”苏佻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祝刚，其余人物为化名）

作者 |黄泽敏

编辑 | 张来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