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第一声”

文/王美芝

《新华日报》华中版关于南京解放的报道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和平解放江南无望。当日18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5军奉命向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及江心的据点江浦、浦口、浦镇进攻。20时，谭震林指挥解放军中突击集团实施渡江作战，千帆竞发，强渡天堑，只用1个多小时就突破当面国民党军江防阵地。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致电毛泽东：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　

南京解放来得太快，大大出乎中共中央的预料。共产党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占领南京的准备，敌人就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慑下慌忙地撤离了南京。

4月21日晨7时，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召开全体官兵大会，7000余名守军起义，要塞的100多门重炮也全部转交给了解放军。国民党军江防重镇洞开，也就是在敌人的长江主体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4月22日上午，南京大校场机场通信联络台和指挥降落的塔台全体人员，在地下党员、电台台长罗贤朴带领下起义，致使机场通信联络中断，敌人无法从此机场乘飞机逃跑。这些投诚起义，像一发发重磅炮弹在敌营爆炸，使其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南京的军事行动。4月22日下午，眼看南京城朝不保夕，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下令撤退，并要求炸掉港口、火车站、机场、重要仓库，企图破坏南京城。李宗仁、何应钦于23日上午分别乘飞机逃出南京，飞往上海。国民党南京守卫部队及宪兵沿京杭公路逃跑。22日撤至南京浦口的国民党军，也于23日往京杭路上奔逃。芜湖及镇江一带的国民党军，亦向同一方向逃窜。

共产党接收南京迫在眉睫。原计划由二野陈赓第4兵团担任接管南京的任务，但此时陈赓第4兵团尚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望江地段，如向芜湖、南京挺进，至少需半个月。总前委委员刘伯承当机立断，让离南京最近的陈（士榘）袁（仲贤）三野第8兵团以两个军接管南京城防。虽然第8兵团于1949年2月才正式组建，但战争形势迫切，这一神圣而光荣的任务就幸运地落在了第8兵团身上。

4月23日黎明，第8兵团104师派人四处寻找船只。下午，他们终于在今三河乡桥北村的江滩芦苇丛中找到一只载重6吨的木船及船主童达兴。童达兴往返大江南北6趟，运送了一个连的部队安全过江，使104师、103师等部队与南京地下党组织及时接上关系，派来“京电”号小火轮接运渡江部队。

在人民解放军向南京疾进时，南京人民也在急切地等候着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为了维持南京的治安，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和具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军退役军官马青苑，联合南京各界代表迅速组织了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23日下午6时致电毛泽东：

毛主席勋鉴：

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京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

南京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同叩梗酉

毛泽东复电，对此予以高度肯定与嘉奖。

在马青苑、吴贻芳等人的带领下，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立即行动起来，制订维持治安方案。鉴于之前有警察在制止抢劫案时被歹徒杀害的事情，决定将尚留南京的现有警力集中起来，采取穿便衣的方式维持治安，保护城区重点目标及重点建筑，制止抢劫。马青苑还以全权代表身份渡江，与人民解放军接头。

在南京的通衢要道上，一队队举着“临时治安维持会”旗帜的治安维持会成员来回巡逻，墙上、电线杆上贴出了马青苑、吴贻芳署名的安民告示。与此同时，分布在南京各处的地下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也积极行动着，策动军警起义，组织船只迎接大军渡江，成立护厂队、护校队等，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城区内在电信局、国府后街、汉中路、三牌楼等地发生的抢劫案等，均及时得到制止。国民党特务欲放火焚烧司法行政部，亦被及时扑救，使南京避免了一场大火灾。

4月24日晨6时，正在焦急等待新华社关于南京的电讯而不得的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提笔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新华社北平24日6时电，对国民党党政军从南京逃离的情况和南京人民自动组织治安维持会进行了报道。

24日出版的汉口《大刚报》也对此刊登外电，报道《南京已成真空地带 马青援（苑）吴贻芳出面维持秩序》：南京维持和平促进会主席马青援（苑）将军本日已与共军方面就和平进入南京一事有所接触。据此一曾任国军师长之六十岁老将谈称：共军究于何时入城，尚不得而知，预料维持和平促进会之代表数人将于本日午后前往浦口与共军商讨进入南京事宜。此刻该会正在拟定方案，望共军及暂时之治安组织能够平抑城内多处之骚动与抢劫情事。马氏于接见记者时，对国军撤离南京后之一切颇表忧虑。

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马青苑、吴贻芳等人参加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工作。　　　

1949年4月，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别墅读报

《大刚报》记者最早发出专电：“天亮了，大街小巷的情景也变了”　

《大刚报》记者用了400多个字，将22日晚到23日晨6时浦口战斗的激烈、南京市内国民党南京政府准备逃离的慌乱勾勒了出来：“二十二日晚浦口前线冲杀猛烈，石头城依仗的一条长江，到二十二日午夜已面临最后关头”；“李代总统官邸，二十二日晚冷冷清清”；“接近李代总统的人物，二十二日已有几个先行离京”；“二十三日晨光曦微中，南京大街上走着急急忙忙的人”；“天亮了，大街小巷的情景也变了，站岗的警察不见了，满街都见制服成群慌慌忙忙经中山东路往中山门跑去”；“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及总统府门前的警卫已撤退，大街两旁家家关门闭户，人行道上站着许多老百姓，无事可做，只有用两眼望着那些匆匆忙忙的行人”，“明故宫机场挤满着要走的人”。该消息于23日晨8时电发汉口大刚报报社总馆，24日出版的《大刚报》在一版醒目地刊登了出来，并载明“本报南京二十三日上午八时专电”。

这条电讯是汉口《大刚报》驻南京特派记者钱文源发出的，是最早报道国民党军政人员从南京撤退、南京兵不血刃解放的独家新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23日下午4时才宣布：“南京目前已成真空地带，政府军警宪已分头撤离，唯共军则并未进城。”24日出版的《大刚报》，也是最早报道南京解放的报纸。

4月23日中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35军接上级立即渡江的命令。午夜，他们渡江成功，进入南京，将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记者投硬币决定谁先发稿　

1949年4月23日天刚破晓，美联社记者西默·托平被南京北面的炮声和爆炸声惊醒。他开着吉普车接上为法新社工作的年轻中国籍记者比尔·关，朝长江边爆炸声传来的下关码头疾驶，沿途看到了国民党军败退的一幕。傍晚6时许，托平和比尔在开罗饭店见到了马青苑。他对记者说，他已通过无线电与共产党联系过，表明南京不会抵抗，随时准备投降。

24日凌晨3点20分，两位记者驱车前往南京西北方向，在中山路突然听到一声喝令：“停下！”两旁的灌木丛中跳出两名端着枪的士兵。当他们发现托平是美国人时说：“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俩接着被战士带到了解放军指挥员面前，被问了几个问题。托平看到士兵们穿着黄褐色的棉衣，背着背包，全副武装，汗珠顺着脸往下淌。托平心里想，这是进城维持秩序的先头部队。指挥员要求托平和比尔返回市区。

凌晨4时左右，两位记者驱车来到电报局。因为电报局只有一条通信线路，两人就以掷硬币的方式决定谁先发稿。结果，比尔赢了。他向法新社巴黎总部发出仅有3个词的快电：Reds take Nanking（解放军占领南京）。随后，托平发了66字的新闻消息稿。而此时，南京到上海的电信线路中断了。法新社总部收到比尔的快电后，以为比尔发来的只是一个标题，没有当作快电处理，而是一直在等待详细报道。而托平的消息，通过美联社发稿系统第一个传遍了全世界。令人扼腕的是，比尔的详讯直到早晨南京对外电信联络恢复后才发出。这次耽搁，使比尔与第一个向世界报道南京解放的外国通讯社记者之誉失之交臂，而第二个发出电讯的托平，则幸运地获得了此殊荣。

托平的消息当天即被译成了中文《共军进入南京城水电恢复商店仍未开门》，以“合众社南京二十四日”电头，增加到166个字，刊登在4月25日《申报》头版上，连同刊登的还有以“联合社南京二十四日”电头发的人物特写《马青苑其人》。

托平写道：“共军业于二十四日上午二时三十分进入南京，于拂晓时已有共军一万人占领首都。陈毅部下约五十万人以上，于□□（两字看不清楚）开始渡江。城内秩序已恢复，共军巡视街道，制止再有紊乱及抢劫情事。维持委员会正与中共联络官员讨论市政府及其他机构移交之详细计划。水电已恢复，邮电照常办公，各学校仍继续上课，商店仍未开启，小菜场已在营业。”

对于解放军进入南京城的时间，一切记载均为“二十三日午夜”，只有托平的新闻报道详写了时间“二十四日上午二时三十分”。

1949年9月25日，托平离开南京回到美国。1971年6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华访问的美国新闻界人士，其中就有时任《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的托平及其夫人。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统治的结束

南京广播电台首播“南京解放了”　

三野第8兵团是在形势紧急情况下临时受命接防南京的，因此新华社记者没能紧跟部队进入南京，致使南京解放的新闻消息新华社没有及时发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平急盼消息而不可得。

1949年4月23日，为了解核实当时南京城的真实情况，中共中央指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用广播呼叫方式，同南京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联络：“请南京广播电台注意：明天早晨8点半以后，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用640千周向你们呼叫，请你们用9730千周和我们联络。”而此时，国民党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人员大部潜逃台湾，只有几个人在南京留守，坚持播音。从4月24日7时30分开始，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留守人员易帜，将电台更名为南京广播电台，呼号XGOA变成了XGOB，并每隔15分钟播报一次：“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

4月24日上午，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齐越和梅益按约定时间准时来到播音室。由梅益主持，齐越负责通话：“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请南京广播电台注意，我向你呼叫，请你回话。”南京广播电台传来了传音科科长蔡骧的声音：“我是南京广播电台，我来回话。”齐越说：“我奉本台领导的指示跟你通话，现在你报告一下南京的情况。”

当时蔡骧不了解南京的具体情况，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南京方面的消息也了解不足，于是双方约定，11点进行第二次通话。

蔡骧急忙找到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同时兼任上海《新闻报》摄影记者的王介生，王介生转请《大刚报》驻南京特派记者钱文源，希望钱文源以新闻稿支持易帜后的南京广播电台。钱文源就此跟汉口《大刚报》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王淮冰通电话，王淮冰爽快地对钱说：“给他！”钱文源在“二十三日上午八时专电”上又补充了几句最新见闻：“南京市面平静，新街口至下关一带，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解放军。手里拿着‘欢迎解放军’旗子的学生和老百姓围着他们谈话。”钱文源把专电给了蔡骧。蔡骧按照钱文源给的新闻消息向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作了报告。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由此得到消息后播出，比新华社发出的电讯早4个小时。南京广播电台也将南京解放的新闻播出：“这里是南京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南京在真空了不到24小时以后，今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南京这座被国民党政府统治了22年的古城，获得了新生，南京解放了！”

由于王介生后来去了台湾，钱文源、蔡骧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三个人为相互保护和自我保护，没有事先联系却心照不宣地一直把南京解放的消息播报出去这一史实埋在心底，半个多世纪中没有透露任何痕迹。1999年，当年代表新政权介入南京新闻业的“第一见证人”——三野第8兵团的李扬与原《大刚报》特派记者钱文源，才先后将这一秘密公布于世。　　　

报社印发“南京解放”号外　

凡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报社一般都会用“号外”“捷报”之类作第一时间的报道宣传。南京解放这样的重磅新闻，更是会有报纸出版“号外”。

现在发现存世的实物，如《新华日报》华中版、《辽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等，无一例外地都于4月24日印发了“号外”。《新华日报》华中版还标明印刷时间为“四月二十四日夜”，刊登的只有“新华社南京二十四日十五时电”一条电讯，报道“国民党二十二年反革命中心南京，已于二十三日午夜为人民解放军解放”。《辽北新报》的“号外”刊登了3条有关解放南京的新闻，依次是“新华社南京二十四日十五点电”“新华社南京二十四日十点电”“新华社北平二十四日六点电”。《哈尔滨日报》的“号外”刊登了2条，依次是“新华社南京二十四日十时电”“新华社南京二十四日十五时电”。

24日，新华社共发出3条有关南京的新闻电讯，只有“十五时电”写明：南京“已于二十三日午夜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因此笔者认为，报道南京解放的“号外”印刷时间最早是24日15时后，不可能在此前。而“号外”“捷报”一般都是赠送、散发、张贴的，很少有售卖的。版面一般都是16开或8开，且喜欢用红色油墨印刷以体现内心的喜悦，从经济成本或阅读方便讲，也都不可能用4开大纸印刷。

有一幅为大众所熟悉的毛泽东坐在椅子上看报的照片，报上赫然清晰地用黑体大字印着“南京解放”4个字，于是有人撰文，也有人写回忆文章说，这是毛泽东于23日在香山双清别墅凉亭，看人民日报社出版的南京解放“号外”。笔者认为这纯属推测。毛泽东看的是一张报纸，并不是“号外”，看报时间也不是23日，而应该是25日。我们仔细看毛泽东的这张照片，其手中拿的是对开大报，由中缝折叠后再看左边内容，而非“号外”的排版形式和版面大小。

2019年，国防大学科研部编研室原研究员周炳钦撰文认为：“可以认定：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凉亭中所看的报纸为《进步日报》，而不是《人民日报》号外，或其他报纸的单页捷报、号外。”笔者赞同这一观点，照片上所展示的正是天津《进步日报》的第二版。《人民日报》报道南京解放，新华社24日发出的一组3条新闻电讯，刊登在1949年4月25日出版的报纸上，版面编排也与毛泽东正在阅读的报纸大相径庭。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人民日报》，也没有发现人民日报社出版过南京解放的“号外”。　　

1949年5月，李廉（前排左一）与新华日报资料室同志合影

南京解放，《解放新闻》率先出版　

南京解放，率先出版的不是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新华日报》，而是《解放新闻》，该报由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创办。

地下党员李廉，于1947年2月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利用国立政治大学迁南京的机会转回南京。此后，党组织又指示他设法进入已迁南京的中央日报社工作，利用记者身份搜集情报，由地下党情报部门领导。1948年12月，地下党将他转交中共南京市委文委领导，指示他准备一旦南京解放，利用中央日报社的机器设备，出版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府做着逃往台湾的准备，中央日报社也一方面安排职工迁台，一方面遣散不准备带到台湾的职工，一方面留下部分员工，继续出版报纸。李廉拒绝了报社让他赴台的安排，继续留在南京中央日报社编辑出版报纸，继续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而此时，中央日报社留在南京的采编人员接近空虚，却要照常出报，李廉便利用自己采访部主任的身份，趁机招入多名进步学生，将组织派来的共产党员魏文华安排在编辑部。这样，两位中共党员，一个是采访部主任、一个是编辑部骨干，一个在白天掌握报社、一个在夜晚掌握情况，无论白天或晚上，均能及时获得信息，保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可以万无一失。1949年二三月间，李廉在中央日报社成立了员工维持会，意为“维持到解放军进城”，将中央日报社置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掌握之中。

1949年4月22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开始弃城溃逃，23日南京解放。从山东和豫皖苏南下的两支新闻队伍，3月在合肥郊外会师，编入了金陵支队，此时正随同第二野战军兼程南下，赶往南京。4月24日下午，石西民接到中央指示，前往南京主持办报，当晚启程赶往南京。刚解放的南京城，不能没有党报传播党的政策，中共南京市地下市委紧急启动办报程序，准备出版机关报。

4月24日，李廉向留在南京出报的中央日报社员工传达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指示，以“解放新闻社”名义接管中央日报社。24日，李廉找到了率先进入南京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宗卓，告诉他，他们正在筹办一份人民的报纸，具体工作由原地下党同志负责，报名定为《解放新闻》，得到了刘宗卓热情的肯定。4月25日，李廉又拜访了三野第8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李扬。李扬说，愿意每天为《解放新闻》发一份新华总社电讯稿以及分社发的稿。当天，李廉就拿到了新华总社发的3篇社论：《庆祝南京解放》《向南京人民进言》《抗议英舰暴行》。还有两篇时评和若干新闻稿件。李廉则自己挥动毛笔，写了“解放新闻”4字报头。

4月26日晨，利用原中央日报社办公地和印刷厂编辑出版的《解放新闻》，与南京市民见面。报头套红印刷，日刊，铅印，对开两版。第一期，模仿重庆《新华日报》的版面格式，报头左面是时事漫画，是吕西安（柯明）画的《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弟兄们》，右边是《人民解放军城市纪律八大守则》，报纸正文头版头条刊登了解放社24日新华讯，即新华社社论《庆祝南京解放》，紧接着刊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对全国人民约法八章》《除战犯及罪魁等外守法官员不加逮捕优良人才准予分别录用散兵游勇赶快投诚报到》，把党的政策告知南京广大民众，安定了民心，安定了南京市的社会秩序，敦促滞留南京的国民党散兵放下武器投诚。第二版，刊登了南京各界欢庆南京解放和群众欢迎解放军的新闻报道。

4月27日上午，南京市军管会代表石西民来到设在中央日报社大楼的《解放新闻》编辑部，告诉负责人李廉：中央决定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南京市军管会决定原中央日报社的所有资财归新华日报社管理和使用。军管会决定，《解放新闻》办到4月29日，所有编辑人员与解放区来的同志会合，创办南京《新华日报》。

《解放新闻》为南京解放后出版的第一张党报，是党报在南京发出的“第一声”。4月29日出版第四号后，《解放新闻》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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