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87期：“党史六对”永放光芒（随笔）

“党史六对”永放光芒（随笔）

山东/ 孙延宜

2026年是建党105周年，百余年党史中有6次著名的“重要对谈”佳话，今称为“党史六对”，即荷树对、洞前对、枣园对、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6月25日至8月13日，《大众日报》“理论周刊”特别策划、推出了“重温‘党史六对’”系列文章，我逐一拜读之，获益匪浅。兹将“党史六对”简述如下，以飨读者。

“荷树对”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与红军战士在井冈山黄洋界荷树下的一次经典对谈。

1927年，国内革命局势骤变，大革命惨遭失败，中国革命陷入历史低潮。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遵照会议部署，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带领起义部队到达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崭新革命道路。1928年深冬的黄洋界挑粮小路上，毛泽东与随行战士在山路旁的一棵荷树下驻足歇脚，远眺层峦叠嶂、绵延不绝的井冈山川。毛泽东向身边战士发问：“你们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哪里呀？”战士们纷纷踊跃作答，有的说能望见江西全境，有的说还可远眺湖南大地。听闻战士们的回答，毛泽东顺势延展话题，意味深长地说道：“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短短数语，字字千钧，饱含着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天下的远见卓识与战略格局。

“洞前对”指的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时任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展开的一场关于“领导者责任”的对谈佳话，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早期经典阐释。
1929年10月，毛泽东随邓子恢率领的闽西特委机关来到苏家坡村。当时毛泽东身患疟疾，他一边养病，一边代表红四军前委指导闽西特委，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40多天。其间，毛泽东住在苏家坡村“树槐堂”后厅左侧的小阁楼里，屋旁有一个天然岩洞，叫圳背岩洞，毛泽东经常到此休息、阅读。在工作闲暇或晚饭后，毛泽东与邓子恢经常到山上和村边小溪畔漫步，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有一天傍晚，他们探讨的问题是怎样当好一个群众运动的领导。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是什么？”邓子恢虽长期投身闽西地区的群众斗争实践，但并没有从理论上深入思考这个问题。邓子恢沉吟片刻，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接着说：“依我看，领导者不应有什么特殊性，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当群众的‘传达员’。当好传达员也不容易，必须把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地反映到党和政权机关里去，然后加以总结、分析，作出相应的决定，并将决定传达到群众中贯彻执行。”后来，当地人民把毛泽东与邓子恢在苏家坡村圳背岩洞前的这次对谈称为“洞前对”。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形象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逐渐形成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枣园对”是陈云与毛泽东思想碰撞的理论结晶。

1943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因疲劳过度患了心脏病，毛泽东将他由杨家岭迁至自己的住地枣园休养了近一年时间。在这期间，陈云先后三次就“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向毛泽东求教，一场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对谈就此展开。 第一次发问时，陈云回顾以往的革命经历，坦言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泽东却摇头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人之所以犯错误，往往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决策，导致主观与客观相脱离。他还语重心长地要陈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陈云带着更深的思索再次请教，毛泽东依旧坚持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并以“张国焘经验并不少”为例说明。第三次对谈，毛泽东仍然强调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过去之所以犯错误，不是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

循着毛泽东的指引，陈云悉心研读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到延安时期撰写的著作和起草的文件、电报，研究其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他最终发现，这些著作贯穿着一个共同的基本思想——实事求是。他逐渐领悟到，“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的深刻含义在于：错误的根源不在于经验多寡或知识深浅，而在于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是否相符。思想方法一旦出了偏差，就会在“实事”面前“求”不到“是”，误把局部当成全面、把表象当成本质；反过来，只有思想方法对头，才能从实际出发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才不容易犯错误。经过艰苦的思考和探索，陈云终于为自己多年的困惑找到了答案，深刻领悟了实事求是的真谛，并在后续工作中不断以此检验自己、指导实践。

对于实事求是，毛泽东曾经有过经典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创造性阐发，为全党提供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框架。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 晚年，陈云创新性地概括出了关于实事求是的“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进一步阐发为可操作的思想工作方法。关于“十五字诀”的哲学内涵，陈云本人亦有过精辟概括：“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甲申对”并非一次现场谈话，而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利、革命事业即将迎来新的局面的重大历史关口，毛泽东在推动全党开展整风学习的过程中，与郭沫若就《甲申三百年祭》进行的书信交流。 1944年11月，毛泽东从延安亲笔致信身处重庆的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视角，聚焦于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的政权更迭。那一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克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但大顺政权进驻北京后，原来的起义高层滋生严重骄傲情绪，自上而下放弃自我约束，政权很快民心尽失，短短四十余天便被迫退出北京，后节节溃败，最终覆灭。自此，甲申之变成为知识分子反思政权兴衰的经典史料，但以往反思大多停留在王朝更替的表层叙事，直至1944年郭沫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才赋予其全新的革命内涵。

1944年，在中国革命面临关键节点的同时，党面临多重风险隐患：第一，部分党员干部滋生“革命到头”的松懈思想，出现居功自傲、贪图安逸的苗头；第二，国民党的舆论将明朝灭亡归咎于农民起义，影射中国共产党为“流寇乱党”，试图消解共产党的群众根基；第三，延安整风进入深化阶段，全党亟须依托历史史料开展作风教育，从历史兴亡中统一思想、锤炼党性。在此背景下，1944年3月，郭沫若两万余字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引起重大反响。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第一时间捕捉到文章的重大教育意义。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运动总结的《学习和时局》报告时明确提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

“窑洞对”是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其核心要义，是回答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避免人亡政息，确保长期执政的问题。

1945年7月，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黄炎培纵观千年历史，慨然道出历代政权盛极而衰、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循环困局，深刻发问中国共产党如何破除历史桎梏、实现长久发展。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坦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历史上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周期性现象。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探索的重大历史和现实课题。面对这一穿透历史、关乎未来的“窑洞之问”，毛泽东同志立足党的初心使命与人民立场，给出了振聋发聩的答案，即以人民民主破除历史困局，以人民监督筑牢长期执政的根基，为百年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指明了方向。

“赶考对”发生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历史关头。短短数语，既有胜利在望的从容自信，更有居安思危的政治清醒；既是对李自成历史教训的深刻警醒，也是对党能否经受执政考验的时代叩问。

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取得胜利。胜利在望之际，党中央并没有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而是保持着高度的历史清醒。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真正艰巨的任务在于巩固政权、建设国家、赢得人民长期支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革命转向建设，毛泽东在本次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西柏坡到北平，路程不过数百公里，却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历史性转变。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之际，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党史六对”可谓我党历史上最神圣的佳话 ，深深地镌刻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史册，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披荆斩棘的奋斗智慧，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思想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迫切需要我们从“党史六对”中汲取思想的智慧啊！

作者简介：孙延宜，山东省滕州市人。1980年于滕州一中高中毕业后考入空军一机校，1982年秋军校毕业后，分配至兰空航空兵部队工作，历任师直修理厂军械师，航空兵团定检中队军械分队长、政治指导员，飞行大队政治教导员等职，空军中校军衔，2001年选择自主择业的安置方式转业。喜欢文字，坚持读写，在军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数百篇。《乡村精短文学》专栏作者。《大众日报》特约评报员。《咬文嚼字》杂志荣誉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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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主编：伍美顺，笔名村庄，山叶子。广西桂林全州人，中共党员，桂林市作家协会会员，华夏精短文学学会会员；《家乡》杂志社签约作家；当代作家联盟签约作家；中国寓言文研会闪小说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乡村人才库认证作家；萧乡文学社作家。已先后在《大鹏湾》、《西江文艺》、《南叶》、《江门文艺》、《打工族》、《打工文学·采贝》、《侨乡文艺》、《嘉应文学》、《三月三》、《文学百花苑》、《家乡》杂志、《花桥》杂志、《天湖》杂志、《幽默讽刺.精短小说》、《广西党建》、《广西人大》、《桂林公安》、《乡镇论坛》、《珠江潮》、《长城》、《萧乡文学》、《乌苏里江》等杂志和《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宝安日报》、《广西日报》、《广西文艺报》、《广西政法报》、《桂林日报》、《桂林晚报》、《桂林卫生报》、《广西电力报》、《玉环日报》、《当代信息报》、《全州报》、《河南科技报》、《桂江风》报、《吴地文化、闪小说》、新西兰《澳洲讯报》等杂志和报刊以及网络平台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数百余篇。有短篇小说入选作家文库《落花满径》（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书和短篇小说精选当代作家联盟《飞鸟的天空》(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书；小小说收录《精品小小说》（漓江出版社）一书。现系“乡村精短文学”网络平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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