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渡劫”

上周刚说了要努力恢复10点发文，结果这周还是太晚，是因为时间另有用途，干什么呢？看书。

自2021年基本日更开始，小镇已经写了800多万字了，如果只是写一个在目前自媒体领域属于前10%的内容，太容易了，比如昨天谈，4500字也不过70分钟，论质量还算可以，也有启发。

但要想把持续分享坚持至少20年甚至50年，必须面对大家认知审美不断提升的挑战，固步自封就是死路一条，唯一出路就是加强学习，不能仅仅保持对当下变化的观察和思考，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力。

借力的最佳方式就是看书，因为人文社科和理工科类似，一个人能够想到的点子或者课题，前人极大概率已经研究过了，今人要做的就是学习、吸收，然后把自己感悟提炼的理论与当下实践相结合。

今天的文章，就是今晚看书的收获。

昨天谈到了毛主席这一代彻底改造了中国的生产关系，为改革开放后生产力爆发提供了基础，这就是毛主席说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

不要指望生产力发展就一定会推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看看现在的美国就知道了，美国生产力的提升，有没有打破资本主义阶级剥削呢？当然，也因为美国没能打破，阶级剥削变得更加严重，甚至出现了向封建乃至奴隶社会形态的倒退，也导致美国生产力的提升被卡住了。

当前叙事严重低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伟大社会重塑，这场重塑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成功摆脱政权交替时期恶性通胀危机的典范案例，注意是成功摆脱而不是勉强维系。

一个国家不会因为政权更迭，就立刻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会因为新中国成立而立刻消失，更不会因为新币取代旧币而得以解决，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事实上，政权的更迭往往会加剧危机。因为一方面要投入巨大资源维持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运转，还要顶住内外部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包括黄金、物质资源等真实财富严重受损的客观现实，国民党跑到台湾的时候，可是把国库里面的黄金外汇都带走了，对生产设备的损害也极为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只能靠继续增发货币来勉强维持，可真实财富有限、货币增发无限，必然导致恶性通胀更加严峻，虽然因为更强的思想觉悟和纪律约束，极大缓解了贪腐和运转效率低下等问题，可以一定程度降低通胀问题，但这不过是扬汤止沸，还是要想办法根本解决。

这时就面临两个路径的抉择：

一是与掌握真实财富资源的群体妥协，借助他们的力量勉强渡过危机，这是大多数政权更迭国家的普遍做法，比如印度“非暴力不合作”；

二是财富洗牌，想办法提高真实财富尤其刚需民生物资的生产供应，恢复农村、稳定城市、吸纳超发货币，最终建立真正币值稳定的新主权货币。

毛主席等第一代领导人选择了第二条路，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全球除了中国以外所有国家，没有一个完成了彻底的洗牌，更没能解决恶性通胀问题。当今世界主权货币数额比较大的，比如日元、韩币、印尼卢比等等，都是曾经出现一次以上恶性通胀。

而恶性通胀，是发展制造业等实业的天敌，也只有金融这种虚拟数字游戏能够获得超越恶性通胀的收益，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即将崩溃的时候，上海股市反而屡创新高。

道理很简单，但要做很难，因为要彻底洗牌，就必须面对一大批与旧关系高度捆绑的利益群体，而如果顺延旧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得红利。

比如总有人喊着向美国投降，本质就是想获得旧体系的红利，美国确实可以给一些，但只够让一小部分人过得很好，而如果选择独立自主，这一小部分人就会面临巨大的损失，就会跳出来指责、抨击，在短期内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度加剧。回顾2018年，尤为典型。

过去70多年，中国领导人面临过很多这种非常重大的历史性抉择。最终选择用温铁军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去依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尤其农民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

但注意，不能仅仅片面强调农民的贡献，实际工人等群体的奉献也非常大，比如在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工业产品的价格要低于国际一般价格，这就是国家把工业的剩余价值尽最大限度攫取，用于支持国家的发展。

不多展开了，小镇谈上述《去依附》，是想把这个概念进一步升级到理解人类文明发展层级，人类文明发展也是一个去依附的过程。

这就是马克思总结的“人类社会三形态”，这一论述源自《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成型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本意是阐述货币产生及其本质基础上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如何被物的形式所掩盖，为了将资本主义社会与过去社会形态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比较，才提出了“三形态”理论，始终围绕人与人的关系展开。

第一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也就是一些人拥有直接支配另一些人的权力，是人与人之间固定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具体形式是多样的。

第二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摆脱了固定的统治和服从关系，看起来独立了，但这不过是错觉，社会权力转变为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这就是物的依赖。

举个例子，时间就是政治，谁有权控制时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权力。

比如现在经常关注的加班、996等等，本质就是时间的掌控，理论上人是自由的，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离开任何岗位，但只要人是物质的，这种自由就是扯淡。

有几个人喜欢被老板PUA压榨呢？有几个人不渴望获得闲暇满足生活需求？有几个人不渴望建立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但没办法啊，时间就那些，需要赚取维持生活、满足需求的金钱，就只能被迫接受自己的时间被掌控，这就是物的依赖。

第三形态：摆脱对人和物依赖，在共同占有和掌握生产资料基础上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共产主义。

好了，理论说到这一步就够了，再深就制造理解门槛了，没有必要。接下来，小镇就要基于上述理论谈谈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带来一些启发。

马克思提出“三形态”，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为现实世界太复杂了，如果不能高度提炼，就会陷入无限的枝节，反而无法抓住本质。

当马克思根据人与人的关系，提炼为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就可以把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群体进行横切归类，比如农场主、工厂主、宗教领袖等等，这些人掌握时间和社会财富分配权，就被归为一类；被掌控、被困在物的依赖上的群体，无论种族、性别、年龄、收入、生活、受教育水平等等有何差异，都是另一类人。

由此，就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了，社会财富、时间富集的链条就被显现出来了，这个链条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由此提炼出来了阶级矛盾。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政治口号“亲不亲，阶级分”，核心是判断人与人的亲疏关系，不应看血缘、地域或者私人情谊，而要看阶级立场是否一致。

小镇为什么说中国当前正在渡劫？

注意，这并非说中国现在难了、危机了，不是这样的，按照道教术语，人通过修炼获得特殊能力，比如飞天遁地、长生不老等等，这是一个违背天理的过程，上天会降下劫难，只有渡过这些劫难才能继续修炼。

渡劫是典型的危与机并存，是发展到相当高水平之后才能面对的馈赠。

中国已经站在人类文明的最高点，远远高于欧美等一切国家，这一点可能会有读者质疑，提出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但注意，小镇说的是文明最高点，要站在文明的高度，如果把技术和财富等外皮扒掉，一夜之间所有的工业革命以后的科技产物全部消失，全面退回到古代社会，那么中国、美国、欧洲乃至任何国家，谁能够最大限度维持文明形态？这才是文明的高度。

看看美西方的科幻小说，会产生极为强烈的错愕感，动辄是什么银河帝国、纵横宇宙，可内在逻辑还不如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大幅倒退到了封建时代甚至奴隶时代、原始时代，这不过是黑猩猩捡起一把枪罢了。

由马克思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出发，咱们顺一下中国和西方的文明发展脉络，最具标志性的是宗教和血统两大依赖关系，当然也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固定的统治和服从关系。

需要先说明一点，把宗教单独摘出来只是为了方便理解，实际宗教或神不是独立的依附源，而是依附关系的在人类头脑中形成的倒影，这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出的“颠倒的世界”。

宗教等意识形态是“颠倒的世界意识”，掩盖了现实世界的苦难和不合理性，将人的本质异化投射到虚幻的彼岸，而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就是要通过实践和批判，把这个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更直白点，在人限于各种依赖关系，人身不得自由，必须依附于领主、土地、雇佣关系等等时，必然产生无力感，就催生出神这个幻觉，所以宗教本身是现实依附关系的投射，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比如奴隶、封建社会，宗教更多是血统的附属，所以全球宗教普遍会强调投胎转世或者死后进入另一个世界享福。

随着血统论的衰退，宗教有了新的变化，而这种新变化，仍然是来自现实的无力。比如目前在很多国家，宗教已经代行了基层治理的职能，给被物的依赖束缚的人提供一个温暖的港湾，而不单单是真的信教。

比如一个人到了美国，人生地不熟，认识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入当地教会，不用关心教义如何，也可以不信耶稣，只要是正规宗教而非邪教，就一定会有每周聚会，认识很多当地人，自己和家人都能交到朋友，甚至还能解决工作问题。

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政府无法渗透到社会最基层，大量社会治理的空白需要民间组织来填补，宗教恰恰是最高效的，在欧洲中世纪，替不识字贵族治理领地的也是教会。加入一个教会，无论什么宗教，最起码这个教会一定会教自家孩子识字，否则如何传教呢？日常遇到生活的困难，也能找到教会寻求帮助。

正因此，不具备基层组织能力的佛教，在全球都在快速萎缩。

收回来。

咱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作为人类唯一几千年没有文明断裂、始终自发生长的原生文明，虽然有各种波折，但基本保持前进，早早完成了对宗教和血统依赖的去依附，这是非常艰巨而困难的，而且过时不候。

小镇之前写过文章，说。

一个大帝国必须面临的边疆治理问题，在古代低下的交通和信息传输速度下，如何保持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尽可能克服贪腐等人性阴暗面，需要打磨一套非常高级、超越技术发展水平的治理体系。比如独立监察链、儒法双重约束、行政标准化、分权制衡、定期轮岗、亲属回避等等。

西方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由于国土面积比较小，没必要打磨一套如此超越的治理体系，就算短暂形成了庞大的帝国，本质仍然是小范围核心治理，广袤国土根本没有被纳入有效治理，长期停留在分封的封建时代，根本没有进入中国秦代就形成的郡县制中央集权时代。

等工业革命爆发，解决了交通和通信问题，更高的技术让原本极为困难的社会治理变得简单了，有了简单办法，怎么可能再去琢磨复杂的办法，当然就缺课了，技术可以不断升级，但社会治理的课一旦缺了，没有机会补的，因为社会治理和人的认知，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慢慢形成。

那么中国是怎么去依附的呢？

颛顼绝地天通、文王演周易，人开始取代天，获得对天意的解释权，这就实现了人类精神的自主；此后周公制定周礼，实质是明确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石的宗法等级秩序，把权力继承从神意固化为血缘伦理，以礼制替代神意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最终依据，实现了从敬天到保民明德的转换。

这轮演进持续上千年，并非一瞬间完成人的精神独立，而是从垄断神权，到把解释权归人，再到人来制定制度，慢慢脱离了原始社会的天命框架。

真正实现哲学层面的突破，彻底摆脱对宗教和神的依赖，从神本向人本过渡，要到春秋战国时代了。

之后也多有反复和挑战，比如宋代儒家就面临佛教的巨大冲击，因为儒家对神鬼存而不论，没有涉及死后世界，而人面对死亡的恐惧，总想找一个依靠，所以佛教大兴，也逼着宋代的儒家学者必须升级自己的理论体系，最终在吸收佛道思想基础上，催生了理学，典型人物是‌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

时至今日，就说美国，摆脱宗教依赖了吗？

宗教依赖之后是血统依赖。

这个相信读者就很熟悉了，不多费文字了，点几句话就够了：

商鞅变法确立军功制，人人都可以出人头地，广纳六国人才，一扫天下建立大一统王朝，在秦一百多年去血统的普遍教育下，才有了秦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此后历代王朝因为主客观原因，一直在摆脱血统的依赖，经历了魏晋门阀氏族、上品无寒士，再到科举考试经唐宋两代最终大成，伴随知识和生产力的普及，中国人已经摆脱了血统依赖。

当然还是有继承等，但这仅仅是个体层面，社会整体上已经不存在系统性的血统传承。现在的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等等，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怎么还会有所谓的政治家族？

中国经过几千年文明发展，终于历史性的站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点，基本摆脱了对宗教、血统等固定统治关系的依赖。

而得益于几千年来形成的“家国一体”“天下为公”的传统思想，在中国历经百年国耻，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社会彻底改造，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接近共产主义的原生社会。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就是为新中国量身定做的，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也只有中国才能发扬共产主义。

无论宗教还是血统，都是对社会的竖切，就会掩盖剥削本质，中国用几千年文明发展基本弥合了竖切带来的割裂，虽然还有种族、宗教、家族等差异，但有非常普遍的基本共识，接下来就可以集中力量解决阶级的横切问题。

而全球其他国家还远得很，这跟经济技术发展阶段是两码事，甚至因为技术过于发达，反而阻碍文明本质的提升。

也正因此，小镇才会说中国正在渡劫，关键就是未来几十年，如果能够突破，极大克服物的依赖，也就是实现分配改革、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等等，那么中国就往马克思的第三社会形态迈进了关键一步。

迈出这一步就像新中国成立之初，依附是有红利的，相当多的人因为物的依赖、因为西方秩序获得了巨大利益，现在要进行改革调整，必然会利益受损，短期内肯定会导致社会的摩擦加剧。

而迈向更加先进的文明，是文明的熵减，是以人力对抗熵增的“天理”，也会面临很多人性的挑战。毕竟太难了，总有人想要退缩，也会有人因为现实的困难而不理解，比如这些年所谓嫡庶神教开始抬头，又比如强调平权的女权被寄生夺体，这都是劫难的体现。

但这一关必须过，还是毛主席说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只有完成生产关系的改变，才能支撑更大规模的生产力提升。

当前，小镇觉得，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冲击下，如果中国都不能扛过去，其他国家更难，美国尤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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