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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莱德时间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
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朱颖遇难,另有数十人受伤,使馆馆舍严重损毁,许杏虎31岁,朱颖27岁。
此后,美方一直用“误炸”解释这场袭击,到了2007年,中国外交部在公开记者会上再次谈到这件事,明确表示所谓“误炸”的说法站不住脚,中方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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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写许杏虎和朱颖,不能只从这个凌晨开始,如果只写他们怎样遇难,很容易把两个有血有肉的年轻人写成纪念碑上的名字。
真正值得往下看的,是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贝尔格莱德,又为什么在炮火已经落下来的时候,还守在新闻现场。
后来还曾赴南斯拉夫进修塞尔维亚语,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战地记者不是听见炮声以后,拿上相机就能干的,语言能不能听懂,环境熟不熟,消息能不能判断,采访对象说的话靠不靠谱,这些能力都不是到了现场再临时学。
许杏虎后来能在复杂环境里迅速工作起来,前面这些年看似平淡的积累,其实都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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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自己的专业,也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她为《中华读书报》设计的形象广告,获得1994年全国报纸优秀广告评选优秀奖;为《书摘》设计的形象广告在1995年的评选中获奖;她参与设计的公益广告《一滴水》《一棵树》,又获得1996年全国报纸广告比赛三等奖。
她会设计、会做版面,在单位有自己的岗位和专业能力,后来去了南联盟,她也没有只是照顾丈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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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朱颖随许杏虎赴南联盟工作,到了贝尔格莱德以后,朱颖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开车、传稿、购物、加油,都是她在帮着处理,1999年北约开始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后,考虑到安全问题,报社一度考虑安排朱颖回国,她选择留下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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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进入空袭阶段后,他的采访节奏更紧,哪里遭到轰炸,他就尽量往哪里赶。
新闻要的是事实,事实往往就在现场,从1999年4月5日起,《光明日报》连续刊登许杏虎、朱颖参与完成的战地日记《亲历炮火》,后来统计,这组战地日记共有43篇,三万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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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才知道他们当时的工作量有多密,三万多字、43篇战地日记、近百篇报道,背后不是坐在安全地方整理资料,而是在警报、断电、通信困难和空袭环境里一篇篇送回国内。
在我看来,这才是“战地记者”四个字真正沉的地方,人们后来知道他们,是因为那场使馆被炸事件;可在1999年5月8日以前,他们已经用几十天的工作告诉读者,贝尔格莱德正在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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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子发回去了,人却回不来了,5月7日早上,他还是一个在前线交稿的记者,不到一天之后,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遇难者名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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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颖也一样,她原本学美术,做广告设计,作品获过奖,后来跟丈夫去了异国,战争开始以后,她开车、拍照、传稿,跟着跑现场。
她原本希望回国以后拥有自己的孩子,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愿望,也随着1999年5月8日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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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有关部门批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为革命烈士,16日,中国记协授予三位烈士“人民的好记者”荣誉称号,12月,南联盟方面又宣布向三位遇难的中国记者授予“南斯拉夫之星”荣誉勋章。
我觉得,人们真正记住许杏虎和朱颖,不只是因为他们死在了一场震动全国的事件里,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生命停下以前,他们确实做过一些值得留下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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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历史记住了他们的牺牲,而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连同他们牺牲以前的人生一起记住——他们怎样学习,怎样工作,怎样在危险里把看到的事情写下来,因为只有这样,许杏虎和朱颖才不只是纪念碑上的两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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