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当多边主义的理想照进现实的利益博弈，联合国正陷入一种耐人寻味的矛盾怪圈。一边是急需资金续命的窘迫处境，一边是难以挣脱的旧时代权力枷锁，一场财政危机，撕开了全球治理体系深藏多年的病灶。
近日，联合国财务部门发出预警，现有账户资金仅能够支撑机构运转至8月底，现金流告急，管理层焦虑万分。主管财务的官员主动对接多国代表团，反复游说大国履行出资义务，字里行间呼吁中国扛起大国责任，按时缴纳分摊会费，缓解燃眉之急。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眼下拖欠联合国各类款项最多的国家正是美国。常规预算、维和摊款、国际法庭费用叠加，累计欠费已经达到约46亿美元，远超联合国全年常规预算总额。面对这笔巨额欠款，联合国方面的催缴却显得小心翼翼、束手束脚，不敢拿出强硬姿态持续施压。
鲜明的反差就此出现：按时足额履约缴费的国家，被反复敦促再多担当；长期大额欠费的国家，反而拥有博弈的主动权。
按照会费分摊比例，美国名义分摊占比22%，中国为20%。但由于美国持续拖欠款项，中国已经成为事实上向联合国输送资金最主要的国家之一，正如傅聪大使直言，美国迟迟不缴费，中国实质上已经成为联合国第一缴费方。
源源不断的资金输入，并没有换来对等的话语权。在诸多国际热点议题的表决与处置当中，联合国不少决议时常被西方的立场裹挟，美国的外交偏好深刻影响着议程走向。美方想要制裁的对象，相关议案极易被推动；美方想要搁置的议题，往往就陷入漫长的停滞。
反观中国面向世界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收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却在联合国的推进落地过程中，屡屡遭遇西方国家设置的重重阻力，落地步履维艰 。
这里就诞生了一组尖锐的矛盾：当联合国需要资金维持运转，便搬出“大国义务”的道义话术，期待中国慷慨兜底；当中国希望依托这一多边平台，输出和平发展方案、参与规则塑造的时候，“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便甚嚣尘上，被西方拿来作为限制我方影响力的借口。
出钱的人没有对等的话语权，手握话语权的人却不愿出钱履约，这就是当下联合国最尴尬的现状。
追根溯源，这套失衡的格局，根植于七十多年前二战结束之后搭建的旧框架。安理会的席位、议事规则诞生于彼时的世界格局，七十余年沧海桑田，全球经济版图、发展中国家体量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权力结构，却迟迟没有完成适配时代的革新 。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经济体量不断增长，但是在联合国关键岗位、重大决策环节，能够发出的声音依旧微弱。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承担了巨额的经费投入，持续输送维和力量，贡献全球公共产品，却依然难以获得与自身贡献相匹配的代表性。
当然，认清困局不等于否定联合国的价值。中国始终是多边主义坚定的拥护者，是联合国体系坚定的支持者，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从不推诿，该缴纳的会费按时落实，主动投身维和行动、助力全球减贫发展。
但包容不等于一味迁就，支持不等于甘愿充当“冤大头”。大国担当，应当建立在权责对等的基础之上。一个健康、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不能陷入“要钱找中国，办事看美国”的畸形循环。
如果联合国想要走出当下的财政与信任双重危机，就必须直面最核心的命题：推动深层次改革。让贡献和话语权相互匹配，让公理超越强权，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公平发声的渠道。
财政的缺口短期可以依靠大国垫付缓解，制度的缺口却无法用金钱填平。唯有规则与时俱进，权责归于平衡，这个承载着人类和平理想的国际平台，才能真正走出困局，赢得全世界发自内心的尊重。
责编：陈铭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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