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这一年，志愿军已经经历了连续几场大规模战役，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朝鲜战场慢慢进入阵地对峙阶段。
以前是大兵团穿插、包围、追击，接下来要面对的，却是阵地怎么守、坑道怎么挖、部队怎么轮换、粮食弹药怎么送到前沿，说白了，仗还是那场仗，打法已经开始变了。
站在这个指挥体系核心位置上的，是彭德怀，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入朝作战。
刚进入朝鲜时，志愿军面临的条件并不宽裕，对方拥有较强的空中力量和机械化运输能力，志愿军的后勤线又长，运输经常受到空袭影响。
这种条件下，敢打只是一个方面，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停，往往更难判断。
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以后，部队已经相当疲劳，后勤补充也面临压力，彭德怀根据战场情况，下令停止继续向南追击，转入休整、巩固阵地。
这个决定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胜仗刚打完，敌人在往南退，顺着打下去，看起来似乎更痛快。
可彭德怀看到的是另一面，部队已经连续作战，人员消耗不小，供应没有完全跟上，对方又可能利用后撤诱使志愿军深入。
在我看来，这恰恰能看出彭德怀带兵的一个特点，指挥员不能只盯着眼前赢了多少，还得想下一步会不会把部队带进危险里，越是在占优势的时候，越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把脚收回来。
到了1951年，这种思路还在继续变化，朝鲜战场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过去那种一口吃掉大股敌军的机会越来越少。
志愿军开始研究新的办法，把目标放得更实际，盯住对方相对薄弱的部位，一块一块地打，后来人们熟悉的“零敲牛皮糖”，就是在这样的战场环境里形成的。
1951年，陈赓和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回国汇报，当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研究朝鲜战场为什么难以打出过去那样的大规模歼灭战。
此后，针对美军所谓“磁性战术”，志愿军逐渐形成了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的办法。
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战争经验从来不是拿来照搬的，以前打赢过，不代表下一场照着原来的办法再来一遍还能赢，战场条件换了，对手的装备和作战方法换了，自己的打法也得跟着变。
1952年，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陈赓开始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952年6月，正在朝鲜前线的陈赓接到命令回北京，接下来的任务已经不是继续站在前线指挥作战，而是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后来，这所学校有了一个很多人熟悉的名字——“哈军工”。
这个变化，我觉得很值得琢磨，一个刚从朝鲜战场下来的高级指挥员，转身去办军事工程学院，看起来跨度很大，其实背后的逻辑并不难理解。
朝鲜战场已经把一个问题摆得很清楚，现代战争不光拼士兵勇气，也拼工程技术、武器装备、通信、后勤和专业人才。
仗打到这个阶段，培养懂技术、懂装备的人，已经不是学校里关起门来的事情，而是从战场里逼出来的需求。
他随部队首批入朝，在前几次战役中已经承担了重要指挥工作，1951年1月底，为应对第四次战役，志愿军还组建了几个前线指挥所，其中就有由邓华负责的指挥机构，让他带着指挥所靠近前沿组织作战。
到了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邓华又作为志愿军方面代表参加谈判，这时候的他，已经不只是坐在地图前研究怎么打仗。
在我看来，这类经历很考验一个指挥员，只会冲锋的人未必适合主持全局，真正到了高层指挥位置，看的已经不是某一块阵地得失，而是整个战场下一步会往哪里走。
1952年6月陈赓回国后，邓华开始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志愿军工作，后来，他和其他志愿军领导人一起组织指挥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上甘岭战役以及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
可两位前线主要指挥员陆续离开以后，真正接过担子主持志愿军工作的，就是这个看起来话不多的人。
陈赓站在那里时，正在参与研究面对新型战争条件该怎样调整打法。
邓华站在那里时，还是彭德怀的重要助手，可一年多以后，他已经需要站到整个志愿军指挥体系的前面。
从彭德怀，到陈赓，再到邓华，三个人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可摆在他们面前的题目其实一样——战争条件已经变了，志愿军接下来该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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