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国歌震华夏，短暂一生寄家国 ——人民音乐家聂耳

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可谓星光灿烂，一代又一代的歌星让歌迷们为之疯狂，但是有一个名字最不该忘记，他不是歌者，但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民族记忆之中。他只活了短短二十三岁，却谱写出唤醒一个民族的激昂旋律。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

1912年2月14日，聂耳在云南昆明出生，那时候他叫聂守信。他们家本来开着一家小药铺，日子过得还算过得去。可惜好景不长，聂耳才四岁，父亲就生63病去世了，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塌了。
家庭重担全落在了母亲彭寂宽一个人的肩上。为母则刚，为了养活四个孩子，她硬是靠自己摸索自学医术，给人看病抓药，咬着牙把孩子们拉扯大。母亲那种吃苦耐劳、坚韧又乐观的脾气，也从小就深深印在了聂耳的心里，对他影响特别大。
聂耳从小便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云南那居聚居着很多少数民族，街头巷尾到处是各种民歌、花灯小调等。而聂耳最爱站在街边听民间艺人演奏，山歌、洞经音乐、滇剧唱腔等等，他耳朵特别灵敏，听一遍曲调便能牢牢记住，身边的朋友们给看他这么厉害，便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耳朵”，后来他索性改名“聂耳”。

喜欢音乐自然离不开乐器，但家境贫寒的聂耳根本买不起昂贵乐器，这个并没有难倒他，他借来竹笛，自学吹奏，拿到一把旧胡琴，反复摸索练习。读书之余，积极参与学生文艺演出，吹笛子、拉小提琴，渐渐在校园小有名气。
中学时期，聂耳接触到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创造月刊》《奔流》《东方杂志》等。大量新书刊打开了聂耳的眼界。但是当时动荡的时局，让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不再只埋头读书，也不再沉浸于乐曲本身，他开始观察底层百姓遭受的苦难和压迫，并且开始思考，音乐究竟能为苦难的国家做些什么。

对镜练习吉他的聂耳
1927年，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他才15岁，此时国民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随着北伐顺利推进，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各地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这时聂耳由进步同学郭辉南引荐，结识了时任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
在李国柱引导下，聂耳参加秘密读书会，研读马列进步书刊，同时参与地下爱国宣传活动。1928年，经李国柱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位16岁的少年，从此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4月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迅速笼罩昆明。云南军阀当局紧随“清党”浪潮，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与进步青年。全城气氛压抑，爱国青年处处受到监视。随着聂耳持续参与地下革命宣传，他的活动逐渐引起反动特务的留意，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人身处境非常凶险。

右一为聂耳
1930年，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刚满18岁的聂耳背井离乡，一路辗转来到了繁华的上海滩。可残酷的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大上海虽然灯红酒绿，但作为底层人在这里生存却异常艰难。他先是去了一家叫“云丰申庄”的商号当小伙计，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拿到的薪水却少得可怜，连吃饱饭都成问题。
但是如此艰难的生活，也没能浇灭他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他硬是从牙缝里抠出几个铜板，舍不得吃穿，全拿去买了二手小提琴和乐谱。只要有时间，他就抱着琴苦练，硬是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死死守住了自己的音乐梦。他也是个才十几岁的少年，能有这样的毅力，真的是让人十分钦佩！
当时的上海，是全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在这里聂耳算是彻底开了眼界，认识了很多搞进步文艺的热血青年。

在练习舞蹈的聂耳
在上海期间，他也彻底明白过来：光当个只会写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音乐爱好者是行不通的，音乐得接地气，得敢于直面老百姓的苦难，得把底层民众的魂魄给唤醒。
1931年，他顺利考进了联华影业公司，算是正式端上了电影圈的饭碗。虽然干的只是场记、音乐助理这些打杂的活儿，但他一边努力赚钱糊口，一边见缝插针地系统钻研作曲和乐理，算是把谋生和追梦给完美兼顾了。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无情地轰击着上海滩，无数老百姓在战火中无家可归。亲眼看到这些惨状，聂耳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暗暗下定决心：自己的音乐绝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必须为劳苦大众发声，为这个救亡图存的时代呐喊！
带着这个信念，他一路北上来到古都北平。在那儿，他不仅积极奔走，参与当地的左翼文艺活动，还特意跑去寻访民间艺人，到处收集北方民歌，为日后的创作积攒素材。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了上海，正式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家联盟，从此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扑在了革命文艺的创作上。

1933年，21岁的聂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音乐不但是他的爱好，更是他战斗的武器。他给自己定下创作方向：写工人、写农民、写苦难之中挣扎求生的底层普通人，用歌声鼓舞大众奋起反抗。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聂耳迎来创作爆发期，一首首经典乐曲接连问世。
1933年，他为电影《母性之光》谱写插曲《开矿歌》，这是中国最早描写工人斗争的歌曲之一，把煤矿工人艰苦劳作、不甘压迫的呐喊融进旋律。1934年，《大路歌》《开路先锋》相继诞生。沉重、雄浑的曲调，模仿着筑路工人拖拽铁硪时发力的节奏，唱出底层劳动者负重前行的力量。同年，《卖报歌》问世，活泼轻快的旋律，刻画了小报童天真又心酸的形象，至今仍在大江南北传唱，可谓真正的妇孺皆知。

除了写那些接地气的群众歌曲，聂耳在纯乐器演奏曲的创作上，也同样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比如1934年他写的那首《金蛇狂舞》，其实就是根据传统的民间小调改编的。这曲子一响，锣鼓声铿锵有力，节奏欢快又热烈，透着一股浓浓的喜庆味儿。直到今天，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办晚会，这依然是民乐界最抢手的经典保留曲目。
而另一首《翠湖春晓》，则是他把对老家昆明山水的深深思念揉进了音符里。这首曲子悠扬又婉转，画面感极强，唯美如画，让人听了陶醉不已。

1935年，左翼影片《风云儿女》筹备拍摄。影片讲述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深陷迷茫的知识分子辛白华，摆脱安逸的书斋生活，毅然奔赴前线投身抗日救亡斗争。
剧本由田汉执笔，他在故事梗概末尾写下长诗《万里长城》，最后一节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歌词写完不久，1935年2月，田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歌词原稿被临时誊抄在烟盒衬纸上，纸张被茶水浸湿，字迹模糊，孙师毅、夏衍等人辨认整理之后，大家寻找作曲家谱曲，聂耳听闻后主动找到夏衍请缨：“作曲交给我！”
看着字字铿锵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聂耳顿时热血沸腾，他满怀激情地完成了初稿。此时特务已经盯上聂耳，党组织安排他紧急离开上海避难，远赴日本。在东京期间，他废寝忘食反复打磨、他要的不是温柔婉转的小调，而是呐喊、是冲锋、是民族绝境之中绝不屈服的怒吼。他修改完善曲谱后，最终把定稿乐谱寄回了国内。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上海首映，《义勇军进行曲》随影片唱响全国。街头、工厂、校园，无数国人高唱这首歌，投身救亡运动。激昂的旋律，成为全民族抗战最响亮的号角。

令人悲痛的是，这首传世名作定稿仅仅两个月，悲剧骤然降临。也许是天妒英才，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被巨浪卷入海中，溺水遇难，他的生命定格在了23岁。

噩耗传回国内，文艺界、爱国人士无不悲痛万分。谁能想到，一位前途无量又如此年轻的天才音乐家，怀揣着满腔救国理想，还没有亲眼看见民族抗争胜利，甚至没来得及享受一下人世间的美好，就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二十三岁，很多人的一生才刚刚起步，可他已经燃尽了自己的全部光热。

他来人世短短23载，没享受过什么安稳又衣食无忧的生活，在音乐这条路上也没走多少年，但却硬生生地留下了四十多首经典作品。
他写的歌，跟以前那些文人墨客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调调完全不一样。他的音乐是深深扎在泥土里、扎在老百姓的苦日子中的。他写煤矿工人，写街头卖报的小孩，写那些受苦的穷苦人，更写国家在危难之时，老百姓那股子绝不低头的倔脾气。
在那个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年代，大家都看不到希望、前途渺茫，不知道路在何方，是聂耳的歌声，让无数快要绝望的中国人看到了一束光，像打了一针强心剂，让大家重新找回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义勇军进行曲》瞬间响彻全国各个抗日前线。有多少战士唱着它斗志昂扬奔赴战场？有多少青年唱着它心潮澎湃告别家乡？又有多少爱国志士在歌声之中前赴后继，为国捐躯？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也是聂耳留给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力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过广泛征集讨论，《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82年，正式定为国歌。每当这首激昂的旋律响起，瞬间让人充满力量，此刻，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会涌起强烈的家国情怀。
现在，战火硝烟早已散尽，我们的国家正值太平盛世，但《义勇军进行曲》不但依旧每天在天安门广场奏响，还会回荡在校园、赛场、重大仪式的每一个庄严时刻。激昂的旋律时刻提醒我们，今日和平来之不易，我们不但要珍惜今天的安稳生活，更要保持顽强不屈、奋勇抗争的精神。

同时要永远铭记这位热血青年，这位天才音乐家！是他，以音乐为武器，把满腔热血化作激昂的音符，用一曲曲振奋人心的歌曲，让苦难中的人们振奋起来，是他，用音乐呐喊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心声。
如今，斯人已去，但他留下的旋律穿越百年时光，至今依旧铿锵嘹亮，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