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终战诏书》戾气很重，埋下军国主义祸根

1945年8月15日正午， 日本裕仁天皇通过NHK电台，向他的“尔等臣民”广播他亲自录音的《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

日本实行天皇制，裕仁天皇的“玉音放送”，相当于向所有侵略东亚国家和参与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兵，发布投降命令。

但对日本天皇来说，让他承认战败实在是太难了。

且看当时的背景：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5年8月，日本海上运输线几乎被切断，侵华日军缺油、缺粮、缺弹药，日本本土工业遭战略轰炸，军工产能断崖下跌，无力长期供养海外庞大军队。

日本关东军大部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剩下临时征召的新兵，战斗力严重下滑，防御漏洞百出。

中国军队在滇西、缅北反攻胜利；湘西会战日军最后一场攻势彻底失败，日军进攻能力宣告枯竭。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反攻，日伪军只能困守孤立据点。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小男孩”原子弹，约1.5万吨TNT当量，当场及当年死亡14万人。

8月8日，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

8月9日，美国向日本长崎投放“胖子”原子弹，约2.1万吨TNT当量，当年死亡约7.4万人。同一天，百万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大举攻入中国东北，剿杀日本关东军。

8月10日，外蒙古与苏联组成联军对日作战。

由此可见，随着中国战场反攻节节胜利，日军早已深陷泥潭。美英从多个方向发起对日打击，苏联出兵东北击溃关东军。加之美国投放原子弹，重创日本本土。多重重压之下，日本无力继续顽抗，只能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但日本天皇不服气，8月14日他签署的《终战诏书》中没有一点认输、战败、投降的意思，反而处处是被迫无奈之举、保护“皇民”之举、收拾时局之举。

《大东亚战争之终结诏书》原文如下：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前者，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

日本裕仁天皇

这份日本天皇《诏书》不是以战败者身份认输，而是以主动决策者的姿态，“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法理层面只是告知国民接受《波茨坦公告》，用间接方式传达停战结果。这份对内文书刻意回避战败定性，埋下日后“终战史观”，也就是战争不是打输了，只是停止了战争。

令人义愤填膺的是，《诏书》推卸战争起因，美化开战动机，拒绝承认侵略。诏书提出：日本当初向英美开战，目的只是谋求本国生存、东亚安定，侵占别国领土“非朕之本志”。日本天皇完全回避14年侵华战争事实，没有一字对中国、亚洲受害国道歉、反省侵略罪行。却将侵略战争包装成自保之举，从根源上不愿承认战争罪责。

诏书还大肆称赞日军将士英勇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众庶克己奉公。言外之意是日本军队没有打输，将士并无过错；战败不是军人战斗力不行，而是外部局势使然。这是非常典型不服战败的心理表达。

日本天皇把“停战”的直接原因归于两点：一是“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美英苏外部力量介入东亚战局；二是“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通篇不承认中国军民长期持久抗战消耗日本国力，更不认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根据地的英勇作战。

在日本人看来，日本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迫于国际大局、新式武器的威胁，才忍痛停战，属于一种无奈妥协，而非战败屈服。

基于此，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日本中央政府代表向中美英苏等同盟国递交投降书，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代表所有战胜国接受投降。

9月9日，侵华日军单独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投降。台湾地区由陈仪接受第十方面军投降。

总结：《终战诏书》本质是一份停战告知书，不是认罪降书。它回避战败定性、美化开战理由、肯定日军功绩、将停战归咎外部压力，完整体现出当时日本高层在心理上并不服气战败的心态。

这种回避罪责、不服战败的叙事，误导了国民历史认知，为战后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否认侵略事实，军国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埋下长久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