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郭德纲被举报事件的三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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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燕志华

郭德纲不久前在武汉的周年演出中，在舞台上即兴改编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进行了正式立案调查。

由于郭德纲是较有影响的相声演员，调查事件引发了较大关注。有的网民认为属于“小题大做”，有的认为郭德纲近年来“飘了”，经此事件吸取教训，未必不是好事。

娱乐领域的事情，其实反倒常常引发严肃的思考。我对这个事件有三个看法。

一、郭德纲要感谢姜昆的“托举”之功

回看郭德纲的成名过程，是一个草根借助网络时代而平步青云的故事。是一段中国民间人物的成长史。

今天网民热捧“草台三杰”，其实郭德纲和德云社是更早的“草台班子”。

“草台三杰”指的是机车制造者张雪、《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带领中国青少年足球拿到世界冠军的董路。他们三人都是草根出身，没有名校和资本加持，而是凭着专业热情和持续努力，最终在各自赛道取得巨大成功。

“草台班子”完美验证一个现象，也即很多个体和群体得以走红，其成名的标签，一开始是对手出于污名之需而给出的。但是由于这个标签已经传播出名，或者深合自己的本质特征，反倒被前者顺势“拿来主义”，当作自己行走江湖的招摇旗帜，反倒越加出名。“草台班子”就是如此，它一开始是解构主义话语，是将名人拉下马的一种戏谑之词，告诉人们不要过于仰视那些高大上的人物，他们的创业出身未必如传记写得那么惊艳，更多是“土法上马”，不过后来成功罢了。再后来，那些草根创业者就被冠以“草台班子”称号，指其起点低微，土法炼钢，但是到今天，网民已经大方借用这个词来用在自己的身上了，赋予了它积极的意义了，那就是“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网民未用“草根三杰”而用“草台三杰”，并且也被官媒认可并使用了，背后是一种实用哲学，是一个积极的群众心理学。它的含义是，既然草台班子能成，为何我不能组建个草台班子？世界这么潦草，何妨多我一个潦草者？

但是“草台三杰”出世的更大背景，也是我认为的本质根源，在于今天网民群体对于传统名人的不满，由此寻找草根成功者做自己的群体代言人。这种群体行为本身，依然是符合网络舆情的逻辑的。

去年到今年以来，多位传统名人已经被质疑、被“推翻”，如年轻一代的蒋方舟、贾浅浅，上一代的如冯小刚等。而这个“弑神”的网络行动仍在进行中。放在今天宏大的时代社会背景中来看，这个网民群体的行动，是网络舆情的一部分，它不值得鼓励，但也无力阻挡，它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而且还将持续。正如我在前文提醒的，当年的微博名人是风险最大的一群人。

我们由此考察郭德纲的出现，会发现最大的德云社其实是网络。

德云社最初名为“北京相声大会”，由郭德纲等人于1995年在北京创立。当时中国相声正处于低谷期，受小品和多样化娱乐方式冲击，传统相声濒临式微。郭德纲坚持在茶馆、戏楼等场所演出，并整理了600多段濒临失传的曲艺节目。

一方面，郭德纲摸索到了一个正确的市场方向，另一方面，1995年正是中国刚刚接入国际互联网的第二年，整个国家和社会正处于借助网络弯道超越、即将快速开启伟大征程的躁动期。很多个体也在蓄势着，蠢蠢欲动，跃跃欲试。郭德纲和德云社，堪称恰逢其时，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都具备了。

但是更大的“人和”因素，是“姜昆们”送来的机遇。从网络舆情的原理看，一个草根个体的腾飞，往往需要借势，而那些体制内的、掌握一定权力的老名人往往成为踏板。如果没有姜昆的衬托、没有二者的冲突，郭德纲不会如此之快地火速走红。就是说，郭德纲的走红，更多的因素在于，传统名人如“姜昆们”等在网络舆情的时代，成为网民的抗争对象，由此为草根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上升的天梯、一个巨大的人生演出舞台。郭德纲接到了这个泼天的时代流量。

网民经由网络，数十年来已经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名人。这个制造名人的原理，和传统的央视等舞台的焦点关注的原理不同。前者往往是权力认证的结果，而后者是经由网民海选并且众力推到网络舞台上的。

这方面的名人在郭德纲之外，还有后面的刀郎、司马南、张雪峰等。

二、压力最大的不是郭德纲，而是文旅部门

但是郭德纲、司马南、张雪峰等网络名人，深陷一个人生困境。进退两难，进退维谷。

这个困境是由他们赖以出名的网络原理决定的。

一方面， 从网络舆情原理来说，网民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抗争性。他们将你看做群体代言人，并且将你捧红，网络名人就要以消解、解构、戏谑、讽刺、冒犯、“擦边”等方式获得轰动效果，但是这恰恰可能冒犯传统秩序 ；

另一方面，传统秩序强大而稳定，一旦触及红线和底线，必将遭到秩序的强烈反弹，乃至反制。这里的传统秩序除了公序良俗、世道人心，还包括各种规章制度、法制法规，以及各种日常行为规范和一些意识形态的“雷区”。

这意味着，流量法则和官方秩序常常是有冲突的，而这种冲突的交织点和火山口，正是上述网络名人。

网络名人的困境，在此暴露无遗。一方面，需要以网络话语取悦网民，获得流量；另一方面，网络治理严防死守，严密关注热点动态。一旦言行僭越，随即就遭遇“雷击”。他们被众多网民热烈关注，也被一些举报者密切监督。

从这个角度说，郭德纲触雷，是迟早的事，这是由他和德云社的流量逻辑早就决定了的。再看其他类似网络名人，不时被约谈、时而擦枪走火；既想上热搜，又怕上热搜，已成常态。

再从现实看，很多人仅仅看到了郭德纲和德云社的巨大压力，因为正逢其周年巡回演出，据说还有环球演出计划，经此事件，是否增加变数，都在未知。此前德云社已经有过停业整顿的经历。

但是我所看到的，反倒是演出所在地的文旅部门压力最大。

近年来，随着网络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愈加浓厚，涉及意识形态的热点争议呈现多发态势，一些投诉和举报也出现了。但是对于相关主管部门来说，各种投诉和举报，如同烫手的山芋，接也不是，不接更不是。

你作为主管部门，网民向你投诉相关风险事件，接受投诉进行处理是你的职责，如果不接受投诉或者立案，网民会反过来投诉你。但是一旦接下，问题反而更大。一些投诉常常类于捕风捉影，是在观念中“抓特务”，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观念来甄别敌人和坏人，甚至有夹带私心，公报私仇。但是更多的时候，囿于投诉者的认知水平和教育水平，一些被投诉事件不过是一种社会争议现象，乃至文化争鸣现象，是健康社会的复杂生活的折射而已，但是在投诉者眼中，事件强烈地冲击了自己的道德良知和政治观念，必须要投诉，甚至认为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爱国主义情感促使他们必须要行动起来等。

主管部门一旦接受投诉，就要拿出认真调查姿态，因为网民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在考核你的履职行为，为此你需要成立调查组、拿出人力物力，进行严肃调查。但是很多事件在折腾得人困马乏之后，不过证明是子虚乌有，查无此事。这个证伪的过程，社会隐形成本巨大，但是网民认为是值得的，毫不顾及代价几何。

就以郭德纲被举报这个事件来说，虽然此次算是查有实据，比如改编歌词没有事先报备等，但是如何进一步通报、如何处理，轻重如何，就颇费思量。既要有法可依，又要满足举报者诉求；既要依法办理，又要结合舆论审判和舆情审判的结果，进行权衡处理。接受了举报，往往就是接下了一个大型的乱码文件包。

三、娱乐是当下社会的刚需

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反倒凸显了娱乐是刚需的现实。娱乐不是治理工具，然而客观上它起到了辅助治理的作用。

但是一个冲突性的现实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娱乐是刚需，但是另一方面，娱乐领域也是乱象迭出，由此各种投诉举报层出不穷。

就以此前的脱口秀来说，在国内异军突起，深受网民喜爱。但是由于脱口秀常常带有讽刺和冒犯性，甚至冒犯性就是脱口秀的一种本质特征，在有限的剧场内的冒犯言辞和场景，在观众哈哈一笑之后，组织者往往期待大家一笑置之了。但是由于组织者对于网络围观场景的风险意识不够，一些段子和冒犯言辞一旦出圈，就会产生风险溢出效应，就会被举报、被解读，可能演化为严重的事件。脱口秀在国内遭遇挫折，本身对于网民生活来说，也算是一种损失。

再以相声来说，本来大家听听德云社的相声，在笑声中接触生活烦恼，不失为一种生活乐趣，但是经由此事之后，或许郭德纲和德云社需要认真反思，甚至可能要整顿。

百姓工作之外的娱乐生活，常常是由电影、电视剧、相声、脱口秀、抖音等方面构成。人们所追求的，常常不过是开怀一笑，然后消除压力，生活继续。虽说娱乐的尽头，也常常是政治，但是对于普通百姓和网民来说，相信他们有足够的辨识力，将娱乐和生活、和政治进行隔离，尤其在今天中西意识形态对峙博弈的时代，网民本已经提高了警惕。在这个刚需面前，如何处理一些投诉举报，反倒对于相关部门是个考验。

作者简介：

燕志华 博士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具体参阅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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