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丨邱立本
我最近看《给阿嫲的情书》，发现那些在异乡为劳工写家书的“代笔”，其实是我童年在香港上学途中常见的风景。他们将别人思念的感情化为自己精炼的文字，就是一种独特的技艺，也是香港五六十年代街头的场景，如今成为时代的绝响。
我从一年级开始，每天上学的路程，就是从深水埗家里的长沙湾道181号，走路到石峡尾巴域街旁边的圣多马小学，十几分钟的旅程，沿着南昌街走，好几个街口，都看到那些当时俗称“写信佬”的摊子，一位大叔摆上一张简易的桌子，就为前来的顾客写信。光顾的大部分是女性，都是不识字的底层妇女。她们坐在写信老的对面，大多愁眉苦脸，絮絮地诉说她们和信的另一头的牵挂。
那些写信佬大部分都是用毛笔，笔走龙蛇，边听边写。我背着书包，总是喜欢在旁边偷偷的看，也偷偷的听，往往会被那位写信佬赶走，但也有一些不在乎，他们似乎对一位小学生的好奇心有一种容忍度。我在那边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地听到那些家事的纠结，看那位大叔字斟句酌地写，字体苍劲有力，仿佛一位文字的魔法师，搭建一道感情的桥梁，让我对文字的力量有一种现场感的体会。
结果这种对文字的崇拜，变成对我的惩罚。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语文课要写周记，我突然神来之笔，写自己的父亲就是在南昌街的写信佬，为很多的文盲写家书回广东的乡下，也为她们解读家乡来的信。但周记还没交上去，就被母亲检查作业时发现，她勃然大怒，说我乱写，会让学校老师误会父亲真的是街头的写信佬，她拿起家里的鸡毛扫，就抽到我的屁股和大腿，我痛得哇哇的叫，满屋子跑。后来祖母（广东人叫阿嫲）过来劝阻，叫我“斟茶认错”，改写周记，才平息这场风波。
这几年我和姐妹谈起这场风波，她们都笑我想象力太丰富才闯祸，惹母亲生气。我父亲是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毕业，但二战后来到香港，学历不被香港殖民政府承认，只能在一些私立的商科学校任教，薪水微薄，要到处兼课。从母亲的眼里看来，写信佬是一个更低的职业，我这样写父亲，会让学校老师误会。
那次我被母亲打了一顿之后，并没有减少我对写信佬的好奇心，反而让我更细心观察这行业，发现他们还是藏龙卧虎，写的信不仅是写给广东乡下，也写给东南亚和西方国家，因而信封都要写上英文。他们放下毛笔，拿起钢笔，写起了英文地址，也会和顾客解释那些国家在那些地方。摊子的桌子上，还摆满了各式字典和年鉴，给人很专业的感觉。
我被母亲打了一顿的“事件”，后来也传到父亲的耳朵，有一次他带我在南昌街散步时，还和我解释写信佬这行业有不少高手，大多读过私塾（广东人称卜卜斋），会背唐诗宋词和经史子集，有些还读过教会学校，中英文兼佳，所以他们为陌生人写起家书来，可以倚马万言，文采斐然。但在五六十年代，香港失业严重，不少人才就流落街头成为写信佬，父亲说职业无分贵贱，让我对自己的“乱写”不再有罪恶感。
因而看《给阿嫲的情书》，看那位在泰国唐人街的写信佬写的家书句子，都是字字珠玑：“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彷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其实就是借别人家书的杯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这些代书“潜意识”展现的“代入感”，将一位文盲的强烈的牵挂，化为自己澎湃的文字，成为中华文化史上奇特的一页。
我从一部电影想起了童年往事--那些被母亲鞭打的痛感，变成了追忆一个时代消逝的伤感；也难忘街头的文字魔法师，疗愈了一个时代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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