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和李鸿章在11国代表的注视下，签下了《辛丑条约》。
条约除了4.5亿两白银的赔款和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款外，还藏着一条不太起眼但意味深长的内容，在条约的第二款中，明确要求清政府为五名已经被处死的官员平反昭雪。
这五个人，就是后来被称作“庚子被祸五大臣”的许景澄、袁昶、立山、联元和徐用仪。
事情得从1900年说起。那一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蔓延，团民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到处攻打教堂、杀害教士和外侨。
端郡王载漪等一批宗室亲贵极力主张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对付洋人，慈禧太后也在犹豫中逐渐倒向了主战一派。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朝廷连续召开了多次御前会议，商议如何应对列强的压力。
许景澄当时担任吏部左侍郎，这个人不简单，他早年进士出身，后来长期驻外，先后做过驻德、法、荷、比、俄、奥等国的公使，对国际局势的了解远超朝中那些闭目塞听的大臣。
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这五个人在御前会议上明确表态，反对利用义和团向列强开战。
许景澄甚至拉住光绪帝的衣服痛哭，说如果贸然开战，必定招致亡国之祸。袁昶和许景澄连着上了三道奏章，反复陈述利害，但全都石沉大海。
主战派的怒火很快烧到了这五个人头上。1900年7月27日，许景澄和袁昶被以“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的罪名下狱。第二天，两人在菜市口被处斩。
半个月后的8月11日，徐用仪、立山、联元三人也被押到菜市口同日处死。五天之后，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
慈禧给这五个人定的罪名各不相同，但说白了都是“莫须有”。徐用仪被杀的理由是“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办理洋务贻患甚深”。立山被杀的罪名是和义和团有牵连。
联元则因为在御前会议上说了一句“使臣不可杀”，被载漪斥为“言不祥”。不管罪名怎么编，实质都是一样的——这五个人挡了主战派的路，成了慈禧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事情到了议和阶段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八国联军在惩办祸首的问题上态度强硬，要求清政府必须严厉处置那些支持义和团、围攻使馆的官员。
但与此同时，各国公使团却提出了另一个要求：为许景澄、袁昶等五名被处死的官员平反。这些外国公使的理由是，五大臣当初反对排外、主张和列强维持正常关系，他们的死本身就是一场冤案。
这个要求让正在西安避难的慈禧颇为难堪。人是他下令杀的，现在洋人却要他为这些人恢复名誉。但形势比人强，联军占领了北京，谈判的主动权不在清政府手里。
为了尽快达成和约、让联军撤兵，慈禧只能接受这个条件。
1901年2月13日，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为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五人开复原官。
这道上谕后来被正式写入《辛丑条约》第二款，原文明确写着“因上年力驳殊悖诸国义法极恶之罪被害……奉上谕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一个战败国的朝廷，在战胜国的要求下为自己杀掉的官员平反，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实在罕见。
五大臣平反之后，民间渐渐有了“庚子被祸五大臣”的说法，也有人称他们为“庚子五忠”。这个称呼在民国之后仍然被沿用，虽然有争议，但史学界大体上保持了正面评价。
回过头来看这件事，五大臣当初反对向列强宣战，是基于对中外实力差距的判断。他们知道义和团那套“刀枪不入”的把戏靠不住，也知道以清朝的军力根本打不过八国联军。他们的主张在当时的主战派看来是“怯懦”和“奸邪”。
但从结果来看，他们的判断是对的。慈禧杀了这五个人，并没有挡住八国联军的脚步，反而让朝廷在议和时多了一道被动的工序：先得给自己擦屁股，把杀错的人重新扶起来。
列强要求为五大臣平反，当然不是什么“不计前嫌”的善举。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当初反对排外、主张和列强合作的官员被杀了，支持义和团、围攻使馆的官员反而受到重用，这种事情不纠正过来，以后谁还敢跟洋人打交道？
让五大臣恢复名誉，本质上是在为列强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布局，扶持一批愿意和外国合作的官员，打压那些排外的势力。
五大臣的悲剧在于，他们看清楚了局势，却挡不住一个王朝的疯狂。他们的平反来得太迟，也来得太屈辱，不是朝廷良心发现，而是洋人开了口。一个连自己杀错的人都要靠外国人来要求平反的朝廷，还有什么体面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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