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开投敌，后来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给日本人当起了傀儡，卖国的事干得明目张胆。
可在全面抗战刚刚打响的时候，国民政府权力核心内部还藏着一个人，他从来没公开站队投敌，面子上还是体面的政府高官，暗地里干的那些事，对初期战局的破坏比汪精卫更直接、更致命。
此人名叫黄濬，字秋岳，福建福州人。他父亲做到光绪朝的翰林，黄濬从小就有“神童”的名声，四岁认字，七岁就能作诗。
后来留学日本，回国之后一直在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里做官，凭着文笔好、会日语，一路做到了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
这个位置看着不起眼，却能接触到国家最高层的机密文件，每回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他都在场做记录。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全面开打。日本海军仗着长江航道往里运兵、送物资，沿江各口岸的日本军舰到处跑，对华东战局威胁极大。
国民政府高层商量了很久，拿出了一个大计划，在江阴要塞那边沉船、布雷，把长江航道彻底封死。江阴那个地方是长江最窄、地势最险的关口，把那里一封，长江中上游的日本舰船就全成了瓮中之鳖，跑都跑不掉。
当时长江沿线困着日本海军大大小小三十来艘军舰，外加几十艘商船，还有好几千名海军陆战队员。这个计划要是成了，等于把日本海军在华的主力砍掉一大块，淞沪会战的开局可能就是另一番样子。
这么重要的计划，知道的人极少。1937年8月上旬，蒋介石亲自召集最高国防会议，到会的除了汪精卫、何应钦、白崇禧这些核心人物，做记录的工作人员就两个，陈布雷和黄濬。会议再三强调绝对保密，谁泄露出去就枪毙谁。
结果会刚开完，当天晚上情报就到了日本人手里。
黄濬回到家，把封锁时间、沉船地点、兵力部署这些核心内容全部写下来，通过他儿子黄晟转交给日本方面。黄晟当时在外交部做副科长，也被他父亲拉下了水。
日本人拿到情报之后反应极快，连夜通知长江沿线所有军舰、商船、侨民，全速往下游跑。等到中国军队按计划赶到江阴要塞开始执行封江的时候，江面上已经空空荡荡。最后只截住了两条跑不动的商船和一些小艇。筹备了好几个月的战略杀招，一夜间变成了一纸空文。
这件事的后果远不止计划失败那么简单。逃出去的那些日本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就成了淞沪会战的头号主力。
舰炮轰击中国阵地，掩护日军登陆，后续兵力一批接一批地往岸上送。本来有机会在开战前就卡住日军咽喉的一步棋，就这么被自己人亲手放开了。
泄密之后没过多久，又出了一件事。蒋介石打算亲自去上海前沿阵地视察。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他坐英国大使许阁森的车过去，这样安全一些。
蒋介石起初同意了，但第二天又改了主意，觉得这样做有失国体。结果许阁森的车在无锡被日本飞机炸了。蒋介石的行踪也被泄露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这种事，傻子都知道政府核心层里有内鬼。
蒋介石下令严查。宪兵总司令谷正伦负责侦办这个案子。调查人员把能参加最高国防会议的人员一个个筛了一遍，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了黄濬身上。
特工跟踪他儿子黄晟时，发现黄晟经常去汤山温泉的军政部俱乐部跳舞，跟他跳舞的那个女招待被证实是日本间谍。后来又发现，黄濬在咖啡店里用交换帽子的办法传递情报。人赃俱获之后，黄氏父子对泄密的事供认不讳。
1937年8月26日，黄濬和黄晟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当天执行。第二天，《中央日报》登了消息，说一共十八名汉奸被枪决。
黄濬成了抗战期间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汉奸。听说行刑那天，这个平时斯斯文文、很讲究体面的才子型官僚，已经吓得瘫在了地上。
黄濬这个人做汉奸，跟汪精卫还不一样。汪精卫好歹还扯一面“曲线救国”的幌子，黄濬连遮羞布都不要，纯粹就是把国家机密拿去换钱。
汪精卫投敌是在抗战打了两年多之后，破坏主要在政治层面和士气层面。黄濬不一样，他是在战局最要命的时候，直接把军事机密塞到日本人手里，让敌人提前躲开了一记本来可能打疼他们的重拳。
江阴封江的计划没了，长江防线的先手丢了，淞沪战场的压力陡然增加，后面上海、南京一步步滑向更惨烈的局面。
这个人一辈子没在公共场合喊过一句“拥护日本”，面子上还是国民政府的机要秘书，干的却是最歹毒的勾当。比起那些公开投敌的汉奸，这种藏在权力核心、拿着国家机密换钱的隐形叛徒，有时候更让人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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